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字通》著作权考辨——兼论张自烈、廖文英之关系

《正字通》是明末清初的流行字典,也是当前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重要典籍文献。长期以来,有关此书的著作权与署名问题存在着争论,意见不一。最新文献资料研究显示,此书是由张自烈撰著,廖文英刊行,二人是文友及主客关系。

辽代高僧“杖锡”“挂锡”及相关问题探究——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高僧之"杖锡"与"挂锡"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其目的较为明确。高僧们"杖锡"游方之路线长短不等,"挂锡"住止之地点多寡不一;他们每次"挂锡"住止之时间主要与欲达之目的相关。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高僧们圆寂荼毗后,都将回归于出家之寺院塔葬。此外,辽代"杖锡""挂锡"之高僧多非专属一宗一派,遂致辽代佛教呈现显、密合一之态势。

逍遥津之战杂议

逍遥津之战,孙权出兵进攻的时间相当反常。他不是从江东根据地直接出征合肥,而是在西征荆州、与刘备争夺南三郡的战役之后,经过了数月的奔波和对峙,在回师江东时以人困马乏之众去进攻曹魏的坚城,这在军事上违反常理。孙权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吸引曹操主力从汉中撤退以解除刘备的困境而进行的,属于虚张声势的进攻。孙权出动的兵力并非是曹魏方面声称的“十万”,大约只有四五万人。张辽在战斗中采用了“斩将搴旗”的战术,获得明显的成功。孙权在撤兵时殿后,遭遇敌军突袭而陷入险境。这和他好勇乐斗、轻佻冒险的性格特点有关。此后,他虽然有所收敛,但仍在狩猎、试航大船等活动中显示了喜欢冒险的习性。

由富求贵:从归化州张氏看辽金燕云豪族的发展路径

作为燕云地区的土著,张氏家族大约兴起于辽代中期。该家族主要通过占有土地和经营土地致富,其家产经营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传统。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张氏家族不忘谋求政治地位的提升。由辽入金,张氏家族不但从普通富室上升为官户,而且入仕人员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张氏家族还依靠在当地的婚姻关系、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对各种地方事务的积极参与,积极营造地方社会势力,并在当地具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燕云地区在辽金时期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区域,该区域豪族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方民族统治下汉人地区社会关系的演变。

青铜文物研究中CT成像的几个作用

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CT)检测与成像分析后发现:陈璋圆壶的组成构件有26个,而非最初考古报告表述的19个,分三个部分合成;吴王僚剑的剑体腐蚀严重,剑上铭文为铸造而并非后刻;春秋青铜盘修复前的状态清晰可见。由此说明,CT技术在研究古代青铜器铸造工艺、鉴定青铜器真伪、检验保护修复技术路线等三个方面能起到关键作用。

张华《鹪鹩赋》与魏晋生存哲学试析

张华《鹪鹩赋》及相关赋作,反映了魏晋士人在乱世背景中的处世智慧。张华因《鹪鹩赋》获誉于当时,但也受讥于后世。"鹪鹩"式处世哲学以入世为基础,以顺应名教为前提,反映了"名教即自然"的实践色彩。"名教即自然"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差缪,是魏晋士人无法真正掌控自己命运的根本原因,也是魏晋生存哲学的深层困境所在。

阮籍赋体创作思维考论——由与张华《鹪鹩赋》之关系及阮籍的赋创作作时契入

由于阮籍与张华《鹪鹩赋》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辨前者之全部赋作的内在联系,发现阮赋及其赋体性作品《大人先生传》的创作始末,恰与司马氏从开始篡权到定局之年限相一致;由《东平赋》作时考辨发现阮籍后期"不与世事"、谨慎自保实为苦闷待"时"的真相契入,其将自己宏大人生追求境界寄托于赋体创作,以赋体创作作为其较为直接的、现实时代社会理性批判的重要武器,可见其"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乃赋体创作思维。

关羽与张辽、徐晃的友情

关羽与张、徐二人相识并成为好友,原因在于这三人都具有儒家忠义恩报的人格;在于三人均为盖世英雄,惺惺相惜;在于三人有相似的早年生活背景。三人皆以军功影响了三国的政治走向。三人政治人格、尤其是关羽政治人格的高尚性,长期成为后人效仿的榜样。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张博泉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在辽金史、北方民族史、地方史和史学理论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先生在辽金史研究中偏重金史研究，是我国第一位专门致力于金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在多年的史学研究中探索和建构了“中华一体”的理论体系，对新世纪辽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薛焕、王闿运创办尊经书院

本文从史实研究的角度,有力驳斥了把尊经书院的创办全部归功于张之洞的观点。王闿运是薛焕聘的,而王在尊经书院的教学指导是尊经书院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张之洞从尊经创办到他提学使任满调京不到三年时间,比较起来,应该是说薛焕对尊经书院的创办有筚路蓝缕之功。

问题意识、思辨精神与理论高度——评《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

《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记载了作者30余年学术探索的精神历程。概括言之,问题意识、思辨精神和理论高度,是张晶教授在辽金元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美学理论研究和艺术学理论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核心素养。作者以难能可贵的胆识和勇气,在沧海横流中担当着学人使命。

《鹪鹩赋》与张华的处世哲学

《鹪鹩赋》体现了张华全身远害的哲学思想,但他并没有将这种哲学思想贯穿始终。自他入晋以后,儒家积极处世的人生哲学成为他后半生的主导思想。他被卷入王室成员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最终导致了夷灭三族的悲剧命运。从张华的人生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处世哲学的矛盾性。

《辽金诗史》:立足于学术史的一种考察

2020年5月辽海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张晶教授《辽金诗史》的修订版。该书修订了初版中的文字错讹、规范了引文注释等体例,并增加了作者最新的辽金诗歌研究成果。站在学术史的视角来考察这部著作,就会发现,其对辽金诗的特色、艺术面貌的深度阐释,以及关于辽金诗在中华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的探究,对当下的辽金文学研究仍具有可贵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并且,该书以文化学为基础的系统方法论,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实践为学界古代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式,成为1990年代以来辽金文学研究的主导方向。所以,该书是辽金文学学术史上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

凤翔雍山血池遗址玉器火燎祭祀实证研究

血池遗址是秦汉重要的皇家祭祀遗址,其中出土了玉器120余件,材质以透闪石为主。本文运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分光测色仪和模拟火烧实验等多学科手段确认遗址出土玉璋经历过毁坏和火烧过程。结合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本文认为殷商时期玉器火燎已用于祭祀活动,至秦汉时期成为国家祭祀程序的一部分。

沈辽的隐逸心态与池州地域文化之关系

归隐于池州之后,沈辽先前贬谪于永州的悲剧心态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这与池州与永州地域文化的差异关系甚大,可以说沈辽心态由沉郁转向旷达,池州特有的地域文化起到了甚为关键的角色。他以选择隐逸池州为乐,而池州的九华山、秋浦、齐山,以及池州的地域文化带给了他潇洒自得的心态。他又仿效李白、杜牧等人,开凿了池州的左、右二山,不仅为池州的地域文化涂上了浓厚的一笔,而且使它们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不可抹去的痕迹。

福建漳州张廖家族移民台湾研究——以台湾苗栗铜锣湾张姓为中心

福建漳州诏安客家“张廖同宗”家族,系约700年前张元子传承下来,在海内外人数众多。在今日台湾张廖家族已有不少成为“福佬客”,但有些仍维持能讲客家话的张廖家族则较少人知,譬如台湾苗栗张肇基家族。关于张肇基家族之研究,目前学界多认为主要散居今苗栗县通霄、头份、三湾、南庄等乡镇市,但其实张肇基家族另有一房支在清代开垦今苗栗县铜锣乡与县城一带,是台湾苗栗铜锣湾张廖家族。此亦深化讨论了闽台客家一脉相连的历史关系。

张宅并非辽府考——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说辨

我国著名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去世之后,明神宗于万历十二年四月断然决定对其荆州故宅实施籍没抄家的暴戾举措。在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中,头一项即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这一罪状,不仅是当时据以判定其“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诛心之论,同时也给我国史学界留下了一个数百年间争讼不休的话题,迄今仍有人藉此作为指斥张居正贪污枉法,“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的口实。然而,若以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为依据,并结合实地考察,即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暗色调婚姻中重塑自己的晴空——由《方舟》和《盲点》看两岸女性文学的创作

《方舟》和《盲点》分别是大陆作家张洁和台湾作家廖辉英的代表性作品,也被认为是最能标志两位作家"新女性主义思想"的小说。本文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性研究,不仅可以发掘出两岸女性文学在悠久中华文化中的共性,还能探究出由于两岸长期分离而造成的思想内容和文学表达上的差异。通过对差异的比较和分析,才能实现更好的互相理解,进一步推动两岸女性文学彼此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

张爱玲与廖辉英爱情婚姻观的比较

张爱玲与廖辉英作为两岸文坛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她们虽以不同的姿态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却把目光共同聚焦在对婚姻的思考。透过张爱玲与廖辉英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她们作品背后反映的两岸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两岸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就创作的相同之处而言,两位女作家都认同世俗功利的婚恋观,认为乌托邦式的精神之爱无法存活在现实生活中;与此同时,小说对婚姻中爱情的看法和把握婚姻的态度方面也表现出创作的差异性。通过比较研究,让我们对张爱玲和廖辉英的爱情婚姻观有了更深层的认知。

清末民初儒医的复古与纳新

廖平、张骥、孙鼎宜是清末民初儒医群体的杰出代表。对三人的生平及著作作一简介,梳理其在整理研究古代经典医籍中所提出的独到见解及其在医学研治方面所体现的学术特点,对于我们严肃思考中医学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当今的新历史形势下将何去何从,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