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 ,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 ,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 ,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 ,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 ;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 ,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 ,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 ,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 。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 ,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 ,致使沈阳失守 ,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 ,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 ;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 ,所以 ,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 ,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 ;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 ,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 ,非为不抗日 ,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

西安事变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事变前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中共对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反应、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及事变的发起与解决过程看,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中共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两条抗战道路,即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观念上的冲突.正是由于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蒋介石自我中心的内外政策,才大大促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进程.

以军事斗争促进和谈的成功范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启示

西安事变期间,面对强敌环伺,内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坚持"三位一体"军事格局,厉兵秣马,积极防御,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谈判,以坚定态度促进和平实现;事变甫发,身为军人的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领导人立即进行了针锋相对、果敢应变的战略部署;事变中期,面对南京"主战派"步步进逼,先是提出转入外线,灵活制胜的大胆设想,继而又构思了诱敌深入,智勇取胜的军事计划;事变后期,针对蒋介石回南京后所谓"善后处理",展开了严阵以待,决而自卫的奋力抗争。灵活有力的军事斗争,显示了"三位一体"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坚强决心和坚不可摧的团结精神,有力地控制了局势,稳住了阵脚,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顺应潮流,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促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刘鼎与西安事变

受党的委派,作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刘鼎,为促成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看其党派观

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接触,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西安事变更是与共产党密不可分。从张学良对共产党认识历程的疏理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只为国家、非为政党和主义而献身的党派观,从中可见其政治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以及由旧军阀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心路历程。

张学良中原大战中立立场动机考

张学良等人认为:如若支持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东北军必须接受财政统一和军队编遣,从而丧失独立性。有鉴于此,他一反常态在战前选择"中立",与蒋保持距离。大战伊始,他向蒋示意出兵,在对方允诺华北地盘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后,迟迟不付诸行动;临近战争结束,面对败局已定的反蒋派,既未在政治上指责,也未在军事上落井下石,而是有意无意地彰显逆转战争结局的可能性。尽管蒋介石恼怒他"不知党与革命为何事",却不得不承诺:战后东北军继续维持财政与军事独立。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张学良世纪传奇》读后

张学良是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他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不能以此作为历史记载的根据。以张学良自述为基础写成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由于在史料选择上过分偏重张学良本人的回忆 ,因而在“九·一八”不抵抗、“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的记述上和大量第一手资料显示的历史真相存在距离。这提醒我们 ,历史回忆不等于历史真实 。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原因探析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真心拥护他,证明他发动事变的真正动机是逼迫蒋介石抗日,并没有害蒋之意;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自己发动“兵谏”犯了“以下犯上”之罪,只要全民族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愿亲自到南京接受惩罚;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是促使张学良不得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原因;张学良相信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北“三位一体”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是握在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这足以迫使蒋介石放自己返回西安。

西安事变张学良释蒋送蒋的深层动因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释蒋送蒋看似突兀,然而深入历史的表面背后可以看出,全国舆论的压力,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调整和内战危机空前严重的综合影响,才是张学良释蒋送蒋的深层动因。

张学良的日本观与其政治思想的演变

日本观既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又是其政治思想发展的制约因素。张学良一生基本是恨日、抗日 ,但不同时期他对日本的认识又不尽相同 ,正是这种不同直接影响了他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近代名流与鸡公山

近代鸡公山名流荟萃,张之洞、靳云鹗、吴佩孚、张学良、蒋介石夫妇等或为避暑,或出于政治军事等原因结缘鸡公山。这些人的活动丰富了鸡公山的人文内涵,提高了鸡公山的知名度。

从对明史的研究看张学良西安事变后的心态

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潜心于明史研究。其原因如下 :1 顺从蒋介石让他多读书 ,少问政治的旨意 ;2 因与王阳明几乎有相同的遭遇 ,引发了对王阳明“姚江之学”的兴趣 ;3 张学良生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动荡的时代 ,他很想通过研究历史找出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张学良研究明史 。

对西安事变后“二二事件”影响的再认识

“二二事件”的影响具有多重性。它削弱了“三位一体”的力量,特别是东北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该事件是一个应该否定的事件。但是,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它却在客观上加速了西安事变善后和平解决的进程。不过这种解决是在削弱抗战力量的情况下实现的,故对该事件所起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

袁世凯晚期的经济史

袁世凯赞赏张謇等人的"棉铁主义",实业救国,出任总统以后,大权在握,即重用张謇、梁士诒、周学熙等一大批实业家、银行家,在这些专门家的大力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的发展社会经济的法令、条例、细则,再加上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战争,无暇在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国内、国际环境,都对中国发展经济非常有利,于是,中国经济的各行各业,都有明显的进步,其成效应该说是空前的。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的英明决策

本文通过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东北的阴谋 ,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顺应了历史潮流 ,避免了一场军阀混战 ,实现了中国统一以及维护和稳定了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三个方面论述了东北“易帜”对国家、对民族和对张学良个人都是有益的 ,最后得出结论 :东北“易帜”

张学良与沪案

沪案发生后举国激愤,奉系原有改革中央政治之心,也不得不暂搁争议,主张一致对外。张学良奉父命率兵赴沪,保护国民和维持治安。张学良在沪案中的表现,有着多种原因,除了自身的爱国爱民思想之外,还有出于奉系自身的考虑。其在上海的一些举动,打击了列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上海民众。然而,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下属,执行着奉张的武装统一政策,在上海的军事活动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爱国运动的发展。上海之行为张学良赢得个人声誉的同时,也扩大了奉系在长江流域的影响力。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 ,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和人格诸方面。政治上 ,他力促国家统一但走了一些弯路 ,由息争统一到统一抗日再到抗日统一 ,是一个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经济上 ,他注重发展和保护民族工商业 ,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对农村经济也给予特别关注 ,并系统提出了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 ;教育上 ,他出资办小学、中学和大学 ,提出了“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 ;人格上 ,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淡于荣利 ,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具有全面性、系统性 ,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践性 ;不仅具有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 ,而且落实在爱国救国的具体行动上 ;不仅要求别人 ,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 ,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赤都瓦窑堡失陷史事钩沉——西安事变纵横考之六

瓦窑堡的意外失陷,既非红军"不战而弃",更非中共为照顾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而故意让出。实则是在敌我兵力众寡悬殊的背景下,东北军的突然进兵及中共决策上的轻敌麻痹、疏忽、犹豫等因素所致。此一事件,既暴露了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处理重大问题时的某些不成熟之处,也为我们准确理解张学良暨东北军与中共及红军间的特殊关系提供了衡量的尺度。

张学良在中国统一事业上的历史功绩

在抗日爱国和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张学良为中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干预中原大战,再造国家统一;发动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直到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