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章志基于六经辨证治疗高尿酸血症的思路探析

高尿酸血症为嘌呤代谢障碍所致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可归属于中医学的“血浊”范畴;高尿酸血症出现关节炎、痛风、高血压等表现后,可归属于中医“痹证”等范畴,现代中医多从“痰湿”和“湿热”辨治。朱章志教授认为,高尿酸血症的病机辨识当首辨阴阳,以阳虚为本,再辨六经,以“三阴”为要,即关注太阴中焦脾胃升降之气机、太阴肺表之邪侵、少阴肾阳之虚衰;高尿酸血症的治疗需立足扶助人体阳气,重视顾护脾胃,不忘祛邪,寒热同调,即注重温助太阴脾阳以复脾胃升降之气机,宣散太阴肺表以祛邪,中后期患者宜温肾阳以利湿,遣方用药特点为寒热同调。朱章志教授基于六经辨证采用经方并重在扶阳以治疗高尿酸血症之思路,可为中医药临床工作者辨治高尿酸血症提供借鉴。

吴贞《伤寒指掌》疫病学术思想探析

吴贞所著《伤寒指掌》蕴含丰富的疫病辨治思想,书中关于疫病防治的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吴贞认为疫病类伤寒非一般伤寒,并将疫病分内、外因进行探究,除采用传统病性分类法外,创造性地提出了疫病手、足分型。察舌诊疫是吴贞最具代表性的疫病诊疗学术特色,为后世疫病的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吴贞据病择法,灵活运用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统方遣药,治疗疫病。本文从疫病成因、疫病分型、察舌诊疫、治法方药等四个方面对《伤寒指掌》中的治疫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当代疫病的诊疗提供思路,丰富和完善中医防治疫病体系。

河南汤阴方言古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及演变

今天的汤阴方言中,古知庄章组声母与精组洪音声母合流,读为[■]或[■]。结合周边方言的共时考察,可以发现,汤阴方言知庄章组与精组洪音合一,是在知庄章组开合口归为一组并与精组对立的前提下演变而来的。通过梳理《中原音韵》《青郊杂著》《交泰韵》等韵书知庄章组声母的情况,大致确定知庄章组声母合一发生在明代。汤阴方言知庄章精(洪)组声母合一,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周边合一型方言的影响。

晋冀豫交界晋语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类型与分布格局

晋冀豫交界晋语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有合一型、二分型和次二分型三种情况,总体上以合一型为主。晋东南晋语知庄章的读音类型最为丰富,三者都有;冀西南晋语知庄章的发展比较统一,都为合一型;豫北晋语知庄章的读音有合一型和二分型两种。总体来看,太行山和漳河在方言接触中“塞”大于“通”。

论《伤寒论》“主之”“与”“宜”“属”“以”区别

《伤寒论》方剂条后“主之”“与”“宜”“以”等字词,在表达方剂使用方法及药物配伍关系上存在不同含义。“属”为后人批注,不纳入讨论;“主之”对应主证主方,主方能应对主证中所有症状,临床加减化裁不在主证主方讨论范围内;“与”则提示医家注意疾病变化,示意在复杂条件下商榷使用方剂;“宜”乃“适宜”“合适”之意,所对应条文与治疗法则有关,提示相同治法下的加减用药;“以”提示病情复杂,可用试探法进一步观察病情,从而确定病性、病位或病理,试探之方宜小而精,不可误用猛法伤及人体正气。

张芝“转巧”草书探析

书法史称张芝的草书集众家之长,“转精其巧”,为一代“草书之祖”。在张氏家族删减儒学经典求新求变传统的影响下,张芝锐意于改革草书,使其草书具备了行云流水之势和刚健遒劲的笔力特点。流水之势是张芝在人性觉醒的时代背景下任情自然、委于造化的结果,而刚健遒劲的特点则与凉州劲悍的地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生活美学典籍《长物志》英译副文本考察

古代生活美学名著《长物志》是士大夫及作者文震亨对生活审美理念的总结。TonyBlishen译本为《长物志》唯一英译本,副文本形式多样,基于对其描述与分析,该文探索了《长物志》英译副文本对译本的构建方式。研究表明,封面、注释和译者笔记副文本凸显译者坚持“求真”,力求体现原作者的才智,搭建原作与英语世界的桥梁,充当建筑师和画家的角色;序言、脚注、插图内副文本可以引导读者阅读、理解、接受源语文本中的生活美学文化信息;从装帧信息与新闻广告副文本可以看出,出版方与赞助方通力合作,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助力译本的全球推广。

《礼记·玉藻》“君赐车马”章辨诂

学界关于《礼记·玉藻》“君赐车马”句的读法、释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郑玄为代表,认为“拜”“赐”二字当分读,后一句言卿大夫受赐于天子,归必致于其君,待君有命才能使用;另一种以陆佃为代表,认为“拜”“赐”当合读,后一句承接前一句,言没有国君之命则不敢乘服。经考辨,这两句是统言“三赐”之礼,陆氏的读法更符合经文语境,但他对第二句的释义不甚清晰,应释为:若没有得到国君的正式授命,则不可以立即乘服。关于“据掌致诸地”,多数学者认为是解释“稽首”之仪,但实属赘述;段玉裁等人认为是臣受君面赐所行之礼。经考察,臣受君面赐确实应先稽首然后受所赐之物,则“据掌致诸地”应释为:臣稽首而后双手捧所赐之物于地上。

罗汉果病害研究进展

罗汉果是广西大宗道地药材,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其所含低热量的罗汉果甜苷备受人们欢迎。随着罗汉果人工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其病害问题日益突出,质量和产量均受到严重影响,已成为制约罗汉果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已报道的罗汉果病害有罗汉果病毒病、根结线虫病、青枯病、斑枯病、芽枯病、炭疽病、白绢病和根腐病等,其中病毒病和根结线虫病是主要病害,发生普遍、危害性大。文章综述了罗汉果病害的发病症状、病原、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等研究现状,指出当前罗汉果病害研究主要聚焦于罗汉果病毒病和根结线虫病,但研究深度不够,生产中罗汉果病毒病和根结线虫病问题依然严峻;提出建立快速、简便、特异性强的罗汉果病毒病检测方法,制定和完善罗汉果病毒检测规程;完善罗汉果脱毒苗生产技术体系,做到组培苗不带病毒,育苗基质不带线虫;重视田间综合防治技术协同研究,以减少病毒和线虫传播;加强对罗汉果病毒病和根结线虫病防治的宣传,指导农户科学合理种植;加强罗汉果抗病毒和抗线虫种质资源的收集、筛选与利用。针对今后罗汉果病害重点研究方向,认为应系统开展“寄主、病原物、环境”三角互作关系研究,建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选育抗病品种,以期为罗汉果病害的综合防治提供参考,推动罗汉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山东东区方言知庄章二分的音值及其与精组声母的关系

山东东区方言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二分,其类型已有概括,但其音值问题尚待进一步澄清。根据近年来的调查,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知三章组声母读舌叶音者占东区的大多数,但不同地点的舌叶音实际上具有不同音色,应该分为三种:与■组相近的■类,与■组相近的■类,与■都不相近的■类。2)潍坊等地的■声母是舌尖背部(下舌叶)构成阻碍而发出的音。3)县城点知三章组读?组的类型可以取消,但不排除非县城点有此类型。4)知三章组声母是否拼细音韵母与舌叶音的类型有关。5)精组洪音读齿间音的现象与知三章组读■类共现,应系受后者推挤而形成。6)有些方言如栖霞、烟台等地知三章组与精组细音同读舌叶音或同读舌面前音,这种现象在100多年前已经见于美国传教士对蓬莱和烟台方音的记录。总之,对知庄章组声母音值的细致分析既有利于准确描写语言事实,也有利于解释共时的音类分布,同时也为研究古知庄章组、精组等声母的演变提供了更多线索。

阴翊王度:“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传说新考

明初皇室的“异人”慕求对“张三丰”神仙信仰的成立与传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洪武后期“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一事最为重要,但学界对其内涵意义并没有认识清楚。新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蜀献王朱椿《献园睿制集》所收《与全弌老仙书》五篇、《张丰仙像赞》、《怀仙赋》,可以清楚地证明“张三丰入蜀见蜀王”实属朱椿的建构。朱椿此举是以太祖与周颠仙故事为样板,利用道教异人张三丰塑造自身贤王形象,化解岳父蓝玉谋反引发的政治危机,避免重蹈兄长潭王朱梓身死国除之覆辙。朱椿借此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成就了“宗室最贤”之名,“后入蜀,见蜀王”情节亦得以成功跻身张三丰传说系统,成为“三丰复生”神话的官方证明。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张之洞聘任洋员探析

作为晚清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成效最卓著的洋务首领,张之洞通过多种途径聘请了众多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军事、文化知识的外籍人员,进入其创办的实业、教育、军事等各领域,担任着各项事业的筹建、生产指导与人才培养的工作。他还在总结前人引进人才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聘用与监督机制,较好地消除了洋员揽权的现象。因此,其幕府中的洋员大多都能恪尽职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张之洞的功业,也使其经营的事业显现出更多的先进性和时代特色。

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两大重要幕府,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和继承关系。例如,奏调、札委制由曾国藩开始,张之洞继之普遍实行;两人都保举大批幕僚为官;主宾间经济关系分离;幕中多为文人学者等。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性等方面的差异,曾、张幕府又各有特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曾幕重地缘关系,张幕重学缘关系;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而张幕中则吸纳了大批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比曾国藩更全面,影响也更大。

张之洞与湖北工业化的起始:汉阳铁厂“由粤移鄂”透视

光绪十五年（公元１８８９年）冬，张之洞调任鄂督，其原在粤所订炼铁机炉也随之移鄂兴办。铁厂移鄂，标志着湖北工业化的起始。但此举并非张氏之初衷，亦非出于继任粤督李瀚章之不喜洋务，遇事推诿。实际上，这是清廷中枢为了抑制李鸿章集团势力过于膨胀，有意“扬张抑李”，扶植张之洞，并考虑到湖北省自然资源、位置、交通有利条件，而作出的重要决策。湖北钢铁工业之建立，乃是晚清特定的政治局势与湖北省资源、位置等人文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

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的 1 8年 (1 889- 1 90 7)中 ,为着兴修铁路、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组训新式军队、创办新式学堂 ,曾大量引进国外人才。其引进国外人才的指导思想是权操自我 ,为我所用 ,并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点。空前规模的外才引进是张之洞湖广任内成就举世瞩目的近代化事业的重要支撑 ,其客观效果是好的 ,应当充分肯定 ,其缺憾是在大量引进国外工程技术人才的同时 ,未能相应地引进管理人才 ,借以学习和逐步建立起与大机器生产相适应的近代企业管理制度 ,这是张之洞所办工业企业大都效益不彰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之洞与清末法制改革

探讨了张之洞在清末法制改革中所扮演的倡导、示范改革 ,又阻止改革深入的复杂角色 。

张之洞与芦汉铁路的建设

张之洞认为芦汉铁路的建设是振兴国力、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战略举措 ,该路的修建对巩固国防、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风气转变等都有重要作用。张之洞对芦汉铁路的筹建政策、筹款方式、线路走向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芦汉铁路的筹建实践中 ,张之洞负责统领全局 ,并且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

《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

从《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传统认识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争赃"竞赛,谈判过程全为西人主导,清朝一方对议题几乎没有介入。这一种印象或结论的产生,主要是依赖外国一侧史料建筑史实的后果。议和过程中,清朝一方虽然对议题缺少发言权,却并非全无努力,其内部西安政府(那拉氏、军机处)、北京全权(奕、李)、东南督抚(刘、张、盛、袁)等多种力量互动频繁,唯因相互制约造成内耗,本来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角力的态势,未能形成有效的对外合力。这一现象也成为近代外交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本文拟从"惩董(福祥)"问题切入,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从一侧面观察当时清政府外交及内部政治关系的实状。

清末民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述论

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之后,设立湖北官钱局并发行官票,以推动货币改革。但由于国内印刷技术落后,伪造官票情况严重,张之洞遂向日本印刷局请求印刷钞票,首次订印成功后又多次续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辛亥之后湖北地方财政拮据,官钱局大量发行官票导致通货膨胀。吴佩孚主政湖北时再次向日商订印钞票,但其计划曝光之后,遭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为了缓和中日关系,限制吴佩孚发展,也要求中止印刷契约,最后湖北政府不得不取消钞票印刷契约。钞票印刷事件的日趋政治化,反映出了不同历史环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众,中国与日本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