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玉藻》“君赐车马”章辨诂

学界关于《礼记·玉藻》“君赐车马”句的读法、释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郑玄为代表,认为“拜”“赐”二字当分读,后一句言卿大夫受赐于天子,归必致于其君,待君有命才能使用;另一种以陆佃为代表,认为“拜”“赐”当合读,后一句承接前一句,言没有国君之命则不敢乘服。经考辨,这两句是统言“三赐”之礼,陆氏的读法更符合经文语境,但他对第二句的释义不甚清晰,应释为:若没有得到国君的正式授命,则不可以立即乘服。关于“据掌致诸地”,多数学者认为是解释“稽首”之仪,但实属赘述;段玉裁等人认为是臣受君面赐所行之礼。经考察,臣受君面赐确实应先稽首然后受所赐之物,则“据掌致诸地”应释为:臣稽首而后双手捧所赐之物于地上。

新疆阿尔曼太蛇绿岩时代的Nd-Sr同位素地质研究

本文通过测定采自新疆阿尔曼太兔子泉一带蛇绿岩的堆晶辉长岩、辉绿岩和安山玢岩，获得Ｓｍ－Ｎｄ等时年龄为５６１±４１Ｍａ，εＮｄ（ｔ）＝６．１，Ｒｂ－Ｓｒ等时年龄为３９２±１７Ｍａ，（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０．７０４１，前者为蛇绿岩的形成时代，后者为蛇绿岩遭受后期变质作用的时间。

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该文探讨了章句的特征及其与传、说、故等注疏体裁的差别,章句与章句之学产生的时间,以及章句之学兴盛和衰落的原因。作者认为,章句作为一种注疏体裁,出现于春秋末期;而章句之学作为一门学术,则产生于西汉宣帝时期。章句之学在两汉时期兴盛一时,与实行文化专制与学术禁锢的皇帝的鼓励、支持有关,也与经学各派维持与扩充自身势力的需要有关。章句与师法、家法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于师法、家法本身;章句也不是今文经学派所专有。章句之学后来渐至繁琐,遭到诟病,并最终走向衰落,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封闭的学术体系,而且在于它的注解方式对于阐发义理存在先天性缺陷。

近五年来张居正研究综述(2000-2004)

近五年来,出现了“张居正研究热”,有关论著明显增加,主要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张居正的人生悲剧、学术思想及比较研究等。近年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一些不足之处。

腐败与弊政:张居正施政的另一面

长期以来，学界把首辅张居正的施政视为“改革”行为，把万历初政称为“改革”的政治，而忽视了万历初年的腐败与严重积弊。实际上，从嘉靖前期革新以来的大背景考察，张居正辅政时期的腐败与弊政现象是极为严重的，且愈演愈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无视这一点而一味称颂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除弊措施是偏颇的。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明蒙贡市关系

万历初年,张居正顺应"隆庆和议"以来蒙汉友好的历史局面,致力于封贡互市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将明蒙关系推向深入。一方面,通过抚赏、封爵等措施巩固和发展,与俺答集团及其他蒙古部落的通贡关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羁虏"的目的;另一方面,恢复与蒙古诸部的互市贸易,增设马市,开放官市,允许民市,密切了蒙汉之间的联系,暂时满足了双方所需。这些措施虽然存在诸多局限,但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长期以来明蒙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张居正改革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试论万历年间的“倒张运动”

张居正作为彪炳史册的大政治家、改革家,被誉为"救时宰相",其卒后却受到了清算。"倒张运动"的发生是神宗、阁臣及众多官员一起推动的结果。"倒张运动"使得张居正推行的改革被否定、叫停,使明朝失去一次重振的机会;运动结束后并未出现一段时间内政局稳定、政令通畅的局面,而是变得更加混乱,朝臣间的门户分化渐趋明显,明朝开始逐步陷入纷乱的党派纷争泥潭中,从而标志着明朝的丧钟已经敲响。

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他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为官史修纂储备史料,并以此为契机约束日益膨胀的皇权;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极力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使史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树立了典范。

明朝张居正时代应对欧力东渐之得失

张居正时代是明代中欧关系的重要转折时期。面对不断东来的欧洲势力,张居正当局在外贸制度、欧侨管理、沿海防务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调整,初步呈现创新制度、增加税收、增进了解、促进发展之效果,迈出了前近代早期中国融入世界新秩序的可贵一步。但这些应对举措大多集中在经贸层面,生发于漳州、澳门、广州等局部地区,缺乏系统而长远的规划,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终极目的,对中国社会之转型推动作用有限。明朝专制政体的内在缺陷,明人对欧势力的忽略轻视,乃是导致这一时期应对不足的根本原因。

海瑞与张居正比较研究

海瑞和张居正的政治品格相同 ,却不能合作。原因不是二人私怨或张居正妒贤忌能 ,而在于他们政见、策略之歧异 ,具体表现在祖制观、才德观和斗争策略等方面。

张居正与万历《大明会典》纂修

张居正将其改革措施延伸到主持修纂《大明会典》等史书之中,奏请重修《大明会典》并充纂修总裁,制定纂修计划,抽调谙熟本朝典制、擅长史事之人参与编纂,主张事必专任、功必立程,加强纂修官的管理与考核,完善史馆制度;重视以往纂修中的问题,维护《大明会典》的权威,推动纂修体例的发展和完善,使之语言表述更加系统化、标目更加准确、结构更加完备,删润之功显著。

王逸著述考略

王逸曾参与了《东观汉记》的编撰工作,他的著作除了《楚辞章句》外,留存于世的作品非常稀少。后人所辑,也有不少疏漏。按照《后汉书》对王逸作品的归类,依据书目记录和后世的辑佚,可以考知的王逸著述有"赋"类两篇——《机赋》和《荔支赋》,"书"类一篇——《与樊英书》,"论"类一部——《正部论》,《折武论》和《玉部论》是《正部论》中可以考知篇名的两篇文章,"杂文"类现存有《临豫章教》残句。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

《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

《诗经》研究向来有所谓"汉学"和"宋学"的研究方式之分庭。"汉学"强调"章句训诂","宋学"强调"义理"的发挥。朱熹的诗经研究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努力在把握《诗经》文本自身意蕴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诗经》与《易》、《礼》、《春秋》、《四书》等所不同的特殊的审美特性———这就是"《诗》可以兴"。对于《诗经》的诠释在于"讽诵涵泳",而"章句训诂"的功夫更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高拱缺失相材吗?——与赵毅教授商榷之二

赵毅教授提出的高拱 "相材缺失论",不符合史实。高拱于嘉靖末年入阁,由于与首辅徐阶政见政纲之分歧,而被徐阶逐出内阁,决非所谓 "以群辅搏首辅,有违做官之道,大失人望"所致。隆庆三年末,高拱复政后,内阁诸臣之去,也是由于政见政纲之不同,决不能归因于高拱一人,这实际上均是权欲极强的张居正一人所为。高拱为相为人 "公正廉直",论相业功绩不亚于徐、张,论人格品德又比徐、张高尚。认为高拱 "相材缺失"不仅有失公平公正,而且也有悖于历史事实。

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校记

本文以汲古阁原本《楚辞补注》为底本 ,参以笔者所见其余六种版本 ,对《渔父》一篇的王逸注解详加校勘 ,列其同异 ,定其得失 。

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张居正改革的伦理视角探讨

明王朝以伦理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张居正为了顺利实施其改革计划而采取的与李太后、冯保结盟,用人及“夺情”等手段,客观上触犯和践踏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伦理,侵蚀了明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张居正强国富民、稳定王朝统治的改革目标,虽然能获得合法性认可,但他为达致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改革手段却不具有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正是张居正改革的悲剧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