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昀的西北行及其西北开发思想

1934—1935年,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受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赴西北考察,以作为国民政府西北开发规划之基础。他以兰州为中心,西至敦煌,南越秦岭,北上蒙古高原,获得了大量西北尤其是甘青的人文地理资料。据此,张其昀提出西北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人文复杂、历史悠久,极具开发价值;西北开发应以工业化为目标,以交通建设为前提,大力发展工业中心,从而带动农业的现代转型;更要特别注意西北民族问题,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发展促进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张其昀的科学调查,深化了时人对西北的认知,推动着西北开发思想的现代转向。

中央研究院首届聘任评议员选举补正——兼探张其昀当选气象学科评议员

新发现的首届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聘任评议员时的60位候选人资料,可以补充选举过程中一些细节,诸如某些学科选举看重学术成就(如化学、动物学),某些学科注重学界地位(如物理学、地质学);还可以探究当日各门科学发展情状,诸如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人才辈出,工程学、天文学和气象学乏善可陈。结合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资料,也可以分析这些候选人学术发展与学术地位的演变。至于人文地理学出身的张其昀当选气象学科评议员,他的老师竺可桢有“推举之功”,可能也与当时以总干事丁文江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学人们欲加强与政府关系的考虑有关,显现了学术与政治的纠葛。

南高学派与中国民族史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以梁启超、王桐龄、林惠祥、吕思勉和李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推动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使得中国民族史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南高学派中的缪凤林、刘掞藜和张其昀也有志于中国民族史研究,均有著述刊印。他们重视异族入侵的历史,注重通过相关史事叙述来宣扬民族主义,同时因为学科背景等因素,南高学派缺少对中国民族史的理论阐述与概念界定。虽如此,他们以迥异于时的著述风格厕身于中国民族史著述之林,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其昀的大学教育暨华冈兴学思想

张其昀是我国新儒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台北华冈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这是其大学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实践。张其昀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应为治国平天下,而大学教育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行仁。张其昀特别重视大学的办学精神,倡导一种集大成的办学精神。张其昀的大学教育思想对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

张其昀儿童本位的新儒学教育思想探析

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张其昀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形成了其独特的儿童本位的中小学教育思想。他认为修身为一切教育之根源;倡导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之教育理想;主张社会中心教育;提倡公民教育与人才教育应兼顾并重,教育需要均衡发展。

张其昀主编的《方志月刊》及其地理学贡献

《方志月刊》是中国近代唯一的一种侧重于区域地理的刊物,刊物的名称选择、编辑特色等均受到了主编张其昀地理学思想的影响。通过对《方志月刊》载文及相关史实的梳理与考证,解析其办刊特色和地理学贡献。研究表明:该期刊注重科学的区域地理研究和地图、照片的运用,注重国外地理学成果的介绍和地理学史的整理,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特别是区域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导向。

1949年前张其昀的人际网络

张其昀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他一生中与众多知识分子交往密切。柳诒徵是张其昀的良师益友,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钱穆、张荫麟是张其昀一生的挚友,他们志同道合,共同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任美鄂是张其昀的学生,二人经常一起出去考察,一起切磋学问,关系深厚。纵观张其昀1949年前的人际网络,他的好友均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共同的志趣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出世与入世的抉择——张其昀从政原因浅析

张其昀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学家。出世与入世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张其昀在1949年前,试图调和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关系,兼任"政治人"与"文化人"的双重角色,便在1939年加入国民党,以学者的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49年后,张其昀受儒家思想意识的影响,同时为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选择了入世,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弃学从政,进入台湾国民党政府。在政治领域,张其昀仍承担着一名"文化人"的职责,为台湾的文化出版事业和各级教育事业贡献良多。

从人文角度看张彦远的绘画理论

张彦远的绘画理论具有富于道德伦理审美内涵的理性人文精神、极具生命意味的人文关怀和自然至上的浪漫人文精神的复合色彩。其《历代名画记》,透现出深厚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

张其昀的海洋教育思想——以《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为中心

近代人文地理学家张其昀编撰过多套中学地理教科书,《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是其早期编写地理教科书中的代表作。张其昀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他的海洋教育思想主要以海洋对人生的意义为基础开展论述,主要包括海洋的自然环境、海洋与经济、海洋与文化、海洋与国防四大方面。张其昀海洋教育思想的特色在于:把海洋放入人海协调观的视野下去考察;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变迁中去理解海洋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强调海港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意义。

环境与人生:张其昀的生态环境思想

张其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地学家,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创建者之一,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着开拓作用,他在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领域均有较高成就。张氏引入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并将其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成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贯通史地的思想,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成为中国近代较早提及环境与人关系的学者。更为重要的是张氏之功不仅仅在于引入西学,他自己也有诸多理论阐发,尤其是具体结合中国的历史及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在探讨人与环境关系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生态环境的思想,张氏生态环境思想可分为地理要素中的环境思想、人生地理学中的生态环境思想和环境变异的思想,其中最核心的要义是探讨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考察生态环境问题的出发点。张其昀的生态环境思想虽然还是初步的,难以称得上系统化、理论化,但在当时无疑有着开拓作用,它继承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朴素的自然生态观,在中国生态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可为我国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思想提供借鉴。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张其昀的西北历史地理观

1934年9月张其昀随西北调查团人文地理分队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考察。针对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及开发中应注意的要点问题,提出了包括政区改革、交通建设、水利灌溉、人工林种植、畜牧业开发等方面诸多建议,并对西北各民族团结御辱,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问题做出了阐释,为时人及时了解西北地区提供了真实的“资料”。强烈的经世倾向,力图为西北社会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良方的现实关怀,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张其昀的学术取向。

张其昀先生的区域地理学思想与成就

张其昀是中国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创建者之一,为中国近代的地理学教育、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区域地理学方面,他较早地将西方近代区域地理学作品介绍到国内,将"Regional Geography"翻译为"方志学",引入并阐释了西方区域地理学的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并积极地将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创作出《本国地理》等经典著述,对中国近代区域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张其昀的区域地理学思想主要源于法国近代地理学家Blache的人地关系或然论、综合的区域研究等理论和方法,他研究区域地理学重视区域划分和实地考察,强调地图的运用和区域内人地关系的阐释,具有明显的"维达尔传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