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福建巡抚南居益与漳州名士张燮交往考

明代天启年间,福建巡抚南居益在抗击荷兰侵略者的战斗中,与漳州名士张燮因共同的家国情怀和世交关系,在朋友推荐下相识相交。两人不仅在三次短暂相聚中结下深厚情谊,而且十多年诗书往还,相互激励,相互影响,成就了晚明文人交往的一段佳话。

张南基于中西医结合分期治疗缺血型视网膜静脉阻塞的经验总结

缺血型视网膜静脉阻塞(RVO)是一种机制复杂的难治愈性眼科疾病。发病过程呈现出早、中、后期不同的临床特点。临床上,张南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中西医结合分期治疗,早期中药治以凉血止血、散瘀行气,西医治疗基础病,消除血栓;中期中药治以活血化瘀、行气导滞,西医配合激光治疗;后期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西医促进视网膜功能恢复,清除机化物;如果存在黄斑水肿,及时进行玻璃体腔注药术,中药健脾利湿去水肿。此外,张南强调基础病在缺血型RVO治疗和愈后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缺血型RVO患者应格外重视基础病的预防护理,防止病情反复发作。

元代岳麓书院山长张图南考

在岳麓书院长达千余年的历史中,元代山长研究一直几近空白。我们仅知道有朱某、张厚两人曾任山长,但是不仅事迹无考,连姓名亦复残缺。最近,我们发现了一位新山长———张图南的若干文献史料。本文通过这些史料,考述了张图南与岳麓书院的关系及生平交游与理念,力图为岳麓书院教育史研究呈现出一位真正意义的元代山长。

《医门棒喝》温病证治刍议

[目的]探讨清代名医章楠所著《医门棒喝》中的温病学思想,分析其辨治温病的思维,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方法]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研读《医门棒喝》及有关章氏温病证治思想的文章,从伤寒与温病的区分,温病、瘟疫的辨别,温病的分类以及章氏重视三才一贯思想等方面,分析总结章氏的温病思想及辨治特色。[结果]章氏对温病方论见解独特,认为伤寒与温病在邪入部位、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方面各不相同。温病不能混为瘟疫,若误将一切风温、湿温、暑温等列作瘟疫,易成病轻药重之害。章氏将温病分为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瘟疫五类,并详细论述。章氏认为天、地、人三者气脉相通,人与万物同禀阴阳五行之气生,三才一贯思想与温病证治思想关系密切。[结论]章氏阐张仲景之旨,辨温病、伤寒混同之误;纠吴鞠通之偏,析温病、瘟疫殽杂之愚;辨伏气病理,探温病源流,将温病分列五类;重视三才一贯思想。章氏对温病证治思想救正有道,其执着探索医理和勤于临证总结的精神堪为后世典范。

郑全望与《瘴疟指南》

《瘴疟指南》是明代郑全望撰写的专门论述辨治"瘴疟"疾病的著作,他以李待制《瘴疟卫生方》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经历见识,阐述了对该病的辨证施治观点,选用方药85条,在临床治疗上有较强的操作性。

清末广雅书院的创建——张之洞的空间策略:选址、布局与园事

广雅书院由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其规模宏大,是中国古代书院的杰出代表。在广雅书院的创建中,张之洞综合选址、布局及园事等空间策略,在营造礼乐相承空间格局和自然朴素的士人园林风格的同时,实现了喻物抒怀的意境追求。在西方空间殖民主义盛行的1880年代,广雅书院展现了帝国晚期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姿态。

2015上半年中国羽毛球男子双打技战术对比分析——以2015年全英公开赛为例

以2015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决赛录像为研究对象,主要采取观察法和统计法、对比分析法对羽毛球世界排名第6的中国队(傅海峰/张楠)和世界排名第2的丹麦队(鲍伊/摩根)的发球、接发球、前场、中场、后场的击球技战术以及双方得与失进行统计分析,试图寻找中国队与世界顶尖球队存在的差距。结果表明:中国队(傅海峰/张楠)在前场挑球和中场接杀挑高球的稳定性应有待提高;中场平抽快档制胜性的应用有待完善;后场劈、吊球与强而有力的杀球应灵活多变相结合的使用。

湖湘学派与核心湖湘文化——并及湘潭碧泉、隐山湖湘文化资源

碧泉、隐山是核心湖湘文化的发祥地 ,也是湘学的真正诞生地。以心性修养为基础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特征的核心湖湘文化 ,其真正的源头就是胡安国父子所开创的湖湘学派。胡安国父子于南宋建炎三年 (112 9)冬来到湘潭碧泉 ,精研理学 ,讲学授徒 ,创立湖湘学派 ,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并改变了湘潭和湖南的闭锢风气 ,为湖南地区近世人才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创造了人才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和舆论奖励条件。湖南地区重视人才风气的形成 ,胡安国父子是始作俑者。湘潭碧泉和隐山也就因此成了湖湘核心文化的真正发祥地 ,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史中占有首当其冲和至关重要的地位。

张载与韩国南冥之气论比较

张载的气论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南冥是韩国历史上一位很有特点的哲学家。在气论学说中他们二人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伦理特征。但是 ,张载气论更多地偏重于宇宙自然观 ,是彻底的气本体论 ;南冥的气学则更偏重于个人的践履和社会实践 ,更多地体现出具体性。尽管二人的思维偏向不同 ,学术重心有异 ,但他们的气论思想都为我们留下了发掘不尽的精神瑰宝。

《滇南文略》的成书、体例及文章评点

《滇南诗略》与《滇南文略》分别是清代云南重要的历代诗、文汇编。《滇南文略》的编者在辑《滇南诗略》时,兼顾《滇南文略》材料的搜罗,而编刻稍为滞后,《滇南诗略》的成书极大地推动了《滇南文略》的纂辑。《滇南文略》的编排体例主要有四个特点:不求备体,而是分门别类以求古;文体排列顺序体现"尊君尊经"、"义正事公"的思想;对未见之文不下断言,留有余;评点的选择标准不注重照官爵、行辈之先后,而以评点之精当与否为准。《滇南文略》的文章评点主要包括眉批、行间评语、跋语等类型,不少评语清楚地交代了所收文章的不同来源。其编排体例合理,文章评点独到,搜罗广泛,成为后来编纂云南相关文集的材料来源和总集编纂的范例。

诗性与人文的交融——张晓楠儿童诗略论

张晓楠是我国儿童文学领域辛勤耕耘、成绩显著的诗人。他的儿童诗实现了"儿童性"与"诗艺性"的高度融合,在对自然、乡土、亲情的充分诗意化观照中,释放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意蕴。在儿童诗的抒写视角方面,张晓楠采取了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双重视角,并以人文关怀将它们统一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儿童诗的品质。

张载关学与韩国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张载的易学、礼学、主体精神等角度深化了关学研究,反思了唯物、唯心研究模式;从南冥学的理学渊源、与李退溪的比较、社会思想、文学研究等角度丰富了南冥学研究;从儒学与东亚文明、儒学的现代化、新儒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深入到了儒学研究的前沿,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儒教问题、中国哲学的体用问题等。本次会议对深化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加强中外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张謇的区域发展观与“南通模式”的兴衰

张謇的区域发展观是一种协调的发展观,重视经济与社会、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推进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发展,“南通模式”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张謇忽视了区域之间的相互分工、相互联系和相互开放,“南通模式”充满了农业社会高度自给、不仰赖他人的理想色彩,终因缺乏竞争而显得活力不足,进而严重地阻碍和制约了南通区域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南阳书画表》考辨

《南阳书画表》是晚明一部重要的艺术专科目录,著录了韩世能、逢禧父子收藏的元代以前的书画珍品。同名目录有两种,内容同中有异。学界一直认为它们分属于两位不同的编撰者:张丑、茅维。但通过对该表今存版本的调查和校勘,可知张丑是唯一受聘于韩氏的鉴藏、编目家,所谓茅氏《南阳书画表》系伪托之作。

张佳胤出版卢楠《蠛蠓集》始末考

张佳胤是明代著名文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曾为滑县令,帮助卢楠出狱。卢楠是明中期命途多舛的奇才子,被诬系狱,含冤十二年。他一生富于著述,生前曾经两次自编《蠛蠓集》,并托付友人帮助出版,张佳胤即受托人之一。张佳胤不忘承诺,在卢楠死后,曾经几次收集卢楠的作品,并付梓出版。其版刻曾托付给两处,一是卢楠的亲戚,此版中张佳胤的序被毁;另一版托付给穆文熙,《四库全书》收录。本文即考证张佳胤出版卢楠《蠛蠓集》始末。

南戏体例“输入”说质疑——以《张协状元》与《沙恭达罗》为例

郑振铎先生曾指出,在温州发现了梵剧《沙恭达罗》写本,我国现存最早的汉文剧本《张协状元》也诞生于温州,两者竟“是如此的相肖合”,足以证明“传奇的体例与组织完全是由印度输入的”。其实,《张协状元》虽与《沙恭达罗》具有某些相似性,但二者的不同点更多:一为单线发展,一为双线交织;一为代言体,一为不完全代言体;一为诗体,一为曲体;一为分幕结构,一为人物上下场结构;一凸显人物,一凸显行当。《张协状元》与《沙恭达罗》的某些相似性,并不能证明《张协状元》模仿了《沙恭达罗》,《张协状元》的体例主要源于宋代话本和诸宫调。

从《医门棒喝》看宋明理学对章楠的影响

宋明理学以儒学为基,参道、援释,无论是其治学之风,亦或是其具体的思想都对后世医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清代医家章楠的医著《医门棒喝》出发来论述这种影响。

异位的书法家:张瑞图的现代性解读

我们从书法史上对张瑞图的基本判断出发,站在当代的文化背景上,对张瑞图重新做一个判断。因为我们认为在政治上的道德评判跟艺术上的评判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张瑞图的最大意义在于他树立起一种反叛性的旗帜,对古典书法产生了一种异位,在当代的语境里,张瑞图书法代表一种异位的形式和思维,这种反叛性的异位,表明一种新的文化态度。张瑞图反帖学尽管不是那么纯粹,至少在当下是可以作为一种旗帜性要求,他的风格样式隐含着儒家的心性、佛家的超脱,他在书法上形式的成就大于文化内容的表达。现代性解读是要矫正中国书法史上历来以一种非艺术本位的书法批评方法论,尽量按其艺术文本本来价值来理解判断,摆脱与时俱来的中国文化感情色彩和理论思维。

从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关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以“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

文章以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例,分析了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道路"由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从而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无法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毛泽东对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主要是依赖于"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做出最终选择,而少有理论清理的痕迹,这对于以后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

社会各界重视内镜与微创医学发展

许多专家、领导对我国内镜与微创医学达发展予以殷切的期待和支持,不仅参会致辞,而且为内镜与微创医学发展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