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

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他认为楚辞“依托《五经》以立义”,有着与《五经》同样的性质。因此,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以揭示《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一言以蔽之,王逸持守的是有汉以来“诗言志”的思想传统。王逸“楚辞”思想中展露的一些理论新意——如重情、重兴,也都未能脱出“诗言志”的思想框架,都需要纳入汉代诗学思想史中去看待。

《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

本文把“章句”与“传”、“说”、“记”、“笺注”、“训故”、“条例”做了比较 ,归纳章句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分章析句解释古代经典的意义 ;二是紧密依附所阐释的对象 ,不单行。在此基础上 ,论证了“《白虎通义》是汉代的‘皇家章句’说”不成立 ,因为《白虎通义》在著述形式上与章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其阐释经义的思想方法与汉代经师造作章句时所习行的方法也不相同 ,在本质上 ,《白虎通义》不属于章句之学 ,而属于义理之学。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论两汉章句之学的谶纬化

由于两汉的章句之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甚为密切,而谶纬又主要是今文经学神秘化、庸俗化和政治化的产物,这决定了谶纬说不可避免地会对章句之学产生影响。这个结论,能从两汉章句从膨胀化到减省化的发展轨迹中获得证明——王莽时代“减省章句”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谶纬说来改造章句的过程;光武帝时代对章句的重新减省,也是以谶纬为准绳的;至于东汉其他时期对章句的减省,同样不脱谶纬的影响。残存于今的《孝经章句》,则为章句之学的谶纬化提供了一个文本证据。

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魏六朝文学理论

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和宗教学与文艺学理论,探讨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关系,得出结论:章句直接影响了汉魏六朝的文学理论,并且在解经体制上启发了科判,而成熟的科判则反过来在义解和术语两方面影响了六朝隋唐的经学义疏,章句和科判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中国藏黑水城83H·F1:W14/0014号文书残片定名及其它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83H·F1:W14/0014号文书归入医算类并拟题"医方"是不正确的,该文书应定名为"习抄大学章句残片"。

读《文选》偶记

一、论述《文选》“七”体。二、《文选旁证》作者考辨。三、论述“蜡鹅”事件后果。四、指出《文选研究》

朱熹《四书集注》通行清代之原因及评价

清代虽以"汉学"著称于后世,然而有关四书的研究却始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大宗,汉魏古注一直没能占据文化界的主流。除了外因科举制度外,更自有其内在的因素。朱注较之汉魏古注有三大优点:一是在义理上适应了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二是在审文义上远轶古注,训诂考据亦大体正确;三是简明。可见朱注之通行,符合学术的自然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古注的"精华"大都在朱注中继续焕发着活力。从纯理论上看,一部书的诠释空间限制了其注本之间的差异。宋儒与清儒的起跑线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差距,朱学王学在义理上的分歧所占四书五经章句之比例亦微乎其微。只有达成这种认识,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清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依然通行的原因与意义。

读《文选》随笔

本文阐释了有关《文选》学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回溯了萧统《文选》37种文体之一的"七"作为一种文体的历史及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其二,对《文选旁证》的作者作了考证,认为其作者为梁章钜。其三,评价了苏轼论《文选》的观点,认为苏轼的评论有其得失。得在指出了萧统的一些错误;失在他从个人喜好出发,未能对《文选》作客观的评论。

《读渔洋诗随笔》考释

梁章钜的《读渔洋诗随笔》,记述师友对于王士禛诗歌的评论,是研究《渔洋山人精华录》的重要文献。本文考证此书的撰著时间,并阐释其理论价值。

“以谶解经”的学术风潮与王逸的《楚辞》阐释

在东汉思想文化领域中,谶纬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而出于维系儒术独尊地位之虑,儒生经师多藉谶纬来训诂文辞,阐说经意,试图利用谶纬的神圣性来论证儒经之权威性,这就使得此期经学研究呈现出"以谶解经"之特征。受此种学术风潮影响,王逸在通过强调《离骚》"依经立义"、尊其为"经"等方式回应班固等人之批评的同时,还采取"以谶解经"之方式来阐释《楚辞》:或直接引用谶纬文献以诠释字词、疏通大意,或依谶纬"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诸说来阐发主旨,使得《楚辞章句》中展现出浓郁的谶纬色彩。王逸所建构的此种依托谶纬观念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楚辞》阐释模式,既与当时权利阶层所期望传播的政治观念相契合,又易于被具有谶纬话语体系之集体共识的士人所认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王逸注骚可谓典型。他所建构的依托谶纬观念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楚辞》阐释模式,既合当时权利阶层的期望传播的政治观念,又为以谶纬话语体系为集体共识的士人所认可。

梁章钜《退庵随笔》诗学初探

清代闽人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学诗"二卷是其晚年诗学观的总结,在修正清代各大诗学主张的基础上,梁氏兼采众长,注重学养,风骚并举,表现出对诗教传统的回归,并总结了诗歌创作的一些基本经验,给予后学者一定的理论指导,体现了清代学者理性求实的经世精神。

《楚辞章句》声训研究

《楚辞章句》是汉代重要的训诂著作之一,汉代是声训发达的时期,从声训用语、字形关系、语音学关系、语义学关系及其作用等方面探讨《楚辞章句》的声训用例,有助于深化对声训的认识。

“海涵地负之才,春温秋肃之政”——陶澍和梁章钜

陶澍和梁章钜都是晚清时期湖南的杰出人才。在政治上,他们都堪称公正廉洁、勤政爱民的能员好官;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们都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国家的侵略;在文化成就方面,陶澍是当时的诗坛领袖,梁章钜则为联坛宗师。而且,他们又是嘉庆年间的同科进士,二人关系十分友好。

唐五代佛典音义引《楚辞章句》校勘举例

服务音义的需要,唐五代佛典音义征引《楚辞章句》凡655例,其征引形式有三:(1)单引正文;(2)单引注文;(3)正文+注文。其征引目的是释义和辨字,而以释义为主。比较今本,其中存在讹、脱、倒等种种文字问题。梳理这些材料对五家音义引书研究和《楚辞章句》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继承与拓新之间——论吴恭亨的楹联批评

从历时性来看,吴恭亨的楹联批评著作《对联话》体现了对梁章钜楹联批评的一脉相承;从共时性来看,《对联话》是南社湘集文学观念在楹联批评上的体现,是楹联批评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应对新的挑战的结果,是楹联批评在清末民初文化运动背景下愈益走向成熟的标志。《对联话》继承了梁章钜楹联批评用语、"雅正"之说、阳刚之美的美学选择、独立文体的观点,它可以看作一部楹联创作教程。吴恭亨反对白话楹联,提出了"思想说"。

《楚辞章句》引《尔雅》异文考辨

《尔雅》是我国现存较早的训诂辞书,两汉训诂皆援引《尔雅》,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亦以《尔雅》为圭臬。对文献征引《尔雅》研究是《尔雅》研究的重要方面,回归经典语境,探讨经典文字与《尔雅》文字的关系,也是雅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本文对《章句》引《尔雅》不同的16例,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相证明,从文字学、词汇学、音韵学的视角进行考辨研究,希望对当前经典异文研究有所启示。

论梁章钜著述创新

作为近代著名的经世名臣和著名学者,梁章钜著述繁富,在清代中晚期的学者中,可谓是成就卓著。他所著的《称谓录》、《楹联丛话》、《枢垣记略》等著作都堪称是各自领域的创新之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章钜的著述成就,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在近代文化史上,梁章钜是一位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文化人物。

论《三管英灵集》的收录标准

梁章钜《三管英灵集》以选粤西诗人之诗为最基本的收录标准,不录无名氏之诗;录已故诗人之诗;不以诗人的名爵地位和编者的人际关系、个人好恶左右选诗标准,以诗歌的艺术性为最主要的收录标准;"即诗存诗",择取名家旨意深致、情感真挚、情景交融、声律流美等美作,以及中小诗人自然成韵或苦吟锤炼之诗;"因人存诗",录人名大于诗名的粤西人之诗;唯录诗之正体;组诗去雷同取精华。收录标准的地域性、严谨性、文献性和艺术性等特点使《三管英灵集》超越前作,成为收录粤西诗歌更广更精、体例完备的诗歌总集。但地域性的局限使即诗存诗和因人存诗的矛盾难以完美调和,艺术性的收录标准不甚明晰,均使总集的编纂留有遗憾。

梁章钜《退庵论文》的文笔骈散之辨及其意义

梁章钜《退庵论文》重提六朝"文笔之辨",厘清"文"之内涵,意在提高骈文地位,批驳古文家穷经注史、远离文之本质、贬低骈文的观点。较之阮元尊体骈文、否定古文为"文"的矫枉过正,梁章钜通达折中,主张骈文、古文并重,异途同源,骈散结合,不必独尊正统。他反对"以古文为时文"和"以时文为古文"的两相妨害,强调古文和八股时文的互学才能两相成就,较阮元将八股文视为骈文一脉之观点客观公正。梁章钜称《文选》骈体、散体并选,并非骈文选本,批驳古文家对《文选》的轻视。梁章钜骈散结合的文体观调和了清中叶古文、骈文之争,为古文、骈文创作和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