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学心性化:以二程、张九成工夫进路为线索

随着二程后学对二程学术思想的弘扬,洛学呈现出不同发展脉络。通过对二程、张九成工夫进路的分析,可知洛学心学化的发展走向。在格物致知问题上,二程通过对理的察识与认知以恢复人固有的天理,而张九成有所突破,将外在的格物穷理彻底地收归于对心中之理的穷究。在涵养问题上,二程注重统摄内外的诚、敬工夫,从而实现对天理的体认;张九成通过对戒慎恐惧、诚、敬等内在工夫的重视,将外在活动收缩于对自我内心的省察。从二程到张九成工夫进路的转向,展现了洛学心学化的发展脉络,凸显了洛学发展的多样化。

章学诚“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及影响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三部有着继承关系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章氏的《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学术史做了最为全面的总结阐释,堪称集大成者。文章就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和影响展开讨论,以期揭示章氏《文史通义》学术思想的主旨。文章认为,章学诚通过梳理传统四部之学的渊源,考察刘勰《文心雕龙》和刘知几《史通》这两部学术理论著作,评析清代乾嘉学术风气,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有着深刻认识和整体把握,这是他"交相裨益"学术观念形成的重要前提。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具有与前人之说"不相袭"的创新,特别是他倡导文、史之学汇通和明义的观念,为中国古代学术史增添了难能可贵的色彩,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值得深入挖掘。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与方法还对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另辟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新途径。

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

经、史、子、集四部本是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分类，但现在常将其视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赞成和反对这一看法的多为研究学术史的学者，本文从图书分类学的视角考察这一问题，注重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的异同，论证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并简单分析图书分类被一些学者看作学术分类的原因。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新论

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含义,前辈学者已有种种的理解。通过梳理此说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明章氏晚年是从六经即政典的意义上断言"六经皆史"。这应该是他的定说。而他晚年的这一论断,乃由三个逻辑层次构成:(1)古代私人不著书,则传统以为经乃圣人孔子私人所著,不合乎历史事实;古人不曾脱离日常事情空谈义理,则传统以为经乃纯以文字言理之典籍,是没有根据的误解;(2)道不离器,理不离事,而事、器是指"先王制作",故"六经皆先王之政典";(3)政典即史,故"六经皆史"。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赜

在乾嘉考据学风盛行时期 ,章学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 ,没有跻身于考据学派 ,而是另辟途径 ,进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他承袭传统的“六经皆史”的命题 ,主旨是辨析史学著述源流 ,区分史学著述体裁 ,兼论利弊得失 ,目的在于廓清史学的发展源流 ,并非是要把“六经教条 ,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 ,更不能称之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

儒学"理性精神"是孔子学说的精华,主要应包括重证据、戒盲从,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运用辩证思维等项。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总是继承孔子思想的优良遗产和重要命题,同时结合本身所处的时代条件,进行再创造,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主张,由此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提升。清朝乾嘉时代,尽管在特殊条件下造成了考证之学的极盛,但并非真的成为其"一统天下"。当时确有一些特识之士,能够超出"朴学"范围,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并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贡献。最为显著者,如戴震,不但擅长于严密考证,而且精心撰写哲学著作,勇敢地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枷锁;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在其考证学著作中揭示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取向,对于流毒极深的滥用褒贬手法痛加抨击,并且表达出对经国养民问题的关怀;如章学诚,他逆于时趋,抨击考证学末流以"补苴襞绩"为能事造成的严重流弊,倡导"学术经世",并且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大力探求作为人类社会演进客观趋势的"道"。尽管这些学者关注的领域不同,但他们认识的出发点和思想动力,就是儒学"理性精神"。因此,我们除了应重视乾嘉考证学成就之外,又亟须重视这一时期"义理之学"层面的成就,作重新审视。深入探讨这一课题,对于重新梳理乾嘉时期学术演进的脉络,和进一步认识儒学思想精华的强盛生命力,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章学诚与《史籍考》

本文介绍了我国重要的史籍目录《史籍考》的编纂经过,阐明章学诚为纂修《史籍考》所作的贡献,详细论述了《史籍考》的历史地位及其学术价值。

年谱学的一个新创例——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述评

与以往年谱“单记行事” ,只记谱主好处 ,不说谱主坏处不同 ,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抓住谱主史学理论家的特点 ,全面深入挖掘谱主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 ,也揭示和批评了谱主在社会伦理观念上的“卫道”偏见。这使本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也为年谱学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

试析戴、章学派之争下的方志艺文志走向

文章就清代以戴震、章学诚为代表的地理学派和历史学派不同的学术主张对方志艺文志发展和走向产生的影响进行提炼和总结,阐述了在其影响下的清、民国时期主要方志学家的学术观点、个案研究及编纂成就。

章学诚“文人不可与修志”的内在逻辑

章学诚的"文人不可与修志"是其学术内在逻辑的必然推导。在章氏的学术建构中,六经皆史乃其学理基础,史乃"经之源",亦是"文之宗"。章氏强烈反对文人修史,而方志乃史体,自从文史分途,文人不解"史家法度",也不解"文亦明道"之经世致用,文人修志,自乱体例与大义,不符合专家著述之学。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发展和史学自身发展的认识起始甚早,并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 的实践中,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理论与方法论。在清代乾嘉时期 史家中,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原则的认识,包含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历 史与现实相互联系、尊重前人史学成果、知人论世评价史学利弊得失诸方面内容,形成了极其鲜 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章学诚“六经皆史”与阳明“五经皆史”之关系探究——兼论礼制儒学与心性儒学

实斋"六经皆史"是建立在其道论基础上的,而实斋的道论和道器合一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道乃万物之所以然之"道",是没有形名的。此道必借世间万物来显示,这是第一层面的道器合一;第二层的道乃圣王参照第一层"道"的形气化轨迹而制定合乎道之制度法规,也即周公之治道。其道器合一表现为道(圣王治道)出自于器(有形世象、人伦日用);第三层之道乃是载入典籍中的道,即孔子所述之道,而此道的根源乃是周公之道。因此,孔子六经之道其实并不是道,而是器。此层面的道器合一乃是周公之道与六经之合一。实斋之道论最后停留在第二层,这使其更接近朱子而不是阳明。其"六经皆史"乃是第三层之道向第二层之道的回归,即六经之道向周公之道的回归。而实斋"六经皆史"与阳明"五经皆史"相比较,只是形似而内核大相径庭。实斋思想的路数依然属于朱学范畴。实斋与阳明之不同,体现的也是礼制儒学和心性儒学之不同。

古代知识组织思想建构与“本土化”:重新解读郑樵与章学诚

运用学术史方法对郑樵和章学诚的知识组织论比较分析可知,郑樵创立的"校雠学"是中国古代知识组织学说确立的标志,并得到章学诚的回归与发展;古代知识组织论以传承知识为旨归,通过"考镜源流",实现"辨章学术";分类是知识组织的核心方法,标准是知识的客观性。古代知识组织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既是图书馆学在中国本土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本土化的应有之义。

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在18世纪的中国史家中,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做了全面总结,达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章学诚还深入考察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历代学术思潮以及史籍文化的演变,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就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史家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能够上升到历史理论的层次,那么,对史学认识得也就越透彻,能够形成丰富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因,共同促进中国史学之理论水平的提高。

历史编纂的文史相生之境

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史"关系,决定着历史编纂的全局。它既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史学实践问题。章学诚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基于对"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的剖判,提出了"文史通义"的历史编纂理念。海登.怀特作为西方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在激进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史学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文史混一"的历史编纂理念。白寿彝作为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基于对中国史学史的哲学思考,提出了以"准确、凝练、生动"为基本内容的历史编纂理念。这些认识,从正反两个方面启发我们在历史编纂问题上,应该树立"文史相生"的理念,走"文史相生"的道路。

“临文必敬”:章学诚创作论内涵及其意义

本文在阐明章学诚"文"与"德"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临文必敬"的具体内涵:一是心术贵于养,即把握天人之辨与读书集义养气,二是修辞立其诚,三是文体贵清真。章学诚"临文必敬"的创作论,既是针对当时脱离实际的考据学风和唯美唯情文风的反拨,同时也是他本人"六经皆史""道不离器""言意乖离"等经世致用哲学思想在文学现实刺激下的必然反应。

毕沅《续资治通鉴》考辨

乾嘉之际,经史考证之学蔚为学术潮流,一时名儒硕彦多有专精之作。在此潮流之下,儒臣毕沅以其自身的学术素养,依凭一批学有专长的幕客,致力于经史之学的编纂与张扬。其中,《续资治通鉴》煌煌巨帙的结撰,一方面彰显出毕沅诸人努力之所获,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史学在乾嘉之际的学术走向。然而,由于官场的风波,毕沅未能将此书尽付剞劂,即赍志而殁。这一变故,遂使《续资治通鉴》的卷数、版本等问题留下了诸多歧异。本文通过对与此相关问题的梳理考辨,一则尽可能澄清歧异产生的致因,一则藉此彰显毕沅主持经营是书之艰辛及价值,以期对史学在乾嘉之际的走向与成就有进一步的认识。

章学诚在目录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毕生致力于讲学、著述和纂修史志。文章通过对章学诚目录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分析,探讨了章学诚全面发展我国目录学理论的概况,而其关于目录学思想、分类方法、著录方法及索引理论的创新求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胡著姚补何序《章实斋先生年谱》论评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书曾被称为使"章学诚其人其学从隐晦走向昌明"、"大大拓展了章学诚思想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著作,实则在文献解读特别是新史学方向的引导上,存在颇多问题。《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迄今仍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而"六经皆史"诸说也迄无比较公认的确解。究其始作俑者,胡适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有意误解不能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