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与张士诚政权关系考论

高启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非常复杂。根据高启与徐贲、张羽等人的赠答唱和作品及其为饶介写的赠序,可以确定高启曾做过张士诚丞相府的记室,但不久辞去。后来高启之所以未被朱元璋迁谪流放,主要原因或在于他做记室时张士诚为元朝“太尉”身份。张士诚自称吴王后,高启与张吴政权的关系由近转疏,其主要原因则在于高启以蒙元王朝为正统、以张吴政权为“僭伪”的政治立场。

张惟赤《入告编》的编纂、刊刻与版本流传

《入告编》是张元济九世祖、清初著名谏臣张惟赤的奏议别集。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年张惟赤刻本为现存最早之本,康熙三十一年张在原书版的基础上修改序文并增刻《遗编》,此书方成定本。但因该书流传不广,各家对其版本源流和刊印过程不明。宣统三年,张元济以嘉庆修补本为底本将此书重辑排印,因整理时未能参校其他版本,使其仍有不少讹误。此外,清内阁大库档案对张惟赤奏疏亦予以收录,《入告编》校正档案失误之功不可忽视。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金元四大家的脾胃观

刘完素认为脾胃为万物之母 ,一身之本 ,用药注重保护胃气 ,用温燥以治过盛之湿 ,寒润以治燥热、干涸 ,并把胃中润泽置于重要地位 ;张从正主张用汗吐下法祛陈 艹坐 洁肠胃 ,以保护胃气 ,并以淡粥养之 ,以利恢复胃气 ;李杲提出脾胃为元气之本 ,升降之枢。凡饮食不节、劳役过度、精神刺激可令气火失调 ,升降失常 ,导致脾胃内伤 ,而精神因素起先导作用 ,治疗注重升发脾胃阳气 ;朱震亨认为谋虑神劳 ,嗜欲无节 ,思想不遂 ,恣意饮食 ,过分劳力 ,竭力房事 ,皆可损伤脾胃清纯冲和之气 ,导致阴阳失调 ,在滋阴降火之时 。

张居正密谋“王大臣案”的确证

近年来,有些学者为了维护张居正的完美形象,竭力否认其参与密谋"王大臣案"问题。然而这并非历史事实。万历元年正月案发,张居正不仅上疏追查幕后"主使勾引之人",意图谋杀政敌高拱,而且还公然违背祖制,窜改揭帖,留下"历历有据"四字把柄。由于被权臣杨博、葛守礼抓住,朝野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张居正再次上疏要求"稍缓其狱",并匆匆处死王大臣以灭口。结案后,他又竭力辩白收功,试图掩盖当初谋杀高拱的阴谋。这是他参与密谋此案的确证,诸多明清历史文献也有明确记载。只有对张居正必须进行历史与道德双重评判,才能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

论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动因

活动于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罗人张保皋,是东亚世界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关于张保皋的海洋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日学界就掀起了研究热潮。本文即在此前研究基础上,对当时中、韩、日航路的开辟及其频繁利用,海船制造技术的提高,人们对海洋潮汐认识的提高及掌握程度的加深,唐中后期缘边地方政府对边疆事务的权力和态度,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原发力来自何方等问题试作探讨,力图从不同的侧面对张保皋海洋活动提供新的解释。

谢章铤为台湾府教谕刘家谋所作序跋传记祭文之讨论——兼论谢章铤的古文

长乐谢章铤诗词古文兼工,古文最著。道光末,谢章铤与侯官刘家谋定交,诗词多有倡酬。刘家谋往台湾府任教谕,同治初卒于任上。刘家谋卒后,谢章铤为作序、跋、传记、祭文多篇。这些古文表达两人的情谊,以及谢氏对闽海时政的关注。谢章铤这些古文固然体现他的古文观,即修身养气,读书穷理,修辞立诚,而较之作者早期的古文更为务实。谢章铤十分赞赏高澍然的古文,又指出高氏古文缺少"长江大河万怪皇惑"的境界;其实谢氏的古文虽然较高氏务实,但仍然未能达到这一境界。把高澍然一派的古文推向这一境界的,似只有金门林树梅能胜其任。

李鸿章与刘郇膏之交往及关系考察

李鸿章与刘郇膏同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 ,有“同年”之谊。在江苏省共事五年期间 ,善于处理传统政务的刘郇膏给予李鸿章较大帮助。尽管李鸿章曾抱怨刘郇膏才识短绌 ,缺乏洋务、应变之才 ,但仍委以重用 ,并称他与自己“一鼻孔出气” ,为僚属中不可多得之人。

由学侣到政敌——论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

明隆万名臣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有一个由学侣到政敌的转变过程。大体而言,隆庆五年秋以前,由于他们的经世志向、改革纲领和学术思想的基本一致,使其能够携手共政,力行改革,并开启隆万改革运动之先河。但这之后,他们的矛盾冲突和权力斗争渐趋激化,最终导致张居正"附保逐拱",并借"王大臣案"酝酿诬杀高拱之阴谋。虽然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但却表现出封建专制体制下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张居正的失德之处乃至人性之恶。研究高张由学侣到政敌之关系转变,既有助于认识隆万改革运动的传承发展,也有助于把握隆万交替时期的政局走向。

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

高拱《病榻遗言》考论——与赵毅教授商榷

赵毅教授撰文提出，张居正倒台原因中包含高拱权谋“因素”，此说值得商榷。本文认为：（（病榻遗言》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

张杲与《医说·药名之异》研究

张杲是新安医派的著名医家,撰有《医说》一书。此书为医史专著,对后世考镜学术源流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有"药名之异"篇,记载了许多当时常用药的异名,其中一些药物异名的记载,值得探讨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分析,从文学、医学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篇中"南威,橄榄也"一说与引书原文不符,或为笔误。"卢橘,枇杷也"一说,是由来已久的混淆。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高拱与张居正关系之逆变

明隆万时期内阁首辅高拱与张居正既是学侣又是政敌。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治国理念、政治纲领、学术思想的基本一致,使其能够携手共政,力行改革,开启隆万大改革的序幕,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另一方面,在封建专制制度形成的中央集权条件下,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的权力之争、矛盾冲突,具体表现为用人与收恩、惩贪与纳贿、掌权与夺位的对峙,最终导致"张胜高败"的结局。探寻高、张间由学侣到政敌的逆变,有助于认识隆万政局的走向,隆万改革的传承。

《妻妾成群》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之比较

《妻妾成群》中苏童对姨太太的描写,暗示生命的浮躁、萎谢,反映了女性身陷绝境而不自觉的意识状态、行为方式以及在男性压抑下生存的悲哀。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侧重反映女性的一种叛逆,但最终也未能挣脱男性笼罩下的圆圈。苏童采用了"井",有一种神秘的象征,也带有颇浓的宿命色彩;张艺谋则代之以红灯笼,它作为一种载体既存在于故事中,又与人物的命运相关。红灯笼是陈家宅院里欢娱、恩宠、情爱、荣耀的象征,它代表着全部的"幸福";反之,封灯则意味着凄清、黑暗、孤寂,象征着所有的不幸。

论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的意涵及思想来源

政治调和是前期"甲寅派"最重要的思想。作为该派精神领袖,章士钊在民国初年率先提出调和立国的主张,到处讲调和,但他从没有专门给调和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作为章士钊的追随者,李大钊、李剑农和高一涵等不仅认同章士钊的调和观念,而且对其进行了发展。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主张的内容,基本可以用"相抵"、"有容"、"相让"六个字来概括。其政治调和主张的来源,主要是近代英美等国思想家的调和理论,而非中国传统的调和思想;同时,从中也可隐约看到梁启超的影响。

文字改革语境下章草书体的历史命运与当代启示

在20世纪初的文字改革潮流中,久被历史冷落的章草书体,在适逢地下文献出土、影印技术发展以及学界搜集整理等众多条件的合力推动下,受到了一批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并将其运用到文字改革的方案之中,一度表现出良好的复苏态势。然而受现实语境、实用缺陷以及字体发展规律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已具兴盛之势的章草书体历时不久便以衰落而败退。以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现代书家的章草理论著作为重点考察对象,着力从草形、释正等方面进行探究,可以看到章草书体在民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民国章草书体的兴衰,对促进当代文字改革以及草书艺术的发展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章高元与中日甲午战争——兼论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的表现

清军将领章高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命增援前往辽东战场 ,在盖平战役中他不畏强暴 ,奋勇杀敌 ,建树了英雄业绩 ,虽败尤荣 ,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坚持抵抗态度 ,但违心服从清廷旨意 ,对其后丧地负有一定责任。应肯定章高元是一个有作为的抵抗派人物 ,是功大于过的爱国将领。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