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项梁并非因骄傲轻敌而败

以《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高帝纪》等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项梁因骄傲轻敌而败。吕思勉《秦汉史》则认为,此为“诬辞”,并非事实。吕氏所言准确。兵力上的敌众我寡、粮草供应上的敌有我无,是项梁败亡的首要原因。情报不足是项梁败亡的另一重要原因。项梁“不知彼”,对于章邯军的变动情况了解不多,从而导致防备不足。项梁在接连取胜之后,确实曾“轻秦,有骄色”,但为时不久。在“章邯兵益盛”之后,项梁对秦军的态度就转为重视和“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寻求盟友的支持。因此,不宜将项梁已改正的“轻秦”与后来的战败联系起来,当作项梁战败的原因。

张襄的交游及诗歌创作

清代才女张襄工诗善画,与清著名女词人吴藻、女画家沈采石皆为钱塘碧城女弟子,她们互慕其才华,结为闺蜜。张襄邓尉探梅作诗,吴、沈则分别吟诗作画,传颂一时,诗画交游,惜惜相知。张襄身为画家,多为题画诗,以女画家所固有的艺术审美心理,或咏画中意,或为画题诗,诗情画意总关情。诗清新淡雅,颇有情趣。张襄为将门之女,精骑射,故又有充满豪气之诗章。

同伴学习中的“教学相长”与课堂教学变革

同伴学习中的"教学相长"是一种古老的教育智慧,将之运用到当今课堂教学中会引发一种深度课堂变革。同伴教学对学生之间的差异有更为充分的关注与利用,更易于接近学习者个人的"最近发展区",既能促进较弱学生的发展,又可促进优秀学生的更好发展,对于学生的语言表达及社会性品质的发展也有明显成效。在当今时代,这昭示出课堂教学改革的一种新方向。

张孝祥的临安交游与词的创作论略

张孝祥是南宋前期的重要词作家,其词的创作因其生活经历的不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临安五年的为官生活是张孝祥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里,风流倜傥的张孝祥与“三五少年”诗酒唱酬,刻红剪翠,写下了不少词作。这些作品同其前期交游生活密不可分,也深受词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是词人整体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七略》“互著”、“别裁”辨正

从古书流传与刘向、刘歆校书的具体背景出发 ,通过全面考察《汉书·艺文志》反映的《七略》中著录的同名书的情况 ,可以认定《七略》中存在的同名书是刘氏有意所为 ,这些书或因篇数不等而著录 ,或因内容不同而著录 ,不是同一书 ,所以《七略》中没有“互著” ;通过综合对比与具体分析《汉书·艺文志》中同名书以及《孙卿赋》、《贾谊赋》和《琴颂》等情况 ,可以看出刘氏校书加深了对书的内容的认识 ,在单行本的基础上 ,在对特殊关系的单行本和全本的处理时 ,采取了保留特殊单行本的做法 ,著录在《七略》里产生了我国最初的“别裁” ,这种“别裁”不成熟也不全面。

张孝祥词学思想初探

张孝祥一直被视为辛派,但他与辛派是有区别的,表现在词学思想上就是明显的诗化和雅化倾向。诗化揭示了其词学思想之渊源,雅化则是其后学的发展趋势。

《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

从《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传统认识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争赃"竞赛,谈判过程全为西人主导,清朝一方对议题几乎没有介入。这一种印象或结论的产生,主要是依赖外国一侧史料建筑史实的后果。议和过程中,清朝一方虽然对议题缺少发言权,却并非全无努力,其内部西安政府(那拉氏、军机处)、北京全权(奕、李)、东南督抚(刘、张、盛、袁)等多种力量互动频繁,唯因相互制约造成内耗,本来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角力的态势,未能形成有效的对外合力。这一现象也成为近代外交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本文拟从"惩董(福祥)"问题切入,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从一侧面观察当时清政府外交及内部政治关系的实状。

论张孝祥词的美学特征

张孝祥词的关学特征,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即高洁诚挚的人格美;豪壮忠愤的崇高美;风景秀丽的图画美;虚幻缥缈的飘逸美;情景交融的意境美。

中国早期电影人的“美国经验”与“中国梦”——洪深、孙瑜、张骏祥的跨文化电影创作实践论

由新式知识分子组成的"海归"队伍是中国早期电影界现代性最强的一股力量,这其中,洪深、孙瑜、张骏祥在不同时期积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理念,不约而同且各有侧重地将戏剧电影作为"中国梦"的文化想象与建构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不同转折点上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回顾洪深、孙瑜、张骏祥的电影创作实践是如何跨越"美国经验",而朝着电影的"中国梦"探索前行,可探析这种跨文化实践对中国电影现代性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借此可为今天中国电影的跨文化生产提供历史经验。

“古生物地史学”新开课课程体系的构建与思考

"古生物地史学"课程是地质学本科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系统分析了多年来其在高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其他高校的教学经验,结合安徽大学地质学专业的办学特色、师资力量与实验平台,对安徽大学"古生物地史学"新开课程提出了新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学时分配等做了进一步调整。

《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

莫砺锋先生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发表了《〈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考证出《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桃花溪》一诗,实为宋人蔡襄所作《度南涧》。2007年李定广先生撰文,分十条对莫先生提出了质疑。本文即针对李先生的质疑加以辨析,再次确认《度南涧》等三首诗歌乃蔡襄作品。

张南轩与胡五峰之异同及其学术之演变

张南轩本是胡五峰高弟,然而在其与朱子的学术交往中,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并对其师五峰的学术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此,学术界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南轩受到朱子的影响,而完全转到了朱子的方向。实则南轩与五峰学术的不同未必受到朱子启发,南轩很早就不完全同意五峰的某些说法,朱、张的学术交往不过印证了南轩早先的疑问而已。即便后来南轩颇为赞同朱子之说,他们很多观点亦有根柢的不同。

再论《唐诗三百首》中张旭诗争议——兼答朱光立先生

唐张旭无文集传世,其诗散逸于诸书,其中《桃花溪》等三诗与宋蔡襄集中三诗基本雷同,从而产生著作权争议。而《桃花溪》又入选《唐诗三百首》。有学者极力论证三诗应属蔡襄,但论据和论证逻辑皆存在问题。本文又提供一系列新证据,结合以前全部正反证据看,《桃花溪》等三诗的著作权当归张旭。《升庵集》所载张旭的草书石刻,可视为三诗原貌。北宋文人普遍有手书、模仿、改写甚至剽窃唐诗的风气,蔡襄对其偶像张旭的诗帖有收藏、临摹、题写等行为,遂致《桃花溪》等三诗"误入"蔡襄文集。

张履祥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及其人生抉择

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张履祥,盘桓于遗世与济世之间进行人生抉择,因为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而有着内在的紧张,从而有了其将理学实践于乡村的遗世之中的济世、遗民儒者的济世;有了其在身后的三百多年间,遗世与济世交互突出而被塑造为明之遗民或清之大儒。但是其遗世是外在之表层,而济世则是内在之深层,济世主导遗世,儒者才是遗民之底色,并且从中表现出其特殊的名节观与出处观。

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王学的批判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治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这正好体现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第一阶段的"尊朱辟王"趋向。张履祥对王学有深刻的批判,指出王学有骄吝诳人、阐扬异教、直捷径省等弊病,认为陆王之学在学术史上可谓"霸道之学"。作为清初辟王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吕留良、陆陇其等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

张祥生应用活血利水法治疗顽固性水肿经验撷要

顽固性水肿临床常见于慢性肾病、肺心病、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此类疾病若单纯运用利尿行水法治疗,往往难获显效。恩师张祥生在《金匮要略》理论指导下,提出其病机为血不利则为水,运用《金匮要略》之活血利水法治之,临床取效明显。

夏末葛国考

古之葛国 ,又名有洛 ,地处漳水流域 ,春秋时乾侯所在 ,今日河北磁县———成安一带 ,为汤之同族而异支 ,葛伯很可能还是同姓中拥有宗主权一类的氏族长老。夏末 ,葛国大兴土木 ,民不得休 ,以至农失其时 ,饥馑无食 ,汤借口葛国不祀 ,诛其君而吊其民 ,实现民族统一 ,为代夏做准备。后世以汤伐葛为行仁义之师的典范 ,纯是儒家之造作。葛与亳为近邻 。

张栻、魏了翁的实学思想及对湘蜀文化的沟通

张栻、魏了翁具有丰富的实学思想 ,这主要表现在求实求理 ,重躬行践履 ,对欲、利的肯定 ,把义理与训诂相结合等方面。并且 ,张、魏了翁作为蜀籍学者 ,又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 ,沟通了湘蜀两地的文化 ,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

试论张相文的地理学研究——以其创办的《地学杂志》为例

目的通过对张相文创办中国地学学会和《地学杂志》的论述,探讨了其对我国近代地理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方法采用文献资料的分析、整理和对比等方法。结果张相文通过"地学杂志"的创办不仅有效地组织和聚集了一大批爱国学者,而且也使自己的地理学研究成果得以充分发展。结论张相文的地理学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尤其能抓住国计民生和社会调查等地理学的特点,遂使研究内容更为深入,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对推动我国地理学由传统的"舆地之学"向现代地理学的转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