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娥手·琼岛踪:青州偶园假山研究

以三维激光测绘数据为基础,借鉴考古类型学方法,将偶园假山分为1~4号山体,归纳为“岩壁”“山顶”“麓坡”三种类型解析其形制结构。同时,运用“文献实例互证”和“景观形式分析”方法,参照《园冶》《画荃》等园论画论,分析偶园假山的风格形式、游线组织和空间体验,阐述其营造手法和园林意匠。认为偶园假山承袭明代衡王府奇松园的植物和地形基础,较好地保存了清康熙年间全盛时期的景象风貌,反映了园主冯溥的审美取向和叠山家张南垣、张然父子的技法风格,具备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和高超的营造水准,同时见证了江南与北方园林叠山理法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

身份意识与张溥文学复古观念的多元形态

张溥一生曾经历八股选家、文社领袖、馆阁词臣、经史学者等多种身份变化。身份意识导致其文学复古观念在不同人生阶段有所侧重,呈现出多元形态。其中既有对八股文写作的“尊经”规范意识,也有对经史之学复兴的期待,还有对文章经世传统的延续,以及扩大辞章取法典范的用意。张溥对“文学复古”话题的多元理解和呈现,涉及万历以后“文柄”在中央馆阁与地方文社之间的互动、明末文人知识结构的调整与经学复古、“辞章”之学范式在明末的多元化等多种话题,同时折射出明末文学复古的复杂图景与多重面向。

蒲松龄组诗《悲喜十三谣》赏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张嵋任淄川知县,二十八年(1689)升职离任。蒲松龄与之多有交往,《聊斋诗集》和《聊斋文集》中都有多篇作品和张嵋有关。《悲喜十三谣》组诗是《聊斋诗集》中的重要作品,是张嵋离任时蒲松龄的送别之作。蒲松龄用13首七言绝句,分写对于张嵋的离任有六种人“悲”、七种人“喜”,通过通俗诙谐的带有俚俗意味的诗歌语言,表现了对张嵋的离任,淄川良善之民的悲伤和奸邪之徒的欢喜,反映了淄川社会的真实面貌,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可称为“诗史”。

《金匮要略》黄汗及其转归

《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中对黄汗症状的记载有“脉浮”与“脉沉”、“小便通利”与“小便不利”、“渴”与“不渴”等,看似矛盾,实为黄汗病机的动态描述,“脉浮”与“脉沉”为表里之别、“小便通利”与“小便不利”为寒热之变、“渴”与“不渴”亦为寒热之变。当黄汗还处于表证阶段,小便通利,汗出不黄,用桂枝加黄芪汤祛风解表;病邪深入,入里化热,用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发散蕴热。黄汗日久,寒郁化热,积腐成脓,则转为痈脓;若黄汗患者平素肝肾阴虚,日久寒邪深入,则转为历节。临证常需考虑寒热关系与病机演变。黄汗包括了大部分风水的典型症状,二者皆起于感受风寒,皆存在由表入里、由寒化热的动态变化过程,但病机的侧重点不同,治疗亦不同。

魏晋博物学

博物学是指关于现实生活中具体物质世界的综合实用知识。魏晋时,中国涌现了许多博物学家,陆玑、张华、郭璞是著名的代表人物。魏晋博物学的兴起是中国传统知识积累的结果,传统各种学术中对博物学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名物学、地志学、农学、本草学、图学等。魏晋博物学具实用、志异和知识累积的特征。总之,魏晋博物学是中国知识进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论复社与晚明科举

复社是明清之际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其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巨大成功,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400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复社科举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考官,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

我国5种芒果瘿蚊类害虫的识别比较

芒果瘿蚊类害虫由于个体微小不容易鉴定识别,通过比较其危害特征、生物学和生态学差异,可以为我国常见的芒果瘿蚊Procontarinia mangicola Shi、芒果阳茎戟瘿蚊Hastatomyia hastiphalla Yang et Luo、芒果花瘿蚊Dasineura amaramanjarae Grover、芒果柑桔花蕾蛆Contarinia citri Barnes和芒果状铗普瘿蚊Procontarinia robusta Li,Pu&Zhang等5种瘿蚊的识别鉴定提供帮助。

论章太炎的正名思想--从语文规范到语言哲学

正名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基础。章太炎在继承荀学和朴学的过程中,形成了通过"溯本"确立语言历史理据、通过"辨体"协调语言规范性与约定性关系的基本理路,这在原名、制名、订名的正名实践中得到充分显现。章太炎的正名思想是对历史剧变的积极回应,体现出丰富的现实关怀。在齐物哲学中,章太炎通过"众同分"的阐释,建立起正名的哲学基础。

论复社主盟张溥的影响和意义

张溥为晚明复社领袖、著名学者、文学家,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颇具影响。张溥逝后,因清代官方评价体系对他持否定贬斥的态度,其面目逐渐模糊起来。运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张溥,其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创立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复社,培养、团结、奖掖了一大批优秀士人,对明末文坛和政坛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二,嫉恶如仇,勇斗阉党,显示出士人高度的责任感、正义感和节操,其敦风厚俗、激励士气、感召人心的作用不容忽视;其三,张溥为明末实学风气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所倡导的实学风气对清代朴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四,张溥通过广泛的文学交游和多产的创作及文集整理等活动,对明末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张之洞与文学研究法

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1903年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文学研究法”的课程方案反映了“文学理论”学科早期发展的情况。主要论述了章程的制定,课程的起源,“文学研究法”这门课程在1910年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不久便被“中国文学”课取代,从中可以看出世纪之初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变轨迹。

百年来张溥研究综述

张溥为晚明复社领袖、著名学者、文学家。近百年来,张溥逐渐从被冷落而走向被重视,学界逐渐对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从研究时段来看,可分为四个阶段;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六个方面。基于张溥的研究价值及研究现状,认为未来的张溥研究可从五个方面予以拓展。

张溥《七录斋集》四种考论

张溥的诗文集现存主要有四种,即《张太史七录斋初集》7卷、《七录斋诗文合集》16卷、《七录斋文集·论略》2卷《续刻》6卷《别集》2卷、《七录斋近集》16卷。前二种近年已影印出版,后二种则分别藏于天一阁博物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颇为稀见。四种诗文集体现了张溥的总体文学风貌,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献价值。首次对四种诗文集的版本、内容详加考述,指出其在张溥研究、复社研究、晚明文学史及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

明末士子的时文选评与声名传播--以张溥等《国表》系列书籍为中心

崇祯元年至八年(1628—1634),张溥(1602—1641)等编订时文选本《国表》,先后推出四集,连同《国表小品》,构成《国表》系列书籍。无论是从选录的人数、篇数来看,还是从传播的广度、深度来看,这一系列书籍都足以作为士子"社稿"的典范,引导我们走进明末士子时文选评和声名传播的历史现场,审视他们的文化活动与文化风貌。深入考察张溥等《国表》系列书籍的选评者、选评标准与传播效应的基本特征,从一个方面展现了明末士子的时文选评活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聊斋学夜话(一)

广义的蒲学和聊斋学,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以"红学"的称名为标尺,不妨把整体的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称为"聊斋学",把狭义的蒲学研究称为"蒲学",置于"聊斋学"的框架之下。蒲氏一族何时定居淄川,至今仍是一个存在歧说而没有最后解决的问题,淄川蒲氏"‘自元代受秩’始迁淄川,其后遂土著焉"的说法不能成为定论。依据现有记载,可以把蒲氏阖族迁居满井庄的时间大致定于元末明初的四十馀年之间。至迟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满井庄易名蒲家庄之事已经发生,路大荒《蒲松龄年谱》云事在"明末",应予辨正。前野直彬《蒲松龄传》云蒲璋曾改名杨元鼎,是一种由于误读文献而出现的错误,应予纠正。

青州偶园小考及园林艺术初探

青州偶园,始于明代王府花园,康熙二十一年左右建假山,兴盛于康雍乾三朝,乾嘉之际部分成为公共园林,冯溥家族世守近三百年,流传沿革明确,是明末清初中国北方传统文人园的珍贵遗存。通过历史文献和现场调研究,偶园宅园格局风貌可基本复原。偶园假山"一邱一壑",具有独特的北方山水空间意象,其掇山、叠石、理水、植树的具体手法具有明清之际"山子张"家族叠山技艺的典型特征,为我国园林假山珍品。冯溥与张然在北京营园活动的关系,使偶园成为中国造园史的重要例证。

论复社对竟陵派的诗学批评与接受

明末竟陵派的崛起和《诗归》的风行,引发了各种批评议论。张溥领导的江南复社成员对待竟陵派的态度复杂而微妙:既有肯定、揄扬之举,亦有刻意的区别或有意的避开。陈子龙等人的几社、吴应箕等人的南社崇尚雅正,力图廓清竟陵诗风。闻启祥、严调御等杭州的复社成员对竟陵派的态度亦有友好之处,与谭元春多有诗歌酬唱。总的来说,江淮等地的复社人士承认竟陵派在诗坛上的宗主地位,但不满竟陵取径狭、立论偏、求新异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倾向。

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张溥的文学思想

张溥是明末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他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分篇来看,是对单个作家作品的论述;合而观之,则是一部汉魏六朝至隋代的文学简史,是张溥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张溥的文学思想具体特征有:文质并重而又偏重于质;强调作家的品格和节操;文学上自然强调复古,但不贵古贱今。他试图从复古为革新,改变明末文坛的萎靡不振,提倡内容充实,语言刚健有力的文风,激励文人讲品格,重节操,积极济世,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他的复古,是古为今用,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张笃庆《聊斋志异》题辞三首赏析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聊斋志异》初步创作完成,作为好友,淄川的诗人张笃庆为《聊斋志异》题辞三首。这三首诗不但是为《聊斋志异》题辞的最早的诗歌,同时也认真描绘了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生动形象,评价了《聊斋志异》在中国志怪小说史上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份珍贵的“聊斋学”遗产,值得我们探究研析。

聊斋学夜话(二)

宋元名人蒲寿庚曾孙辈有蒲本初其人,罗敬之认为淄川蒲氏始祖蒲璋就是蒲本初,其说难以成立。据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元代的蒙古族人在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之后同样可以出任路总管一职;否认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蒲居仁为蒙古族人,还需要寻找其他证据。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所立"蒲姓始祖之墓"碑文称始为淄川蒲氏始祖蒲璋立碑者为蒲续芳,盛伟《蒲松龄年谱》识读为蒲继芳,应予订正。蒲松龄的排行有两说,可表述为蒲松龄为蒲槃继室董氏所出之次子,于行为四;因其长兄兆箕少年夭亡,又叙次为三。蒲松龄的乡前辈唐梦赉在蒲松龄出生时已十四岁,路大荒《蒲松龄年谱》计数为十三岁,后出的张景樵、刘阶平、盛伟、罗敬之四种《蒲松龄年谱》沿袭了这一错误,应予订正。

复社成员学术活动中的合作与纷争

复社存续期间,通过联合编书的方式选编了《明经世文编》和大量时文选本。这种以分工合作为主要特点的学术活动表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点,缩短了书籍编选的周期,提高了张溥等复社领袖的学术地位,扩大了复社的学术影响。然而,复社成员学术活动中的合作以文化发展中的地域差异为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来争夺话语权的矛盾,不会形成统一的学风和治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