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淮深重修北大像的年代再探

S.4782《算会牒残卷》的写作年代寅年为咸通十一年(870)岁次庚寅。牒文中所载咸通十年(869)“官修弥勒”当即《张淮深碑》与P.4660(10)《勾当福田判官辞弁邈真赞》中所记张淮深重修北大像之事,此次重修发生在咸通十年二月底。

再论晚唐凉州控制权的转移问题

张淮深于咸通十二年(871)发动了针对嗢末的战争,并再次成功收复了凉州。“五稔三迁”是指张淮深咸通七年至十二年(866—871),由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升任沙州刺史充归义军兵马留后,继而进称户部尚书的过程。唐王朝于咸通十二年停置凉州节度,新设河西都防御,阴季丰是张淮深再收凉州后的首任河西都防御使。乾符三年前,唐王朝将河西都防御的辖区由六州调整为凉、甘、肃三州。继阴季丰之后任河西都防御使的还有郑尚书、翁郜、郑从嗣和冯继文等人。

莫高窟第156窟营建史再探

莫高窟第156窟是敦煌石窟代表窟之一,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是吐蕃之后莫高窟洞窟营建新的里程碑式洞窟,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对其营建年代和洞窟功德主,根据窟内供养人题记和《莫高窟记》,学界有不同观点,传统认为洞窟建于大中五年至咸通六年,其中前室和甬道是由张淮深续修完成。也有大中十二年完成说。经仔细梳理归义军相关史实,重新省思题记题写的习惯,可以肯定张淮深没有参与该窟的营建工程,实由张议潮主持下完成,时间当在大中五年至大中十年间。

敦煌本《张淮深变文》当为《张议潮变文》考

敦煌伯3451号写卷,首尾皆残,题目散佚,体制上属于变文,故孙楷第拟名《张淮深变文》,而学界多从之。文章根据变文对朝廷使者第一次到沙州的情景叙述及尚书打回鹘的时间,考证本卷中的"尚书"应为张议潮而不是张淮深;本篇应当拟题为《张议潮变文》。

《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

本文主要根据法藏敦煌文书P.2913V《张淮深墓志铭》及从非常著名的《张淮深碑》抄件(S.6161A+S.3329+S.141564+S.6161B+S.6973+P.2762)卷背诗文中新找到的相关记述,对这些文书及其折射的归义军史诸问题进行了辨析考证。指出:《张淮深墓志铭》为葬后补写,当撰于索勋当政期间,即景福二年至乾宁元年(893—894),略晚于同是张球所撰作的《索勋纪德碑》;通过对上述文书及当时敦煌史事的分析可知,索勋掌权后曾有过迁改葬张淮深及其诸子以安抚张淮深旧属等举动,表明在张氏家族的内讧争斗中索勋的态度相对和缓,不像张淮鼎、张议潮十四女及李氏诸子那样激烈;与张淮深同时遇害的主要就是其与陈氏夫人所生六子,并无陈氏本人,张淮深其余儿子则因非陈氏所生而没有死于此难,推测张淮深当与诸嫡子政见一致,而诸庶子在此次血腥政变中的地位与作用特殊;张球撰作上述文书时非常用心,遣词用字均仔细斟酌考虑,透过其于字里行间的隐晦表述,我们既可以索解出部分研究线索,又可以感受到张球与张淮深感情之深厚与行文之老到。

敦煌张氏归义军及西汉金山国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探究

收复瓜沙后建立的张氏归义军地方政权奉唐为正朔,不断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第二代实际统治者张淮深为巩固权力,曾对唐朝廷的封赏充满期待。至第三代张承奉时,于唐朝灭亡的特殊情势下,建立了西汉金山国政权。该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僭越性,但一定意义上又与中原王朝根脉相连,是中原王朝在河西地区力量的延续和汉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

敦煌佚名诗研究刍议——以《张淮深碑》写本卷背诗为例

敦煌文书中留存有大量已佚失作者姓名的唐五代诗作,为传世文献所未存,具有极高的文史研究价值,本文即以《张淮深碑》写本背面保存的无作者署名的19首诗为例,探讨敦煌佚名诗之作者考证、敦煌佚名诗的文史研究价值,以及敦煌佚名诗与敦煌社会文化史和敦煌地区史研究的关系等问题。

敦煌写卷《张淮深碑》背后佚名诗文稽年

敦煌写本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正面所抄《张淮深碑》早为学界所知,研究已经相当充分,然对于其背所残19首诗文,学界关注度很不够,其实,这些文献都是很重要的,具有补正文献、补正历史之价值。以该文献为依据,结合张氏敦煌的人、事、物,以及对文献年代之考证,可以看出,诗文作者很可能应为敦煌著名作家张球,从某种意义上说,19首诗可谓张球一生履历的具体写照。

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研究综述

对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的研究热点,自20世纪初以来,已取得一批丰硕成果。具体而言,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张淮深的上台与称号;二、其政权与中央王朝和周边民族政权之关系;三、张淮深求旌节;四、张淮深死亡疑案等。这些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归义军史以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值得进一步研究。

佛教官寺与中晚唐半独立藩镇的政治合法性构建——以田氏魏博和张氏归义军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先后四次设立的佛教官寺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安史之乱末期,史思明模仿唐玄宗设立佛教官寺的先例,将幽州开元寺改额为顺天寺,并视此举为其建国方略之一。这说明在史思明及其臣僚心目中,设立佛教官寺已成为建立大燕国必不可少的政治合法性标志之一。田氏魏博时期的田承嗣与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张淮深,虽在时间上前后相去百余年,空间上东西相距数千里,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以积极重修辖区内佛教官寺作为向唐中央表达忠诚的不二方式。这表明中晚唐半独立藩镇已普遍将佛教官寺的政治象征意义作为其构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除此之外,通过在官寺频繁举行的国忌行香仪式,也是藩镇长官借以向唐中央表达忠诚并向本镇官民宣示自己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