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杨慎批点《文心雕龙》考

杨慎是明中期重要文人,在明代文坛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文心雕龙》明代的首个批点本,杨慎批点本反映出杨慎本人乃至明代文学风向之转变,并开启了明代《文心雕龙》评点的潮流,这对明朝中后期的诸多文学流派借鉴、继踵六朝之风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前人对批点本成书时间并无深入研究,忽略了杨慎其他著作中对批点本的征引及杨慎生平经历中存在的确定撰作时间的线索。考证可知,杨慎批点《文心雕龙》在嘉靖四年,这展现了杨慎与张含文学交往的一个侧面,印证了杨慎文学研究重心自先秦两汉至六朝的转变,以及其强调“情”的价值、将风雅传统与六朝绮靡风格进行弥合的尝试。

论项梁并非因骄傲轻敌而败

以《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高帝纪》等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项梁因骄傲轻敌而败。吕思勉《秦汉史》则认为,此为“诬辞”,并非事实。吕氏所言准确。兵力上的敌众我寡、粮草供应上的敌有我无,是项梁败亡的首要原因。情报不足是项梁败亡的另一重要原因。项梁“不知彼”,对于章邯军的变动情况了解不多,从而导致防备不足。项梁在接连取胜之后,确实曾“轻秦,有骄色”,但为时不久。在“章邯兵益盛”之后,项梁对秦军的态度就转为重视和“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寻求盟友的支持。因此,不宜将项梁已改正的“轻秦”与后来的战败联系起来,当作项梁战败的原因。

论张纯的学术特色及其对光武朝制礼活动的影响

张纯传习汉代旧制,却具有扎实的经学基础,在光武朝的制礼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纯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学的深入研究,对西汉旧制的继承与学习,对经说之外其他来源的古文材料的重视,以及他独特地将经说与汉制相互结合的能力。而张纯学术特点的形成,不仅来源于其学习领域的广博,也是汉代通议、协商制礼的政治习惯的产物。尽管张纯最终未能直接参与到中元制礼的实践过程中,但他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影响力为整个制礼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光武朝制礼运动中起到主导与推动作用。

吴贞《伤寒指掌》疫病学术思想探析

吴贞所著《伤寒指掌》蕴含丰富的疫病辨治思想,书中关于疫病防治的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吴贞认为疫病类伤寒非一般伤寒,并将疫病分内、外因进行探究,除采用传统病性分类法外,创造性地提出了疫病手、足分型。察舌诊疫是吴贞最具代表性的疫病诊疗学术特色,为后世疫病的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吴贞据病择法,灵活运用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统方遣药,治疗疫病。本文从疫病成因、疫病分型、察舌诊疫、治法方药等四个方面对《伤寒指掌》中的治疫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当代疫病的诊疗提供思路,丰富和完善中医防治疫病体系。

基于《黄帝内经》思想探讨张仲景眩证论治规律

明确《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传承关系,分析《黄帝内经》眩晕论治思想对张仲景的影响,梳理总结《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论述眩证的内容,从外邪致眩、痰饮致眩、因虚致眩等方面,探讨张仲景眩证论治规律,以期为临床辨治眩证提供参考。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张芝“转巧”草书探析

书法史称张芝的草书集众家之长,“转精其巧”,为一代“草书之祖”。在张氏家族删减儒学经典求新求变传统的影响下,张芝锐意于改革草书,使其草书具备了行云流水之势和刚健遒劲的笔力特点。流水之势是张芝在人性觉醒的时代背景下任情自然、委于造化的结果,而刚健遒劲的特点则与凉州劲悍的地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张骞与汉代苜蓿引入考述

汉代输入苜蓿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不是由张骞引入的在认识上还有分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考证归纳方法,从张骞通西域的背景、动机目的,乃至经历与影响,以及张骞带归苜蓿种子形象的产生等方面出发,对张骞与苜蓿引入的关系进行了考释梳理。到目前为止,对张骞引入苜蓿种子的看法主要有4种观点:(1)张骞引入苜蓿种子说;(2)张骞未引苜蓿种子说;(3)张骞传递苜蓿信息说;(4)张骞通西域纪念说。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证明张骞就是取回苜蓿种子的汉使,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苜蓿进入我国与张骞通西域密不可分。张骞从西域带回了大宛国盛产苜蓿的信息,为后来的"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奠定了基础。或许在苜蓿进入我国的过程中,由于张骞带回来的信息,使汉朝知道了大宛国盛产苜蓿,并且是汗血宝马最爱吃的饲草,也正是有了这些信息作支撑,汉使才取回苜蓿种子。因此,不论张骞是否带回苜蓿种子,他在苜蓿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enH_2)_4Na_4H_3[(VO)_(12)O_6B_(18)O_(42)]·8H_2O的水热合成和晶体结构

在水热的条件下合成了多钒硼酸盐(enH2)4Na4H3[(VO)12O6B18O42]8H2O, 化学式为C8H59B18N8Na4O68V12 (Mr=2253.45), 用单晶X射线衍射方法测定了它的结构, 该晶体属单斜晶系, P21/n空间群, 晶胞参数为a = 13.8989(4), b = 16.1954(5), c = 14.4520(4) ?β = 94.7490(5), V= 3241.95(16) ?, Z = 2, Dc = 2.308 g/cm3, ?= 1.819mm-1, F(000) = 2234, 4798个可观察衍射点(I > 2s(I)), 最终结构精修到偏离因子R = 0.0449, wR = 0.1163, S = 0.996。在该化合物的结构中, V12B18簇是由环状的B18O42通过18个B(μ3-O)V键被2个V6O18环夹在中间组成的, V12B18簇通过4个Na+与相邻的簇相连, 形成二维网状结构, 孔道尺寸为6.109×10.562 拧?

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

针对我国在汉代苜蓿引入者认识上的分歧,本文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采用文献考证法,在收集查阅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开展文献的整理排比、甄别考证和爬梳剔抉,并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结果表明,不论是史学界、农史界,还是草学界在对汉代苜蓿引入者认识上,大体上有4种观点,一是苜蓿是由出使西域的汉使带回来的;二是由出使西域的张骞带回来的;三是由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回来的;四是苜蓿引进者的不确定性。但是,最接近史实的为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虽广为流传,并被众多学者所采纳,但缺乏直接的史料支持;第三种观点目前还未被人们所接受。因此,第二或第三种观点尚需挖掘史料,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

地月三体问题下L1-地球低能转移轨道设计

针对地月拉格朗日L1点流形无法到达地球附近的问题,介绍了基于扰动流形的L1-地球转移轨道设计方法,首先构造了扰动流形的参数化形式,通过搜索四维参数空间,给出了多种经过数值优化的转移轨道,在总结数值仿真结果的基础上提出采用轨道角动量定性分析轨道转移机理的方法,明确了L1-地球转移轨道的设计应以降低轨道角动量为目标,克服了以往优化方法搜索的盲目性,揭示了转移轨道所依据的动力学特征,最后给出了基于轨道转移机理设计的低能转移轨道,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唐代诗人事迹新证

新出土文献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诗人事迹的主要方面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而进行拓展研究。诸如崔颢的郡望与仕历、韩愈的交游、苗发的行第等,都可以利用出土文献进行重要的补充。对于以正史为主的诗人传记资料的讹误,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订正,从而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唐诗研究的空间。

故宫博物院藏《张瀚宦迹图卷》初步研究

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张瀚宦迹图》描绘了明中后期官至吏部尚书的张瀚的官宦生活。本文通过对此作图像内容的考证,在比对图文关系的基础上,对此图的原貌、作者及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汉代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考述

苜蓿不仅是世界性优良牧草,而且也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象征,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虽然苜蓿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但是苜蓿是什么时间传入我国的,不论是草学界还是农史界乃至史学界对其看法不一。本文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试图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时间或使者往来于汉的活动背景,对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进行梳理归纳和考释,以期对其有个清晰的认识,为我国苜蓿起源和苜蓿史研究提供依据。研究表明,目前对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有4类看法:1)围绕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确定的苜蓿输入我国的时间,主要包括公元前139年/138年、公元前129年、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9-115年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带回;2)围绕汗血马引入我国的时间,即公元前102/101年;3)时间不确定;4)张骞死后或其他时间。经考证,张骞公元前139年/138年、公元前129年带入苜蓿的观点明显不妥,公元前126年带归苜蓿的观点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从实际需求出发考证,苜蓿与汗血马同时输入我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他两类看法还需要挖掘史料做进一步的证实。

试论张家山汉简《钱律》

汉简《钱律》反映了汉代在盗铸钱上的“告诉”与连坐制度。通过与唐律相比较 ,发现唐律中关于私铸钱犯罪的有关规定显然是由汉律继承发展而来。

《伤寒论》论治失眠探析

中医经典名著《伤寒论》对失眠的论治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失眠不同病因病机,《伤寒论》认为失眠的发生病位在心、病机关键为阳不入阴,治疗首当辨清阴阳之异,遵循平衡阴阳、调和营卫的原则,分别采用相应治法,并创制了多首治疗失眠的有效方。《伤寒论》中对失眠的论治,笔者从阴阳两方面对其进行总结,对失眠的临床诊疗进行探析,包括失眠的理论、治则治法、方证运用等。

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满汉矛盾始终是支配晚清政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晚清重臣张之洞鉴于满汉矛盾日益尖锐的严重局面,从稳定满清王朝统治基础出发,呼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满汉矛盾,尽早将化解满汉畛域问题纳入政治改革纲领。但是,由于皇族擅权、亲贵用事,满汉矛盾不见消解,反而日益尖锐,国事不堪收拾,终至崩溃。张之洞虽身为枢辅重臣,眼见亲贵并出,国事日非,却在专制体制的钳制下谏诤无效,一筹莫展,最终忧郁抱憾而卒。满汉畛域对于晚清政局的演变和张之洞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