朱熹论曾子——兼论朱熹的子学建构

曾子历史地位的升格,朱熹于此贡献最大。他系统论证了曾子的道统地位,认为在“十六字心法”之外,独属于孔、曾之间的道统之传为“忠恕一贯”,并有着实质性影响。在他的视域中,曾子资质“鲁钝”“刚毅”,实则仁义礼智兼备,其孝亦“大矣”。朱熹对曾子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完整地确立曾子的圣贤人格形象和道统地位。综合来看,朱熹理学中理应存在一个子学系统,但基本为学界忽略。其子学体系的建构源于经学、子学、史学与哲学的互动,根本主旨在于对儒学道统、治统与学统的维护。

曾子的诗性品质与思想价值

《论语》原典中的曾子,在孔门儒学的思想创造活动中,大量运用孔门诗教的兴发方式。如引用诗文唤起弟子对“孝道”的认可,以“近”“远”空间修辞启发君子之道,以“弘”彰显践仁的“任重而道远”,以“堂堂乎”意象子张的仁者气象,以“自致”表达不能自已的真情实感,以“哀矜”悲悯之情告诫弟子为官之道,以“慎终”“追远”厚植“民德”,以“友”呼应和引发人格典范。其中“问”“省”“唯”“鲁”是曾子诗性品质的思想标识,“问”,即引发仁学精神的本然状态;“省”,是对儒学信念的反省能力;“唯”,蕴涵着对仁学精神的内在体认;“鲁”,体现出对仁学精神的坚信笃行。曾子的这种诗性品质和对仁学精神的反省与体悟能力,不仅使曾子的“忠恕”“孝道”“慎独”等思想学说,获得了一种诗性品质,同时也突出了孔门诗教兴发方式在孔门儒学创造活动中的思想价值,这是曾子对孔门诗教的重要贡献。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秦儒家的死亡观与人性论

曾子有疾,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句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而得以广泛流传。将其注解与曾子本人的品格相结合,可见曾子所代表的先秦儒家对死亡所持观念与人性论之间的微妙关系。儒家思想中存在着道德性的死亡观,且由于死亡的伦理意义及其对善恶判断的影响,使得儒者坚定自身德性。此外,死亡的存在影响了儒家人性论中的先验成分与现实的道德原则,产生善端并驱动善行,进而使将死之人能够遵循善道,发挥教化的伦理价值。这也成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伦理解释,体现了儒家以死立善、以言续道和以善为终的伦理精神。

董仲舒对曾子孝悌之道的传承与发展

曾子继承孔子孝悌思想,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孝道思想学派。董仲舒传承曾子思想,以儒为主,整合道、法、阴阳各家,以‚三才之道‛为基本构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对孝悌进行形而上论证,强化了孝悌之道的神圣性、普遍性、必然性、合理性,并影响汉武帝将其转化为治国之道,以德教为本,实行举孝廉、孝悌力田、重视《孝经》等,成为治国理民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开创了古代帝制社会‚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孝悌之道在历史上发挥了维护社会良风善俗与国家和谐稳定的功能,对于今天的社会教化、治国理政也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仁者安仁”到“仁以为己任”:儒家仁学从孔子到曾子的演进

孔子之“仁”具有不可言说性。在人类用语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目之”与“默识”蕴含直觉体悟和信仰的成分。知性认识无法达到对本体的观念性把握,直觉体悟和信仰是接近本体的有效路径。仁内在于人性,具有先在性,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普遍本质。从“安仁”“乐仁”“爱人”等观念分析,孔子仁论不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概念,也不仅仅是道德论层面的概念,实际上应该将其视为审美境界的概念。孔子仁学重心不在于从认识论维度界说“仁是什么”,也不单纯在道德层面表述“应该”,而是更多地关注身心合一。这种审美境界的仁学,对外在客观必然性已有所超越,其中蕴含自由与自由意志色彩。弟子曾子从两个层面深化孔子仁学:其一,从气论论证“人性仁”;其二,从工夫论的视域诠释仁,将仁学“下贯”于经验世界劈柴、挑水生活之中,形而上的仁学切切实实显现为世俗个体生命的学问。工夫论、心性本体论和政治哲学塑造了儒学内在基本架构。这一基本架构的铸造,曾子、孟子和荀子各领风骚。

儒家心性工夫论之建立——曾子与子思的工夫论

曾子作为孔门后劲,通过三省的工夫将儒家心性工夫论予以了基本确立,而"慎独""诚意"等工夫论都可溯源于他。子思则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模式为儒家心性工夫论确立了基础,因而儒家的心性工夫就在于如何"率性"。为此,子思特别重视"诚"的观念,天道是诚的,因而人道也应当是诚的。人道之诚,就是通过"慎独""诚意""节欲"等工夫使自己"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之心"发而皆中节"达到和。

儒者之死--曾子临终言行的死亡哲学义蕴探析

曾子是孔门大哲,他的临终言行是儒家思想史上难得的记载。曾子临终注重肉身向父母、祖宗的复归,注重道德精神的关注和礼仪的持守,这和曾子之学中所体现的注重内在修养和践履孝行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曾子临终言行体现的个体与整体、精神与肉身关系的思想,在儒学中发展为皈依宇宙大生命的内在超越论,个体在由父母子女、祖宗、人类、宇宙万物构成的差异一体中达到永恒,这种死亡哲学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巨大,也是建构现代中国人终极关怀理论的重要借鉴。

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孔子“一贯之道”定论析疑

《论语·里仁》所载曾子之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孔子"一贯之道"的定论。但是,这个未经孔子审定的定论是很可怀疑的。它涉及孔子学说的精髓,故而不可不辨。其实,曾子的才华、出此言时的年龄、学问境界及其治学方式,都不足以支持其能够独知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涉及博学、修身、安人、安天下,不是"忠恕"二字可以统贯的。忠恕是拘谨的、自我限制的、但求无过的。把忠恕视为孔子之道的精髓,是曾子自己的体会,这与曾子本人的性格和境界有关。"忠恕而已矣",不过是曾子对其所得孔子之道的精微表述,而非孔子本人的"一贯之道"。

颜氏之儒考述

《韩非子·显学篇》有"儒分为八"之说,其中"颜氏之儒"所指是否颜回一派,学者多有分歧。而之所以出现分歧,其中一个原因便在于颜子生卒年存在多种异说。通过对各种意见的分析考辨,我们确定颜子当少孔子三十岁,卒时为四十一岁。而且,颜子当有门人,其学得以传承,可以形成一派。韩非所谓"颜氏之儒"当指颜子一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颜子与曾子、思孟,颜子与庄子的学术思想关联问题。

世界阅读史上的中国奇观——《论语》古今流传的阅读简史

文章流传不外乎口耳相传和读写相传两种手段。从跨越时空的传播来看,主要是文字作品吸收和表达的读写相传。曾子文章的古今流传属于儒学经典阅读的精神生产流程。经学是国学的关键,儒学的核心。经学史具体表现为文章经典的阅读史,是历代读者对精神宝典进行再生产的创造史。《论语》古今流传近25个世纪,解读本达2 000多种,这是汉文阅读史上绝无绝有的奇观,在世界阅读史上也是罕见的,引以自豪的。

《孝经》《大学》对《周易》的读以致用——阅读的“潜水作业”之二

阅读的"潜水作业"是实现经典深阅读的有效方略。曾子主著的《孝经》、《大学》,创造性地运用了《周易》的精神,开拓了"义理易学"。

自我教育:曾子“文教”思想的一座高峰

曾子是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位伟大教育家,其文章著述中提出的"自知、自明、自微、自致、自谦、自安、自强、自胜、自省、自责、自舍、自专、自顺、自反、谨微、慎独"等系列观点,多方位多层次地阐发了"自我教育"的内涵,成为曾子"文章文化教育"论的一座思想高峰,开启了"主体性教育"的先河。

简论曾子的人生境界观

与曾点的“狂”不同 ,曾子的生活态度要严谨得多。在曾子看来 ,“仁以为己任”对人而言是一种使命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宿命。这种宿命不是在限制着人 ,而是在成就着人 ,成就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成就体现在对生的反思和对死的领悟当中 ,体现在对道德生命的敬畏和对“仁”的觉悟当中。

论曾子文章的气势

文章气势是指文本的气质和声势,简称"文气",它是由自然天气、社会风气、作者内气、文意正气、文事元气、文序底气、文技运气和文辞声气等内外因素综合形成的动势。曾子很少专论"气"和"力",但他的文章却篇篇理直气壮,魅力四射。从气势的角度研究曾子文章,这是前人未曾做过的。

曾子研究综述

曾子是孔子晚年最杰出的弟子之一,他既是孔子学说的主要传播者,又是思孟学派的开启者。在儒家文化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学术界对曾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世、生平、著作、孝道思想、学派等方面。随着郭店楚简、上博简的出土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对曾子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行了进一步拓展。

曾子的伦理哲学及其文章道德观

曾子五大伦理是对孔子伦理哲学的全面继承,内容包括"阳施阴化"的天人伦理、"孝悌为本"的社会伦理、"德本财末"的经济伦理、"奉相仁义"的政治伦理、"仁者爱人"的道德伦理。曾子的忠恕修心是对孔子伦理哲学的重大发展。曾子文章道德观包括言必有中,言必有主等7个方面。

乐正氏之儒的“泛孝论”及与思孟学派的关系(上)

曾子不仅影响了以后的思孟学派,其弟子乐正子春也是孔门后学较有影响的一派。该派以孝为核心,发展出一种“泛孝论”思想,其与重视仁的思孟学派存在既对立又有联系的复杂关系。

《周易·象传》与曾子

本文从曾子作《象传》的可能性、曾子作《象传》的证明以及曾子作《象传》的目的三个方面,论证了《周易·象传》与曾子的关系,认为《周易·象传》为曾子所作。

《论语》、《曾子》对《礼记》的读以致用——阅读的“潜水作业”之六

阅读的"潜水作业"是实现经典深阅读的有效方略。曾子文章对《三礼》的读以致用,《论语》有16例,涉及礼制的"泛论"和礼仪的"具论";《曾子》有10例,体现了文篇与书本的密切关系,它们发挥了孔子的"礼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