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忠老中医从肾虚络阻论治中风先兆学术经验探讨

张宪忠老中医继承传统中医理论,结合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肾虚络阻为中风先兆的发病基础,肾中阴精亏虚导致虚火内生,煎熬血液而成瘀;阴亏导致脉道失濡,气血运行不畅加重瘀血内生。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肝风内动,内风肆虐于内,扰乱气机,致气血运行逆乱,上扰清窍,瘀阻脑脉,脑髓失养,神机受损而发中风先兆诸症。基于此理论,采用自拟补肾通络消风汤,以补肾息风、活血通络、软坚散结,同时结合随证加减及特色用药,治疗中风先兆患者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张献忠三峡战事述论

张献忠曾长期转战三峡地区 ,主要有 1 634年的夔州之战、1 640年的奉节土地岭之战和 1 641年的开县黄陵城之战。这些战役促进了明末大起义高潮的到来 ,锻炼了张献忠的战斗意志 ,使他在战略策略上逐渐成熟起来 。

浅谈“津沽医学”

天津的医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发源于张锡纯的中西汇通,形成于吴咸中院士为代表的"三朵金花",至今处在高速发展的状态。在各个阶段,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支持与否,以及代表性医家的学术观点和成果都影响着天津中西医结合的进程。因此,明确"津沽医学"发展脉络,传承天津名家学术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津沽医学"的精髓,对更好地发展中西医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鲁迅杂文与张献忠野史

鲁迅在杂文中多次引用有关张献忠的野史,他看重野史体现的民间话语,立足野史对待屠杀和破坏的态度,以张献忠为切入点剖析了根深蒂固的国民性。鲁迅将历史视为循环往复的过程,他通过张献忠野史反思自己所处的时代,揭示出自利的破坏心理和奴性是造成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鲁迅还根据张献忠"来了"的野史做出"‘贼’即民耳"的判断,"贼""民"身份的模糊意味着张献忠等古代农民起义者无法带来革新,"贼"与"民"始终处于杀与被杀的蒙昧的状态,这一历史经验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也多有体现。

张献忠“平毁荆州城”辨正

关于张献忠曾经“平毁荆州城”的话题,多年间似乎几成定论,但若核查史籍,却发现它与明清易代时期大背景下的历史述事,呈现出一种严重的错位现象。张献忠当时仅经过荆州,并没有时间乃至动机去拆毁早就打算放弃的荆州城。经考证,所谓“张献忠毁城”一说,是当事人“巡道李栖凤、总镇郑四维”向上司夸饰守城功绩,宣扬作战艰辛的伪托之辞,后来又被康熙朝地方志修纂人员收录进《荆州府志》。厘正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不仅有利于廓清荆州筑城史上存在的讹误,也有助于深入研究当年清廷、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三方在军事争战、力量消长及政治博弈等方面所展示出来的高下优劣与成败得失。

明末张献忠农民军用印初探

大西政权是明末张献忠领导创建的农民政权。至今为止,尚没有涉及该农民政权用印制度的有关成果。本文收集整理现遗存的十余方明末张献忠农民军的印章,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讨论大西政权的用印制度和有关历史。从目前已发现的张献忠农民军印章资料看,大西政权的行政建制和地方职官设置仍实行明代的府、州、县三级制。除知府、知州、知县外,其属官见于印文者,有经历司、儒学、医学、僧官等,多为仿效明代官职;大西军制有正规军和地方军之分,正规军下设营,各地的地方军则由各县守备负责训练,其印也多沿用明代关防印式样;此外从印章实物情况看,大西政权同川藏地区的少数民族关系也十分密切。

“江口沉银”所见明朝与大西朝的货币财政——基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分析

“江口沉银”考古发现大量明朝与大西朝所铸银锭,均为赋役征收货币的实物,是明朝与大西朝实行货币财政的历史见证,也是明代白银货币化完成的典型例证。从明代白银货币化视角重新审视,“江口沉银”足以证实文献研究基础上得出的古代两千年财政体系转型的观点可以成立,张居正改革以后统一征银,并得到了普遍执行,中国首次出现了大规模货币财政。这些实物资料更揭示了明朝的货币财政已为张献忠大西朝所沿袭。在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货币财政的出现对于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明朝白银赋税加派频仍,是构成明王朝覆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重蹈明朝故辙的张献忠不遗余力征掠白银,也是造成大西朝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彭山“江口沉银”考古发掘的学术价值探讨

近年彭山江口遗址考古出土的大量明代银锭、金册等文物,证实张献忠“江口沉银”并不只是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而是有文物资料佐证的真实历史事件。同时也证实张献忠部农民军不仅在征战过程中,而且在建立政权后确曾实行了劫掠官民金银财货的所谓“打粮”的财政政策。在考古文物资料的见证下,一些过去看似已成定论的明清史问题,可能被质疑,既有的观点也可能被修正。从这个角度说,江口沉银考古文物的学术价值大于其文博价值。

大西政权金册考

在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中,发现了多片大西政权册封妃嫔金册,这是目前仅见的大西封册。金册表明了大西政权建立后仿照古制建立了"九嫔"制度,但其"九嫔"名号与明代不同;同时仿照明朝建立了封册制度,但其册文内容多引经据典,与明代册文风格截然不同;在封册的尺寸、材质等方面也与明代封册有着明显的差别,表现出了"稽古改制"的政治态度。但是这些变化仅流于表面,大西政权的官制以及军事体系等仍然基本来源于明朝。这样的转变表明张献忠"改弦更张"的政治心态,体现了大西政权妃嫔封册脱胎自明代制度,但又努力摆脱明朝影响的政治态度。同时,遗址中出水如此高等级的大西政权文物表明了大西军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下试图从四川全面撤退、转移财物的历史事实,对研究大西政权历史有重要意义。

关于“永昌大元帅印”的几点看法

永昌大元帅印,为一方在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被盗出、后被警方追回的虎钮金印。据背款所刻的制印时间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考证,这方金印应为李自成于西安称帝前夕所制,并赐予张献忠,是反映张、李两支农民军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对研究大顺政权、大西政权的政治、军事制度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存史经世:刘景伯《蜀龟鉴》初探

清代中叶四川学者刘景伯所辑《蜀龟鉴》,反映了明季清初四川的史事,且关注到了其时社会风俗的变化。《蜀龟鉴》采《春秋》编年之体,并以春秋大义为叙史的准则,在体例上遵循“详内略外”的原则,在记述四川历史的同时,兼顾全国的情形。《蜀龟鉴》寄寓了刘景伯强烈的存史意识与经世思想。虽然存在“斤斤书法”、缺乏考据意识等缺陷,但《蜀龟鉴》与同时期四川学者的相关著作相较,仍不失为“最佳的一种”。

四川江口沉银遗址出水湖南常德明荣藩金册金宝相关情况研究

四川江口沉银遗址中,发现了众多张献忠劫掠的明代藩王金银封册和亲王金宝,其中属就藩常德的荣王家族金册最多。12片金册的主人涵盖荣藩七代共九人,涉及亲王有荣恭王朱载墐、荣定王朱翊、荣端王朱常溒、荣(简)王朱慈烙,王妃有朱祐枢妃刘氏、朱厚勋妃马氏、朱载墐妃徐氏、朱常溒继妃刘氏和朱由朽世子妃吴氏。册封朱翊为荣世子金册是唯一完整存世的一件。荣藩金册与其他文献及常德历年出土的相关文物,对研究明代荣藩家族历史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也可推动江口出土的其他同类文物的研究。

七曲山文昌宫“除毁贼像碑”

四川梓潼县七曲山文昌宫又称“大庙”,庙内风洞楼上曾有清初的张献忠塑像,现在还保留着清乾隆年间安洪德撰写的《除毁贼像碑记》石碑。该碑的碑文有明清之际张献忠在大庙一带的活动、当地人给张献忠塑像、无业游民“啯噜”利用大庙骚扰川陕官道以及安洪德捣毁张献忠塑像的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作者认为,张献忠重修大庙是在他第三次往返梓潼之时,塑造时间是张献忠死后,“啯噜”问题严重发生在清乾隆初年以后,安洪德捣毁张献忠像是在他就任绵州长官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