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ucturing Reality: The Metaphysics of Harmony in Zhang Zai's Zhengmeng Philosophical System

The essay aims to analyze the concept and the paradigm of harmony in the metaphysical system of the Neo-Confucian philosopher Zhang Zai.It argues that Zhang Zai's concept of Great Harmony not only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centrality of this idea with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but actually presents the most advanced idea of harmony up to his time.In Zhang Zai's philosophy,harmony becomes the Way itself,which includes the realm of principles and the outward and functional manifestations of reality.This essay will deal with harmony in two ways: first with Zhang Zai's direct use of the concept in the Zhengmeng and second,applying the paradigm of harmony to other of Zhang Zai's key concepts such as qi氣,void (xu虛)and natural dispositions (xing 性).

张载与此岸性认定

张载率先改变儒释道三教并用格局,告别宗教时代,推进中国哲学史进程,揭开宋明理学新篇章。他站在儒家立场上回应佛教,创立气本体论,证明此岸世界的唯一性和真实性,重申一元世界观,迈出了宋明理学思潮的第一步。他提出的太虚即气说和天人合一说有新意也有局限。由于气在价值上中立,限制张载的视野,难以对儒家伦理提供本体论担保,不得不让位于天理本体论。

张载为师之道探析

张载一生在朝为官时间较短,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以为师之德、为师之才、为师之术为主要内容的较为系统的师道观。张载对教师“谦德”“仁德”“行德”“厚德”的论述及践行,充分展示了他的为师之德;张载的涉猎兼及儒家经典、自然科学和军事知识,治学强调立志笃行、学须有疑、贵在自得等,彰显了其为师之才;在教学中他所强调的“尽人之材乃不误人”“当时引之不失其正”“罕譬而喻”“穷理应当有渐”,反映了他的为师之术。张载的师道观今天仍闪耀着为师之道的熠熠光辉。

船山对横渠正学及其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希张横渠之正学”是船山的学术追求,也是船山对自己学术的一个定位。张载之学何以为正学,在船山看来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本体论上,以“太虚即气”阐明宇宙生灭现象,辟佛老之邪说,正本清源;人性论上,明性之所由,明善恶之分,剖析人性结构,为为善去恶工夫奠定基础;认识论上,明本末一贯、天人相继之理,倡明成圣之可能;工夫论上,倡“养蒙正心”之功,指明成圣之路径。因此,船山以推崇张载之正学来为自己的正学思想正名。船山在推崇张载学说的同时,也在吸收张载的思想,并融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正学体系,彰显出了“守正开新”的正学精神。船山正学精神的内涵体现为四个方面:“发明正学”的原道精神、“守正辟邪”的卫道精神、“明虚返实”的实学精神和“灌注通义”的公义精神。这四个方面的精神涵括了“守正”与“开新”,它们共同构成了船山正学精神的内涵。

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以《乐记说》为中心

自《乐经》失传以来,学者对乐的理解多以礼乐文明为主,《礼记·乐记》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哲学的重要文献。张载好治经,有“诸经说”,其中,《乐记说》比较集中地阐释了音乐的哲学性见解。张载以“记”推“经”,以“说”求“理”,对音乐展开乐本、乐道、乐用、乐象四重面向的论释。乐本是礼乐结构的基本框架,乐道是穷本知变的义理心性,乐用是移人通政的治世目的,乐象是视听体验的直观表达。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与其天道观和心性论结构高度吻合,不仅解释了音乐与人的价值关系,而且解决了古乐难求的历史困局。尽管如此,张载的“地缘成因”和“反技术论”仍有可商榷之处。

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西铭》的意义结构述论

《西铭》是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一篇著名文章,被视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之作,历代多有诠释。但不同学者对《西铭》主旨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仁体”说、“理一分殊”说、“万物一体”说和“仁孝”说等各种观点。事实上,该文具有严密的意义结构,并与其文章布局、行文方法以及张载本人思想等密不可分。《西铭》融会《易传》《孟子》《中庸》等先秦儒家经典,以“事天”为主旨,提出了“民吾同胞”的事天原则,“敬乐”“克省”的事天工夫,以及乐天知命、存顺没宁的事天境界,从而展现了张载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诠释与创新,尤其是对天人关系和个体伦理责任与义务的新思考。

论张载的“徇物”观

对于张载的“徇物”观,学界至今未予以重视。然而事实上,张载的“徇物”观是深入了解张载天人合一思想不可忽视的内容。这其中也关涉着对人真正自由的思考,是进一步了解张载哲学思想丰富意蕴的重要理论。“徇物”即是受物所迷,被物所左右、奴役。在张载看来,人徇于物便是丧失天性和本真,与天道天理相违。其也可以说是人主体或人性的异化。这不仅将给自己招致凶祸,还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因此张载主张人应与天合一,摆脱“徇物”。总的来说,张载的“徇物”观既有着成己的远大理想,又有着成人的崇高情怀,是成己和成人的统一。在物欲横流、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下,研究张载的“徇物”观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义释

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一语中的“合”并非语言层面的合而言之,而是合而为一;其“虚”亦不可理解为太虚,而是“天德”。“天德”即天性,“合虚与气”即天性之在人、物。“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意为天性必须落实于人、物方可呈现,方可以“性”名之。整体而言,“四有句”中的天、道、性、心构成了一个天人贯通的整体。

张载“横渠四句”的内蕴及其当代价值——基于新时代服务国家需求意识培养的视角

张载的“横渠四句”震烁千古,“为天地立心”的价值观、“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意识、“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担当、“为万世开太平”的宏阔愿景,对培养高校学生服务国家需求意识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横渠四句”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于:精神价值具有时代特征,要培养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价值相契合的人的精神价值;生命的核心意义是服务国家,要将仁孝之心升华为家国之忠,弘扬服务国家需求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勇挑重担。“横渠四句”对高校学生服务国家的启示意义在于:涵养与祖国融为一体的大我人格,树立服务国家需求的强烈使命感;关注民生并树立命运与共意识,涵养敢于担当人民命运的意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意识、革命文化中的报国情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爱国价值观;为中华民族开辟长期繁荣昌盛的国运奠定基础。“横渠四句”对高校培养学生服务国家需求意识的启示表现在:进一步确立服务国家需求的根本性精神价值,构建个体与家国融为一体的主动型道德涵养机制;强化与人民融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和服务理念,构建震撼心灵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脉融为一体,培养传承报国情怀的文化使命感;构建契合受众发展阶段的时代话语叙事,培养服务国家意识,培养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才。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民胞物与”思想

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主张“乾父坤母”,人与万物共处于一个大家庭中,人要敬畏自然,善待万物,对于自然万物负有更大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包含了“天下一家”的仁爱精神,“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仇必和解”的价值理念与“万世太平”的和平理想。“民胞物与”既彰显了宋明理学的精神特质,又体现了超越时代的文化理想,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

张岱年论张载神化思想与相关争鸣评析

张岱年推崇张载,将其作为古典哲学唯物论的重要代表。早在1937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就强调张载在宇宙本根论上是一种唯物论。1950年代以后,张岱年反复阐扬张载的气一元论唯物思想,认为神从属于气,是气的一种微妙变化。张岱年也指出张载思想中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都还有唯心论残余。与张岱年不同,吕世骧、邓冰夷、陈玉森、高羽、周清泉认为张载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张载思想体系中,神是第一位和根本性存在。无论是以张载思想为唯物还是唯心,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张载思想的某些特征。张载思想中的“神”既非形下之物,也非宗教之神或主体之心,同时神也贯通在“物”与“心”之中;神是“一”,又内含着“二”的矛盾性,是变化的动力因。

康有为视界中的张载

在近代哲学家中,对张载予以关注并且给予较高评价的只有两人:康有为和谭嗣同。其中,最早将张载纳入近代哲学视野并且提及次数最多的则非康有为莫属。康有为将张载置于宋代学术的视域之下予以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张载与北宋诸儒之间的关系以及张载在两宋之学中的地位的考察论证了张载的学术身份和思想传承,并且勾勒了张载后学。康有为对张载的关注至关重要——既体现了他选择国学人物的独特性,又对张载思想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张载哲学中“气”的伦理意蕴

张载论“气”,正所谓“立标以明道”,在宋明儒家经典诠释及义理建构中堪称典范。“气”不仅具有一般宇宙本体的形上意义,而且包括个体人格的塑造、伦理秩序的生成以及万物生生的伦理本体形态,并通过逻辑的方式推衍形成系统的义理结构。“气”扩充、流行于天人之际所体现的自然属性与人文特质,以德性、伦理及秩序等方式在宇宙论的视野中肯定人、人性以及人道。于此,展开一个“生生”的伦理世界,又蕴蓄追寻至善的理想境界。

张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原始会通及其对理学和道论的超越

张载哲学与作为西方哲学起源的古希腊哲学思想十分接近,但二者叩问的方式不一样,致思的方式不一样,知识的体系不一样,推理的方式不一样,而最重要的是,立论的基础不一样,结论的目标不一样。以张载哲学为分水岭,可以把北宋以前的哲学看作中国哲学的原生态阶段或自发阶段,把北宋以后的哲学看作中国哲学的自觉阶段。张载哲学超越了理学和道论,隐含着中国哲学自由发展的趋势,这种自由阶段既是中国哲学自我发展的逻辑结果,又是中外哲学交流融通的历史结果。在思维差异中能够获得文化自信,在理论协同中能够获得价值认同,这正是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

源流关系视域与概念、理路、方法:关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关学源流》为中心的学术述评

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林乐昌主编的《关学源流》,是一部重新探寻研究理路的关学史著作。该书针对学术界先后流行的宋亡后关学“衰熄不存”论和关学历经宋金元明清“传续不绝”论,提出关学史是“有绝有续”的演变过程,从而梳理了一条新的关学历史纵向演变脉络;针对晚明冯从吾在界定“关学”时将其归结为“关中理学”,混淆了关中地域内作为理学分支的关学学派与理学多分支整体,提出以张载之学的丰富内容为关学之源,以此源头的完整内容作为研判后世关学传承的基准,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关中理学横向结构关系。《关学源流》的创获集中体现为,以“关学”概念的再论证为支点,运用以“两原”“两基”为特色的方法,上下纵观,左右横论,为关学史研究建构了完整的新理路。

张载论性——兼论牟宗三对张载性论的阐释

张载认为,性可以从体、用两方面来理解。体之性是太虚之气所具有的“虚而神”的本性,是万物统一的根源、变化的动力,表现为神妙不测的变化性能;用之性是太虚之气所具有的大化流行之妙用,表现为天道流行过程。人之性是体之性、用之性在人伦社会中的呈现,可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人性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复归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要回归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统率气质之性,既要“继善成性”,又要“变化气质”。

张载“为天地立心”的伦理意蕴

千年以来,“横渠四句”激励了无数文化学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人们对其首句“为天地立心”却不得其解。早期儒家经典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之训,但张载却认为,人对外物感受不一,故而人心万殊。人的气质、私心、偏见和异端知识的障蔽,使人心不能合于天心,故而有整肃人心的必要。“为天地立心”正为正人心而设。以同于天地的视角,立诚心,立仁心,立平等心,立大心,就是“为天地立心”的具体内涵。这一思想的提出,展现了张载崇高的圣哲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