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

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经学的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体系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先秦时期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长期,宋元时期是持续发展期,明清时期是成熟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时代愈后内涵愈丰富;在精神上,它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同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章学诚的史笔论及其文论意义

史书书写具体涉及的笔法,既是一个美学的追求问题,也是一个文论问题。章学诚在《春秋》"五例"、刘知几"尚简""用晦"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书文辞要"清真"的书写美学原则。并从"文情"的畅达与神妙之境的追求,以及作家的性情与文辞的关系等方面深入阐述了如何达到理想的史书文本的问题。章学诚这种立足大史学立场的古文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 ,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 ,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 。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概念演进分析

文章从一个学科概念的命名及演进角度,梳理了从唐代刘知几"制册章表书"到清代章学诚"比次之书"——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概念或名称的认知从无到有、从具象到抽象的不断深化过程。档案学界公认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集大成者。刘知几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是章学诚系统、成熟、完整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础。随着社会转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档案馆服务受众由小众向大众转型,当代的档案文献编纂、编研成果必将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史家修养论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都强调史学家主体的素质修养,他们在这方面的言论,概括起来就是所谓“史家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梁启超接受了这一说法,而又着重强调和阐释了“史德”修养的具体要求及其重要性,为史家修养融入了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当代学人作出了有明确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阐发,史家修养论不断演变丰富,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劉言史法,吾言史意”——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歧异探析

“史法”与“史意”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术语,是研究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异同关系的关键,也是把握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关键。本文从章学诚所界定之“史学”涵义入手,认为“史意”是针对一家著述而言,“史法”是针对馆局纂修而言,“史法”与“史意”能够体现出章学诚与刘知几的分歧所存。

薛祥绥的方志实践及其理论

民国中期,薛祥绥通过编撰《西乡县志》,执笔撰写《论续修陕西通志稿》,参与编纂《城固续修县志》,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论。薛祥绥崇尚刘知幾、顾炎武的史学观,与章学诚、洪亮吉、吴宗慈、黎锦熙等方志学家有共通之处。薛祥绥认为志书为“国史之流”“学人之业”,应考据精准、详赡得当、求实存真、昭鉴民情,要体现新思想,与时代相适应,因时因事立言,不拘旧例,不存私见,而他的“今古俱详”、可取传言、叙论可以议论等说,与诸家又有不同之处。薛祥绥的理论和见解,对今人仍有研究和借鉴价值。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共通面向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幾的《史通》在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达到了史学理论的共通面向,尤其是双方在秉笔直书、辨证史义、论世知人等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的互补与融合,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二人关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发展衍变及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不仅为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提供了准绳,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