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骏祥佚文《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考释

署名“弓马示”的书评《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曾被认为是文学批评家李长之所作,其实不然。根据笔名字面含义,查阅多种笔名录,兼以比较文章所涉专业领域等信息,研究发现真正的作者应是张骏祥。张骏祥是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理论家和导演,他的评价能够鞭辟入里,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戏剧演出和诗歌朗诵都作出一定贡献。

底泥中多种有机氯及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同时测定法

气相色谱法同时测定章江、贡江底泥中多种有机氯及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以石油醚-丙酮(4:1)超声波提取,有机氯农药回收率82.4%-115.2%,相对标准偏差为2.22%-7.69%(n=5);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回收率84.3%-110.5%,相对标准偏差为2.49%-8.69%(n=5);方法适用于底泥样品中农药残留测定.

《章次公医案》治痹证用药特色探析

深入分析了《章次公医案》治痹证用药特色,总结出其辨证首分虚实,善用虫药,法随证变的治疗特色,并对重用西河柳、附子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从药理学角度分析虫类药、西河柳、附子的镇痛作用机理,为现代临床医家治疗本病辨证用药提供借鉴依据。

章次公先生应用附子的学术渊源与临床经验

章次公先生临床广泛应用附子 ,这与他的学术渊源有关。章氏通过发皇古义、广涉历代各家医集旁及西学以融汇新知 ,并经过大量临床实践 ,而获得应用附子的宝贵经验。并介绍运用附子治疗温热病、痛证、血证。

《真灵位业图》“九宫”位的两个问题

《真灵位业图》"九宫"位的设置是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九宫"观念的一种继承和改造;九宫位主神张奉出于《真诰.稽神枢》正文,该正文则源于晋谢沈的《后汉书》,而陶弘景的注释仅出自《三国志.魏书》,未能追溯到谢氏的记载。通过这两点的分析,有利于深化我们对《位业图》"九宫"位的认识。

《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伪书考实

旧题元人陈秀民著《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是两部较为知名的专门评说苏轼诗文的文话、诗话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指出二书体例不纯,采辑随意,并杂收明人著述,故怀疑其是伪作,但未能定谳。今人因缺乏确凿证据证成其伪,仍重视二书的价值,多所利用。实则《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确为伪书,二书是截取王世贞编著、璩之璞增补《苏长公外纪》卷四、卷五“诗话”“文谈”,冒名元人陈秀民,别署书名,以充秘本。如此,以往建立在二书真实性基础上的相关研究和结论,应重做审视。

“西厢记”中张珙形象异议

自明清始人们对“西厢记”里的张珙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他是一个知书达礼、忠厚机灵、恭俭温良的人,但笔者仔细研读该剧后发现,在元初王实甫的《西厢记》中,他是一位庸俗无行、机诈百端、心地歹毒之辈,与明清以后的张珙大相径庭。

由学侣到政敌——论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

明隆万名臣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有一个由学侣到政敌的转变过程。大体而言,隆庆五年秋以前,由于他们的经世志向、改革纲领和学术思想的基本一致,使其能够携手共政,力行改革,并开启隆万改革运动之先河。但这之后,他们的矛盾冲突和权力斗争渐趋激化,最终导致张居正"附保逐拱",并借"王大臣案"酝酿诬杀高拱之阴谋。虽然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但却表现出封建专制体制下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张居正的失德之处乃至人性之恶。研究高张由学侣到政敌之关系转变,既有助于认识隆万改革运动的传承发展,也有助于把握隆万交替时期的政局走向。

道学谱系下的张横渠“气”论研究

本文认为,被看作道学家的横渠,其学说只有在道学的语境下加以解读,才是合理的解读。横渠“气”学的要义不在于建立一种“气”的本体论,而在于与之相关的工夫论。就工夫论而言,横渠最大的贡献是从“气质之性”的角度来讨论“气”的问题,从而将人的气禀问题引进到道学的视野之中。

张居正密谋“王大臣案”的确证

近年来,有些学者为了维护张居正的完美形象,竭力否认其参与密谋"王大臣案"问题。然而这并非历史事实。万历元年正月案发,张居正不仅上疏追查幕后"主使勾引之人",意图谋杀政敌高拱,而且还公然违背祖制,窜改揭帖,留下"历历有据"四字把柄。由于被权臣杨博、葛守礼抓住,朝野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张居正再次上疏要求"稍缓其狱",并匆匆处死王大臣以灭口。结案后,他又竭力辩白收功,试图掩盖当初谋杀高拱的阴谋。这是他参与密谋此案的确证,诸多明清历史文献也有明确记载。只有对张居正必须进行历史与道德双重评判,才能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高拱《病榻遗言》考论——与赵毅教授商榷

赵毅教授撰文提出，张居正倒台原因中包含高拱权谋“因素”，此说值得商榷。本文认为：（（病榻遗言》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

高拱与张居正关系之逆变

明隆万时期内阁首辅高拱与张居正既是学侣又是政敌。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治国理念、政治纲领、学术思想的基本一致,使其能够携手共政,力行改革,开启隆万大改革的序幕,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另一方面,在封建专制制度形成的中央集权条件下,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的权力之争、矛盾冲突,具体表现为用人与收恩、惩贪与纳贿、掌权与夺位的对峙,最终导致"张胜高败"的结局。探寻高、张间由学侣到政敌的逆变,有助于认识隆万政局的走向,隆万改革的传承。

“俺答封贡”的决策问题

"俺答封贡"的主要内容包括受降把汉那吉、封贡和互市,以及进一步整饬军备等。此间,方逢时、王崇古等边臣以战略的眼光收留了把汉那吉,主张受降、封贡和互市,是"俺答封贡"的具体执行者;高拱、张居正等阁臣自始至终悉心筹划、指示方略,支持和保护边臣,力排异议,尽心竭力;穆宗坚定地支持阁臣。封贡、互市实现后,明廷进一步整顿军备边防,使明代北部边防形势大为改观,经济复苏,人民生活日趋改善。可见,边臣方逢时、王崇古等,阁臣高拱、张居正等,以及穆宗都在俺答封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功不可没。因此,俺答封贡受到学界的很高评价,而高拱等人更是赢得了极高的赞誉。

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从姚雪垠、张一弓的创作谈起

姚雪垠以历史小说《李自成》彪炳于世 ,张一弓以当代题材《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享誉文坛。他们的创作都处于一种“不吐不快”而又“心有余悸”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姚雪垠向现代求援 ,以期求得政治上的庇护 ;张一弓则向历史求助 ,以此来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他们在达到目的的同时 ,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思考这种文化现象的成因及其带来的艺术上的巨大损失 。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萧公权宪政思想述评——兼与张君劢比较

萧公权以学人论政的方式为当时的学术界和政治界贡献了自己在宪政方面的知识与理解。他对宪政精神的领悟、宪法内容的探讨、政治当局的批评展现了其敏锐的专业视角和细致的学理分析,于学术和政治均有所补益。萧公权与张君劢同为宪政专家,但二人致思理路不同,张君劢注重现实政治的妥协而在贯彻宪政精神上有所偏误,萧公权致力于学理探讨而往往曲高和寡。

修辞学研究的三境界——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给我们的启发

张弓先生《现代汉语修辞学》出版至今已超半个世纪,但仍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这与张弓先生在修辞学研究方面有强烈的锐意创新意识有关。由张弓先生修辞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中国修辞学要想继续前行,在理论上有新建树,就必须有"突破旧框架,建立新体系"的意识,在研究思路上要"找准目标,定向突破",在方法上要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只有臻至这三种境界,中国修辞学研究才会再创新局面,再有经典之作问世。

高拱缺失相材吗?——与赵毅教授商榷之二

赵毅教授提出的高拱 "相材缺失论",不符合史实。高拱于嘉靖末年入阁,由于与首辅徐阶政见政纲之分歧,而被徐阶逐出内阁,决非所谓 "以群辅搏首辅,有违做官之道,大失人望"所致。隆庆三年末,高拱复政后,内阁诸臣之去,也是由于政见政纲之不同,决不能归因于高拱一人,这实际上均是权欲极强的张居正一人所为。高拱为相为人 "公正廉直",论相业功绩不亚于徐、张,论人格品德又比徐、张高尚。认为高拱 "相材缺失"不仅有失公平公正,而且也有悖于历史事实。

论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变化

细理张季鸾的思想脉络 ,其新闻思想经历了由“以自由为本位的英美式报刊理念”向“以服从为主旨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变化 :在对报纸性质的认识上 ,经由了“独立的舆论机关”到“国家的宣传机构”的变化 ;在对政论时评的认识上 ,经由了“言论自由”到“言论统制”的变化 ;在道德观上 ,经由了“忠于‘主义’”到“服从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