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容川与张锡纯辨治脾阴虚证比较分析

通过阅读相关著作及文献,归纳唐容川和张锡纯在脾阴虚证理法方药上的异同。病机方面,唐容川重脾阴亏虚、脾不统血、脾失健运间的相互影响,张锡纯重肝木克乘脾土。治法方面,两人均重津液存亡,唐容川创“开胃补脾阴法”,且关注营血存亡,遣滋阴、降火、生津于活血养血诸法中,张锡纯倡“汁浆荣津法”和“佐金平木扶土法”,且常气阴双补。药性理论方面,二家均遵“欲令脾实……宜甘宜淡”之则,但唐容川重甘味而张锡纯重淡味。性味配伍上,二家均崇“甲己合化”,但唐容川扬“酸甘化阴”之法,而张锡纯倡“甘苦合化”之道。具体用药方面,唐容川善用经方,以人参和天花粉为要药,且善用血肉之品,张锡纯以山药、甘草为要药,且喜用食疗剂型。唐容川和张锡纯之脾阴虚辨治思想相得益彰,对临床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国医大师张震教授临床运用参贝止咳汤经验撷英

整理和分析国医大师张震教授运用参贝止咳汤治疗咳嗽经验,分析该组方特点及临床运用情况。发现张震教授多从风邪论治咳嗽,参贝止咳汤组方严谨、寒热平衡,可祛风散邪、宁喉止咳,而治咳在肺,可在兼调脾胃的基础上中西互参,提质增效。临床上可以以参贝止咳汤为基础加减治疗各型咳嗽。

阮玲玉自杀事件的诉讼视角、媒体钩沉及“新女性”形象建构

阮玲玉自杀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坛的大事件,关于其死因的探讨及引发的社会舆论长期存于中国影人的批评研究中,并呈现出多元融合的趋势。阮玲玉与张达民、唐季珊的情感纠葛及其所引起的报刊舆论风波,反映了女性个体名誉遭遇污名化的尴尬,揭示出女明星这一群体的命运浮沉与社会思潮、大众文化、市井心理等之间的深层关联。社会各界通过阮玲玉自杀事件而引发的对于女性意识、女性形象、女性职业等“新女性”建构问题的讨论,揭示出女性、媒介及各方权力之间的多重话语博弈,也是20世纪3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体现。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基于“外风说”探讨《金匮要略》续命汤在脑梗死辨证论治中的应用

当今学者辨证论治脑梗死,以活血通络为基本原则,祛风药几乎不用。但纵观历代文献,风邪在脑梗死的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中风”理论源于《黄帝内经》,在《伤寒论》中确立治“风”法则;《金匮要略》中确立“中风病”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包括阐明“风”理论内涵;提出系统“中风”理论,包括中风病名、病机、治则、治法;选方用药以《金匮要略》续命汤为代表,结合临床应用实例,阐述中风病外风论治方药。通过1例临床病案,中医诊断为中风-中经络,证属风中经络、营卫郁闭证,治疗以祛风和络、透达营卫为法,方以续命汤加减。本文旨在通过阐发中风病外风理论和治风方药的在脑梗死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推动经方的继承和创新。

传统廉洁教育文化与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张九龄廉政思想生成的文化之源

从传统廉洁教育角度探寻张九龄廉政思想形成的文化根源。家庭廉洁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奠定初步的文化基础,学校廉洁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打下深厚的文化知识基础,君主对官吏的廉洁从政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最终定型再增助力,传统自我廉洁教育为张九龄廉政思想的形成划上完美的句号。

基于张锡纯吐血证治探析老年呕血辨治思路

老年人体质多虚实夹杂,多脏虚损,对于老年呕血患者,若但止血,恐在止血过程中由于瘀血骤然形成,发生危急重症;若但消瘀,又恐正虚难复,再次引发出血,故止血与消瘀当同时进行。但若为急性吐血,吐血量较大,则以止血为第一要务;若吐血量少,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应加用水蛭、土鳖虫、地龙等辛咸之品,此类药物需合用健脾补肾、益气养血之剂,免伤正气。再者,老年患者应尽早扶正,谨防变证。张锡纯治吐血诸方,将消瘀、宁血及补血法寓于止血一法之中,一方多用,止血而不留瘀,补虚而不壅滞,冲、胃、肝、脾、肾往往多向兼顾,药用全面而重点突出,更适用于老年患者。但张锡纯止血之后,无补血专方,应宗唐宗海之意,血止之后予人参养荣汤、大补阴丸等补血方药以善后,同时配合脏腑辨证,补其不足,泻其有余,方可避免反复发作。

论张九龄的文化史意义

张九龄是唐代开元中期的政坛兼文坛领袖,在政治、文学和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史上看,他出身庶族,以科举入仕,官至宰相,其经历和用人观打破了魏晋以来贵族政治的传统,刚正儒雅的“九龄风度”成为后世文官的典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初步形成。从唐诗史上看,他的诗歌改变了初唐寒士诗歌悲凉的格调,形成了自信、昂扬明朗的格调,体现了鲜明的盛唐时代精神,是盛唐气象形成最为显著的标志。从岭南地域文化史上看,张九龄开辟大庾岭路,极大推动了岭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内地一体化发展;同时,以其才学、德望与风度成为岭南地域崇高的乡贤典范,为岭南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驱动力,从深层次加速了岭南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步伐。

理学视域下的民国《洪范》学及其淑世关怀——以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为观察中心

民国时期,值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之际,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大量征引前代理学家说诠释《尚书·洪范》以发挥其政治思想,分别以礼范、公心、性理诠释皇极,辅以其他八畴所引理学思想,知三家实为“理学集解”式的《洪范》政治学。另从现实背景观之,知三家以理学诠释《洪范》各有其淑世关怀,即在同一个民国脉络下,张氏站在清遗民立场言治世当立于礼重人伦;唐氏目睹共和制之弊,呼吁为政当保公心;马氏身处日军侵华之时,故特言贵德复性,由此理解民国学人借理学经世的一股声音。

论张九龄诗在明代的接受——以唐诗选本的定量分析为考察中心

张九龄诗在明代唐诗选本中的选量位列初唐名家前五位,在初唐诗人群体中总体接受度较高,在明中期偶有起伏,呈现出明前后期高、中期下降的总体风貌。明代唐诗选本对张九龄诗作的接受,体裁以五言诗为主,且呈现出五古少于五律、五排的特征,这主要与明人崇尚“以体制为先”“以气象风格为本”的辨体意识相关;题材以应制诗为主兼及其他类型,且随社会时局、文学思潮等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应制诗减少、其他诗作题材增加的总体倾向。

清初理学视角下的“三苏古文”选评——以张伯行为中心

清代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与明代茅坤的选本同名,但体例与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张氏选本中“三苏古文”比重大幅下降,张氏虽折服于三苏文采,但批评三苏学术,张氏选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初理学家古文选本中文统与道统间的矛盾。

张唐法论针灸“治未病”思想在脾胃病防治中的应用

张唐法主任医师注重未病先防,认为针灸疗法在疾病预防及治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脾胃病的针灸临床诊治方面张唐法尤其注重"治未病"。针对脾胃病的病因病机进行有效干预,或未病先防,或既病防变,或已愈防复,同时辨证施治,兼顾他脏,因势制宜,将"治未病"思想贯穿于脾胃病防治的全过程。

糖障明对糖尿病大鼠晶状体多元醇通路的影响

目的 :探讨糖障明对糖尿病性白内障的治疗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以链脲佐菌素造成糖尿病动物模型 ,测定各实验组晶状体组织中葡萄糖、果糖、山梨醇含量以及血糖、糖化血清蛋白指数和血清胰岛素。结果 :在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糖、糖化血清蛋白指数以及晶状体组织中葡萄糖、果糖和山梨醇含量以及提高血清胰岛素方面 ,糖障明中药治疗组均明显优于阴性对照组和基础治疗组。结论 :糖障明能抑制糖尿病大鼠晶状体组织多元醇通路的异常活跃 ,从而减轻晶状体高渗性损害可能是糖障明中药复方抑制糖尿病性白内障形成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

何庆勇运用甘麦大枣汤的经验

经方历史悠久,用之得当,效如桴鼓。文章较全面叙述了何庆勇副教授运用经方甘麦大枣汤治疗疑难杂症的临床经验。甘麦大枣汤出自《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此方是医圣仲景为脏躁而作,条文主要是论述脏躁(更年期),情志郁结,血虚阴亏,心神失养,内火扰神而现喜悲伤欲哭。总结历代医家对此条文的理解,结合何庆勇老师多年临床经验,笔者指出运用甘麦大枣汤取佳效的关键在于:一是辨方证,凡是符合"喜悲伤欲哭"方证者,不拘妇人、男士或是儿童,均可用之;二是坚持原方原量,原方中的甘草、浮小麦、大枣三药不可缺一,浮小麦必须用仲景本源剂量;三是应注重经方叠用。

《唐张羲之夫人阿史那氏墓志》与胡汉联姻

墓志记载盛唐时期突厥首领、双河郡都督?舍提噋啜嫁女阿史那氏于羽林军大将军张羲之,结为姻戚,生活于长安。统治阶层胡汉联姻是社会开放型婚姻的表象,体现了朝廷绥靖西域、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史实。

张艳教授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经验撷菁

张艳教授对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之上,运用益气活血中药治疗,以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微循环,调节神经内分泌功能为主,在临床治疗中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晚唐文士张球生平索隐

根据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中保留的张球署名作品、从佚失作者姓名的敦煌文书中已钩稽出的部分张球著述等,首先勾勒了这位晚唐文士生平的大致轮廓,即:张球出生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原本生长于江南越州,可能是于科举落第之后入幕新成立的归义军政权,累官至总揽文辞之责的节度判官掌书记,致仕后亦留居敦煌聚徒兴学、奉佛抄经,至公元911年尚在人世,在敦煌生活了五六十年。随后探讨了张球生平作品研究的意义,指出张球的生命轨迹与作品内容关乎的不仅仅是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历史,对其人其事其文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剖析当有益于敦煌地区史、晚唐文学史、中国东西部地区文化交流史等相关学科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

天宝年间,由唐朝一手扶持的南诏地方势力与唐朝决裂,转与宿敌吐蕃结盟。南诏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造成唐朝政治格局的改变,因此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关于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认为是张虔陀等边吏无理欺压南诏所致。笔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并分析《旧唐书》等史籍持有上述看法的原由。

左归降糖方治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临床研究

左归降糖方系明·张景岳阴阳互济法的代表方左归饮、左归丸化裁组成。用本方治疗３３例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并设对照组２０例对比观察。结果表明：总有效率治疗组为８４．４％，而对照组为６５％，二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左归降糖方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血糖，而其作用机理可能与该方降低糖基化产物，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从而减轻胰岛素抵抗有关。

《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

莫砺锋先生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发表了《〈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考证出《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桃花溪》一诗,实为宋人蔡襄所作《度南涧》。2007年李定广先生撰文,分十条对莫先生提出了质疑。本文即针对李先生的质疑加以辨析,再次确认《度南涧》等三首诗歌乃蔡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