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田与章学诚——兼论张氏对内藤湖南的学术影响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学界接受和传播章学诚思想的关键助推者。张氏依靠对章学诚著作的阅读和吸收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化用章学诚史学思想而著《史微》,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并受到日本章学诚研究的先导者内藤湖南的高度推崇。在《章氏遗书》的刊刻过程中,张氏积极助力,并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视为矫正学风和时弊的良方。对张尔田在章学诚研究中的学术谱系及中外交互渗透面向的探查,能够在学术史中更好地还原民国初年章学诚研究热的端绪。

重访章学诚及其弟子史致光

作为章学诚的弟子,史致光是一位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人物。他曾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状元,之后位极云贵总督、左都御史。史致光政治命运的改变,是章学诚教育理念在实践领域结出的硕果。重访章学诚与史致光的学术交往、人生轨迹与历史回响,可以管窥在章氏学问不为时人理解的时代,章学诚通过与史致光的交流互动,传递自己的学术主张,诸如他史学研究的进展、学术创见的提出、对学术风气的评骘、与乾嘉诸老的学术交锋等,形成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外的一股学术潜流。虽然史致光在章学诚的学林网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因学优则仕,未能继承发扬章氏的学问,以至百年之后鲜为人知;而章学诚的学术识见作为暗流,在后世则大放异彩。

程千帆对章学诚学术思想之发挥及其典范意义

程千帆自称平生服膺章实斋之说,不仅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校雠通义》,创作出具有新境界的《校雠广义》,将校雠目录学发展到新境界,而且在以选本形式而成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论十笺》中选入《文史通义》五篇文章。就论述的深度和重视度而言,程千帆无疑是阐发章学诚文论思想的第一功臣。程千帆对章学诚所谓“专家独断”之学不仅有深入理解,而且继承和发扬了章学诚的这种为学精神与学术方法,并将其成功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此为起点,程千帆综合中西文论,将考据与批评结合,建立了一种文献学与文艺学完美融合的两点论文学研究方法。古典文学大家程千帆的学术历程作为典型案例,充分表明章学诚学术对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学术有深刻影响,在继承、发扬并创新前人学术精神方面,为学术界树立了典范。

章学诚文章写作教育观论略

章学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写作教育经验。他以史学家的宽广视野考察作文教学,提出了一些独到观点,主要有:文史并重、迎机善导的初学入门观;倡论文德、积养学问的主体建构观;言之有物、有补于世的文章美学观;注重整体、先后有序的文体训练观。虽说章学诚主要是针对八股文写作教学而言,但放在今天看,其贯通文史、博综诸学的写作教育主张仍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

“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文史通义解读》撰著感言

章学诚的学术,回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精神,体现了时代的智慧。首先是章学诚对“道”的探索,以特具的睿智论证了“道”是不断发展演变、圣人学于众人、“约六经之旨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等重要命题,标志着历史哲学领域的新开拓。其哲学成就是时代的光辉,是乾嘉时期学术思想的优秀成果。其次,他对烦琐考证学风的针砭,引导了后面像龚自珍、魏源等人更激烈的批判,推动了经世致用在清代出现第二次高峰。再次,章学诚提出了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给予近代以来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白寿彝等人以宝贵的启示。第四,他提出以“性”和“情”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主张独立思考,反对墨守教条、人云亦云,鼓励勇于创造,这些主张都闪射着近代光芒。站在当今时代高度,总结章学诚学说的精华,阐释其中所闪耀的中国智慧,科学地评价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书教》看章学诚的历史编纂思想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中集中阐发了自己关于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见解。通过对《尚书》“疏通知远”意义的阐释,将古今史籍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别,从而在学术源流上分析了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和长短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建新史体的见解。这些观点对近代以来的通史撰述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与前贤不同,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根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性情之差异,而朱陆后学陷入争讼,乃是囿于“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习而不自知,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之争。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论学藩篱,以性情、风气、识裁的观念,打开了朱陆异同的智识主义论域。

薛祥绥的方志实践及其理论

民国中期,薛祥绥通过编撰《西乡县志》,执笔撰写《论续修陕西通志稿》,参与编纂《城固续修县志》,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论。薛祥绥崇尚刘知幾、顾炎武的史学观,与章学诚、洪亮吉、吴宗慈、黎锦熙等方志学家有共通之处。薛祥绥认为志书为“国史之流”“学人之业”,应考据精准、详赡得当、求实存真、昭鉴民情,要体现新思想,与时代相适应,因时因事立言,不拘旧例,不存私见,而他的“今古俱详”、可取传言、叙论可以议论等说,与诸家又有不同之处。薛祥绥的理论和见解,对今人仍有研究和借鉴价值。

“易象通于比兴”:章学诚比兴诠释的学术史意义

章学诚的比兴诠释植根于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针对比兴之公共性及其象喻传统的失落而发。“易象通于比兴”命题的标举,正在于揭示比兴在官师合一、文道合一的时代作为公共符号的深层文化原型,以及作为兴情传统与象喻传统的历史根源。章氏一方面积极肯定比兴的兴情传统及其价值,另一方面又力图重振比兴即象取义、联类比推的象喻传统,其目的并非求证比兴作为文学特质的审美自律属性,而在于重建比兴的公共符号性质,回归文道合一的理想之境。此一主张,内在地寄寓着学问之道指向当前治道人心、关怀社会、介入现实的精神旨趣。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殊途同归:对训诂与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与戴震阐释学思想探微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可从传统中寻到滋养。训诂与义理,是中国儒家阐释传统中两条清晰的路径,千百年来此消彼长,亦有辩证统一。到了集大成之清朝,戴震与章学诚看似针锋相对,其实两人都致力于超越训诂与义理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章学诚以校雠为方法,建构以史学为中心的阐释思想;戴震以考证为手段,致力于明晰义理。二人在考证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一隐一显,一者不掩锋芒,直书己意;一者以考证为掩饰,有志闻道,可谓是殊途同归。

“以诗证史”视角下的诗、史关系——以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为例

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诗史互证的典范,其史料别择、考据精密,令人叹服。由于诗歌保存了许多不见于史书的材料,成为史家进行历史阐释时重要的补充史料;诗歌文本理解的差异性,直接关乎学者在阐述问题时对史料的采摭;“以诗证史”与“史蕴诗心”既强调了诗史关系之“异”,又强调了“同”;清人章学诚以比兴之旨贯通诗史而通“义”的观点,为考察诗史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线索。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内容丰富,从经世致用的史学批评目的论,到注重史义,到区分文史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史学批评体系。他还提出史学编纂的基本要义和原则,强调史学家修养和正确开展史学批评的方法,在300年前,能有这样的关于史学批评的完善意见,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成就和高峰。回顾和反思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当下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论章学诚的目录学知识创新

章学诚在目录学理论上的贡献是把目录学的传统和任务总结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主张从学术史的角度开展目录工作,认为类例、序文、叙录、互著和别裁是目录工作的主要方法。章学诚在目录学实践上的贡献是编撰了《史籍考》,树立了史学专科目录的典范,制作了《韵览》、《别录》,引领一代索引新风。

胡应麟论郑樵

郑樵是我国南宋著名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明代浙东学者胡应麟对郑樵学术进行了深入研究 ,指出了郑樵的得失关键所在 。

传统集成与近代滥觞:阮元方志学思想析论

嘉道之际,方志编纂呈现出普遍重视历史沿革与文献源流的重要趋向。作为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阮元兼采众说,提出"山经、地志,史家之书""人事与地理相经纬"等重要观点,这既是其不囿于学术门户,"汇汉、宋之全"的治学旨趣的体现,也是时代剧变下学风明显转捩的缩影。其所主修的《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等书,既有鲜明的个人学术风格,又有突出的时代特点,既集传统方志学思想之大成,又启近代方志学之滥觞。

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 90 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赋论谈起

清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赋论,对于我们探究赋的源起、发展与学术的关联,具有启发意义。汉大赋博物有如史志与类书,以及唐以来科举考赋制度,客观上推动了赋体创作的学术化倾向。在赋学研究中,历代赋论更多地体现于实际批评的诠释与评价,注重的是赋家的才学与赋作的功用。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则与学术传统、文化制度及赋体特征相关。

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念的本质

章学诚重视学术源流的疏浚,而不是泛泛的学术考辨。他认为纷繁芜杂的图书差异和门类众多的学术纷争都可以转换为源流之辨,而目录学的旨趣即在于通过疏浚学术源流,引领"流"意义上的现实图书和学术回归"源"意义上的理想状态,从而将图书和学术化约为历时性的时间序列,而不是共时性的空间秩序。源流二分既是他考察图书、学术的根本视野,也是规范目录学理念和方法的基本原则。因此,疏浚学术的"源流",才是章学诚久执不改的目录学信念。

《史籍考》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

《史籍考》的编纂,是清代史学史的一件要事,备受关注,但仍颇有尚未厘清的问题。经考析,周震荣才是《史籍考》的首倡者,他将此设想提供于毕沅,并且推荐章学诚编纂。而章学诚因家累之大,常需另有兼任方可解决生计,未能专力于此,影响了编纂进度。后谢启昆攘得《史籍考》原稿,挤章学诚出局,但又迫于舆论压力,废弃纂修。此番风波,影响深重,最终导致《史籍考》失去成书和传世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