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事私函:明后期中枢决策运行中的新样态——以申时行与万历朝“查抄张府事件”为中心

利用私人函件交流公务、交换信息,甚或结党营私,是中国传统政治场域中的一种常态现象。但时至明后期,内阁辅臣群体通过私函来协调处理公务的迹象愈发集中且典型,并以此作为中枢决策运行中的新型样态和重要补充。“公事私函”以一种“半官方”“类常态”的方式,深度嵌入中枢决策运行之中,有助于提升国家公务处理的成效。在应对“查抄张府事件”过程中,申时行通过公奏、私函并行的方式,多方联络,折冲樽俎,为事件最后的平稳终局,发挥了积极效用,也为深入剖析明代后期中枢决策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廉正·敢为·负重:改革家张璁的政治素养

张璁之所以成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够廉洁自律、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忍辱负重,其过硬而全面的政治素养能够经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在明代重臣中无人能比。张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礼议”。初入政坛的张璁不怕杨廷和的强权打压,以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公开向其“大礼”主张发起了挑战,且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在击败杨廷和集团之后,张璁协助世宗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效果显著。其良好的政治素养保全了身家性命,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续,书写了中国古代改革家的新形象。

沉冤昭雪:张居正案之平反问题考辨

张居正作为有明一代最为风光的鼎世人物,一生事业贯穿晚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功业彪炳史册,然而在他谢世不久,就遭受了覆巢惨祸。目前,学术界对张居正其人其事的研究论著已是汗牛充栋,却鲜有专文论及张氏冤案的平反昭雪。明史仅以寥寥二百余字记叙张案的平反过程,但从初步恢复张居正名誉到恩荫子孙,全面纠正平反,则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程。通过查阅明实录及当事者的文集笔记,勾勒出明廷从“举朝皆索其罪”到“海内亦渐多思公功”,再到张居正彻底洗冤白谤的历史过程,揭露了在专制皇权社会,由最高统治者炮制的冤案平反的曲折与艰辛,以及明末士人板荡思忠臣的心路历程。

从《〈资治通鉴〉直解》看张居正的正统观

《〈资治通鉴〉直解》一书是明神宗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与翰林讲官为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讲解《资治通鉴》讲稿的汇编。书中融入了张居正对历代皇朝兴衰的总结,其中体现出的正统观具有独到之处。张居正正统观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华夏、天命和仁德正统3个方面;张居正正统观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体例编排不同和君主称谓有异两个方面。通过对比张居正正统观的标准与表现,可以明确他以蜀汉、北魏和蒙元为正统的原因。对张居正的正统观进行剖析,有助于深化对张居正的思想内涵研究,对理解明代中后期官方正统观具有重要意义。

仕权与皇权博弈下的王国光仕途考

王国光参与了明中期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万历中兴施展了才智,贡献了力量。作为张居正改革集团的核心人员,王国光仕途的发端、成熟和结束与王朝权力的转移息息相关。在仕权与皇权的博弈之下,王国光在宦海之中既迎来过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又经历了权力更迭下的黯然离场。从改革精英之士到善治善能的成熟官员,再到归田园居的半隐乡绅,王国光用才华、经验、智慧谱写了积厚流光的一生。

张居正与明代后期的运河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明代中期以后,黄河不断决口,水灾频仍。河道淤浅,漕运受阻,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隆庆年间,为加强运河河运与恢复海运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进行了为时十年的改革。通过治黄整淮,专注河运,使河复故道,漕运畅通。这也是促成万历新政的积极因素。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产生往往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张居正为官、为政的人生经历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新解张居正改革--以考成法为中心讨论

"张居正改革"的特征有三,即横征暴敛、承前启后、南辕北辙。横征暴敛是指其改革以严酷搜刮为能,以"增加财政"为旨归;承前启后是指其所有的改革皆是承袭明中期变革而来,其死后,其所有的核心改革依然被继承,到明末有发扬光大的趋势;南辕北辙是指其改革措施没有触及造成明代财政危机的核心体制,是典型的挖肉补疮式改革。前后对比张居正改革的效果,其"改革的辉煌"在于天时地利而不在于其改革措施。张居正因未从民生的角度来推进改革,其失败是必然的。

从《帝鉴图说》看16世纪末的中国帝政

１５７２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和皇帝的讲读官员为引导小皇帝朱翊钧，于正史中广泛取材，慎重选择，以短篇故事的形式，典型地展现出从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到北宋止的３０００余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帝王形象，编成《帝鉴图说》。由于明代后期社会剧烈变迁的影响，这种看上去很有效的帝王教育方式也无能为力。这既是当时帝王政治的现实，也是明代社会急遽变化的侧面反映。

李太后与张居正改革

在明朝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中,神宗之母李太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内阁又与司礼监发生权力之争的动荡局势下,李太后提拔、倚重冯保和张居正,罢黜高拱,建立起由她主政的内阁与司礼监协调一致的体制,稳定了政局,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组织保证。其二,信赖、支持张居正,全力进行改革朝政的事业。李太后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粉碎一次又一次阻挠改革的逆流。此外,她在教育、管束万历小皇帝,使其保持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不过,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掀起“黜张”活动,否定改革时,李太后却表现出缄默、纵容甚或支持的态度。这是由封建统治者只重权位,不顾信义,以及无法长期忍受改革所带给她们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

张居正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解析

张居正是明朝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成功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堪称"东方马基雅弗利"。"附保逐拱"、"王大臣案"、"刘台案"和"夺情本谋"均是张居正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的例证,从中可以剖析出"外儒内法"和两面性的特点。张居正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是专制皇权对人性的扭曲,而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也直接导致了张居正的悲剧结局。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

万历初,以首辅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集团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之时,又审时度势,及时推行了调处民族矛盾、调适进贡制度、招抚叛乱"降夷"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在短期内改善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统治;但长远来看,它已难以适应少数民族的发展趋势,甚而成为激化明末西南地区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

“张居正改革”、“隆万改革”,还是“嘉隆万改革”——明朝中期改革运动称谓的界定

明朝中期统治者发起过一场深刻的改革运动,而目前学术界对这场改革运动却有三种不同的称呼,即"张居正改革"、"隆万改革"和"嘉隆万改革"。"张居正改革"为传统提法,至今仍为主流。"隆万改革"是比较稳重的叫法,但论述不够深入系统,尚未取得普遍认可。至于改称"嘉隆万改革",似有牵强成分。

论张居正大力裁革冗官及其失败的原因

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官员数量渐增,国家财政开支加大,裁革冗官成为此后政治生活中不断议行的内容。张居正之前,已有多起裁革冗官之事,张居正担任首辅后,更大力推行裁革冗官的活动。这场裁革冗官活动共经过了四个阶段:万历八年为开始阶段;九年正月为高潮阶段;九年二月至九月为继续发展阶段;九年十月至十年六月为收尾阶段。所裁冗官推测当在一万员左右。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政局的变化,其所裁冗官陆续被恢复。张居正裁革冗官失败的原因有:活动本身有过火之处;在裁革冗官时对官吏的利益考虑太少。

从《帝鉴图说》管窥中国古代帝王教育

《帝鉴图说》具有思想性,一课一个历史故事,每个故事有其中心思想;兼具直观性,配有生动的图像和可读性的文字,易懂易行;更有现实性,每课皆作直解,直接古为今用;富有启发性,边讲边论,讨论并处理从历史引申到现实的一些问题;带有严肃性,又行君臣之理,具有尊师重教的教学氛围。《帝鉴图说》的编撰及使用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张居正当国时期的中央财政制度改革——以太仓库为核心

本文以太仓库为切入点,指出张居正时代的中央财政制度改革是在屯田、盐法开中、民运等原有财政体系日渐无法满足北边军镇基本常规需求的情况下,在嘉靖、隆庆以来持续改革的基础上,为改变太仓库长期入不敷出的局面而进行的努力。这次改革在财政方面展现出强烈的中央集权化倾向,但其间太仓库收支渐增的趋势仍在,收不抵支的隐患仍存,北边军镇屯田等原有财政供应体系日渐失效的基本问题未能解决。张居正死后,太仓库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因此,张居正时期的改革仅仅是推延了明王朝财政崩溃的时间而已。

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作谈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因此,"写什么"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曰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帝王系列,二是宰相系列。选择张居正作为研究和塑造的对象,是基于三个考虑:(1)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2)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3)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张居正应是历史中的人物,更应是文学中的典型。

张居正与戚继光关系论略

张居正对戚继光的支持长达十六年之久,可谓一以贯之。自隆庆时期张居正就在职务、事权、军务等方面对戚继光给予支持。万历初年,张居正权力如日中天,得以用朝廷的名义继续支持戚继光,使其在蓟镇取得很多成绩。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既是看中他的才能有助于自己的"相业",也是为国家造养人才,并非结党,更不是希图贿赂。戚继光借助张居正的支持实现自己的理想,虽对张居正礼敬有加,但也绝非逢迎大僚、蝇营狗苟之辈。从时代背景来看,张居正与戚继光这对"贤相"与"名将"相得,是因为在国防危机的情况下,文官集团中的有识之士试图扭转"重文轻武"的风气,愿与武将分享更多的权力。戚继光作为能战名将适逢其会,因而被张居正赏识、提拔和支持。

明代乐户史料辨析(二则)

本文首先对明代宰相张居正的亲属被发往山西为乐户提出驳议,指出山西部分乐户奉张居正为"先祖"。主要是由于张居正曾经上疏朝廷,恢复向王府配赐乐户的制度,使乐户生活得到改善所致。其次,本文还对明代王府"私娶"乐户现象进行分析,指出朱明贵族的血统中已经掺有乐户的基因,从制度层面看这一现象是严加禁止的,但实际上却屡禁不止,造成世袭贱民与世袭贵族之间的奇异结合。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近三十年来国内张居正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研究张居正的论著颇多,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和一定的研究群体。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张居正改革的措施、评价、思想及人物比较等方面展开,研究领域与方法有较大的拓展,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今后,应在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加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