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

论述了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包括张元济是合众图书馆的主要创办者、主要管理者和馆藏文献的重要捐献者,并对其教育救国等思想进行了分析。

商事如政事——张元济“以政入商”下的文化运作

民元鼎革之际,中华书局以共和教科书为突破口,抢占商务教科书市场份额。面对危机,商务领导人张元济将其丰富从政经验与政治智慧导入商业模式,加之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高端人脉有年,故得以及时调整并挽回颓势。商务也适时利用其丰沛人脉,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年代夹缝中求生存,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无分新旧左右、禹内域外,效仿科举大举储才,将各方势力活成一片,使人脉在商务这个"变相之官场"的平台上,继续在政学商界良性延展,获得了自身历史上义利双赢的黄金时代。

近代中国制宪中的“民权”与“人权”之争——以章渊若与罗隆基的一场论战为例

近代中国1930年代的民权与人权之争,发生在著名的宪政学家章渊若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隆基之间。这场战争以"人权"二字是否应当写入《约法》里为起因,在论争中论者就"人权"与"民权"的异同,"人权"与"天赋人权"的异同以及人权的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辩论,反映了社会连带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和不同的政治文化立场。我们只有从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拥有的思想渊源中去理解这场论争,才能真正领悟语词背后蕴含的深刻意旨或理想。

近三十年来张元济研究述评

1980年以来,随着张元济个人著述及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学术界兴起了张元济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涉及张元济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张元济与古籍的保存和整理、张元济与早期政治活动、张元济与近代教育、张元济与近代出版、张元济与近代文化等方面。当前的张元济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如:加强张元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深化张元济与其他人物的比较或联合研究;重视以张元济为中心的近代出版人群体研究;发掘张元济与近代报刊杂志发展的研究。

张王与元白新乐府创作关系考论

对于“张王”与“元白”之间新乐府创作的关系,学界或以为元白曾影响张王,或以为张王曾影响元白。这两种认识都是缺少根据的。他们的新乐府创作年代不同,各自独立,风貌各异,彼此之间并无太多的联系。

论张元济的目录学思想

张元济在目录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主张采用四库分类法,而又不完全拘泥于其中,支持"增析济其穷"。《宝礼堂宋本书录》和《涵芬楼烬余书录》是版本目录中的杰作,体例完备,著录格式极为规范,具有容易把握和操作的特点,纠正规范化带来的弊病。

云南属都湖近百年环境演变的湖泊沉积记录与器测资料对比研究

通过对属都湖湖心钻取的短岩芯Esdr1进行放射性核素137Cs和常规的元素分析,利用137Cs建立精确的年代标尺,开展地球化学记录环境演变与器测资料的对比研究。器测资料表明,近50年来,该地区主要的气候变化特征:1958～1983年,气候偏冷湿;1983～2002年,气候逐渐暖干化,这些气候波动特征被沉积岩芯忠实记录。研究表明属都湖沉积物地球化学代用指标指示的气候演化特征与器测资料可很好的对比印证,属都湖沉积岩芯完整的记录了区域气候变化的信息。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里程碑——东方图书馆

介绍了东方图书馆的由来和它不平凡的历程,总结了其办馆特色及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刘基死因考

关于刘基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有被胡惟庸毒死、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和正常死亡即病故三种说法。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刘基之说,全凭主观臆测和推理,缺乏史料依据;正常死亡之说的种种论据,也都经不起推敲。细检史料,胡惟庸既有毒死刘基的明确动机,又有指使医生下毒的具体行动,实难逃毒死刘基的罪责。

集百为一:张元济与《四部丛刊》

张元济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出版家,在他的提议和主持下,商务印书馆辑印了《四部丛刊》,该丛书是近代最大规模的古籍影印工程之一。文章以张元济和《四部丛刊》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四部丛刊》的编纂始末以及在此过程中张元济对中华古籍的保护和传承所做出的贡献。

论民间说唱文本《游武庙》的文献源流和文化意义

民间说唱文本《游武庙》讲述刘基陪同朱元璋游览武庙的故事。本文先对《游武庙》作文本细读,然后探讨《游武庙》传说文献的源流,最后论定,虽然传说的历史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但也绝不能用历史的真实来否定传说的真实,因为传说的真实已经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活在百姓的心目之中。

张元济与近代基督教——以《外交报》为中心

“文明排外”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有西方教育背景或者说有世界视野的知识分子,针对义和团以来盲目排外的做法,而提出的一种外交策略。张元济参与发起创办的《外交报》力主这一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张元济的这一思想又有其独特性,与近现代之交的视野开阔、大刀阔斧的文化激进派相比,稍嫌保守;与近代自改革时期的拘守一隅、盲目排外的文化保守派相比,又觉超拔。说它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建立在文化本位主义基础之上的,它的历史价值似乎也应该体现在这里。张元济这一思想的独特性在对待近代基督教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阴翊王度:“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传说新考

明初皇室的“异人”慕求对“张三丰”神仙信仰的成立与传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洪武后期“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一事最为重要,但学界对其内涵意义并没有认识清楚。新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蜀献王朱椿《献园睿制集》所收《与全弌老仙书》五篇、《张丰仙像赞》、《怀仙赋》,可以清楚地证明“张三丰入蜀见蜀王”实属朱椿的建构。朱椿此举是以太祖与周颠仙故事为样板,利用道教异人张三丰塑造自身贤王形象,化解岳父蓝玉谋反引发的政治危机,避免重蹈兄长潭王朱梓身死国除之覆辙。朱椿借此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成就了“宗室最贤”之名,“后入蜀,见蜀王”情节亦得以成功跻身张三丰传说系统,成为“三丰复生”神话的官方证明。

从《历代名画记》看张彦远的档案保护意识

张彦远通过长期的书画档案装裱、收藏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档案保护经验,并在其代表作《历代名画记》中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与概括。笔者通过对《历代名画记》中史料的分析,从档案装裱保护与档案有害生物防治两个方面入手,对张彦远的档案保护意识进行归纳整理,并提出了其对现代纸质档案保护的启迪,以期为当今档案保护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中唐乐府讽谕诗之价值评判与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从接受学角度对清人相关论述的一个梳理和检讨

时至清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乐府讽谕诗受到重视,获得了持续走高的道德评价,由此反映出清代诗学思想向正统的回归及其现实干预意识的强化。而在对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的品评上,多数评家持白优元劣、张优王劣的意见。相比之下,白优于元,不只是艺术水准上的领先,更在于道德品格上的优胜;王劣于张,固然与其诗不及张诗的深秀古质、清丽深婉、浅隽多趣有关,但也缘于清代评家对所谓"浅俗"的偏见。此外,对元白诗派之特点尤其是同中之异,清人也有了较前人深入的认知和把握。至于张、王二人在创作中与元白诗风的离合变异,则尚留下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高句丽“鄣曰”新考

国内外学界关于《翰苑》注引《高丽记》最后一条史料的句读与释义存在分歧,有“鄣”“鄣曰”“鄣日”三说。与其相似的“接籬”形制也有“帽”“巾”“衫”三解。“鄣曰”应是正解,它不是汉语词汇,而是高句丽语的记音;从魏晋至唐宋文化氛围和社会风尚来看,“接籬”称“巾”比“帽”更适合,“鄣曰”亦随之归于“巾”类;“鄣曰”以猪毛制成,低于权贵所戴“罗冠”,高于“皮冠”“弁”,处在高句丽服饰等级的中层或中下层;职方郎中陈大德的职业操守是“鄣曰”得以仅见《高丽记》载录的重要原因。

試論敢爲天下先的張元濟先生——從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重新認識《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價值

一般讀者都知道張元濟輯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集宋元明舊本之大成。其最大貢獻在於發流傳最廣、被清代統治者竄改得面目全非的武英殿本之覆,恢復全史的本來面目。根據筆者多年来主持整理張元濟《衲史校勘記》所得印象,它實開影印本校改之先河。《校勘記》不僅詳細臚列宋元明舊本與殿本的異文,而且參校衆本(包括名家批校本及殿本《考證》),對異文是非加以案斷,酌用死校活校。凡宋元明舊本明■的訛、衍、顛、脱,而有版本依據者,未嘗不校改,即使殿本勝於宋元明舊本者,亦予照改,體現了張元濟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此我認為《衲史》是集宋元明舊本與武英殿本及其他參校本之長於一身的整理本,自成系統;既保存了宋元明舊本的原貌,又有别於原有的宋元明舊本,這是名副其實的百衲本。只有敢為天下先的張元濟先生才能不落前人的窠臼,創造校勘學史上宏偉的業績。

中国与1910年比京万国博览会——清末各方对世博会的态度

自参加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到颁布《出洋赛会章程》,清廷表现出对赛会的重视。然而,从1910年比京万国博览会看来,清朝上下对赛会意义的认识并不全面,各方认识也不一致。清政府决定参与此次赛会是迫于中外的联合压力,其中华比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博会筹备期间官商龃龉,甚至有参会者妄顾国体,因私利私怨阻挠赛会顺利推行。赛后各方对此次赛会的评价褒贬不一,部分有识之士清楚知道世博会具有发展商贸、文化交流、国力展销、中国形象纠偏等多重意义,但相当大部分人对赛会仍不甚了了。此次赛会给中国带来的实际经济、文化效应均不明显,又影响了国人对世博会的多重意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