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辨识、时代建构与文化寻思

赵树理自称为“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赵树理知识分子身份的解读一直存在争议。赵树理在文学作品中坚守“文摊”追求与“旗帜化”书写,坚持通俗化写作,为大众发声。在工作实践中秉持农民立场与批判者姿态,勇于讲真话,敢于做实事。中西结合的文化习养与非文学实践使赵树理既秉承着士大夫的家国意识与民本思想,又传承着五四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与批判精神,赵树理的知识分子身份是士大夫的内核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碰撞交融的结果。

论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的空间叙事

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以空间叙事为媒介,将个人成长、乡土秩序重建、社会转型串联起来,使三者与革命历程发生主体性对话,展现山西乡土世界寻求新生的动力与革命理想的吻合。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表达了作为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园重建渴望,并非单纯的政策图解。

赵树理“乡土味”小说翻译批评——对沙博理英译本的考察

西方读者曾经借沙博理英译《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认识和了解中国,作品之于西方读者是史料,作品的文学价值往往消弭而尽。今天,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势必关注作品本身的厚度与文学性。文章针对两部作品的“乡土味”语言,按照“乡土语言单位”分析沙译本的语言转换、意义再现和文化再现。结果表明:沙译本忠实于原文,基本实现了中英文之间的语言转换和语境意义再现,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却有所缺失,以至未能将读者带入原作的“话语世界”。这表现在方言土语上,削弱了作品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人物情感的传递、农村风俗画面的描摹;反映在半白话上,失去了汉语的古色古香;同时也反映在象声拟声词上,消减了原文的音响美和欢快基调的渲染。

理与情的变奏及其困境:论赵树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婆婆与儿媳的关系问题、传统宗族社会与现代“新社会”之间伦理秩序的调整问题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伦理叙事的三个层面。赵树理的叙事试图弥合“理”与“情”、政治公义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的裂隙,尝试建构一种“合情合理”的新型乡村伦理秩序。以“理”节“情”的叙事思维,暗示着赵树理在农民情感与干部立场之间的徘徊姿态,这使得他的“问题小说”本身易为“问题”所缠绕,限制了他对更具深度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随着“理”与“情”的矛盾日渐凸显,赵树理小说内在的叙事困境也不断加剧。

赵树理的乌托邦化乡村内部叙事与竹内好的判断——以《三里湾》为例

在共和国七十年文学体系中,赵树理文学有着独特价值,是与启蒙派相异的文学系统,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优良因素。赵树理对中国乡村有着前瞻性的思考,完成了对启蒙话语的超越,形成了“乡村进化”式的文学乌托邦,在叙事上的重要表现为独一无二的乡村内部叙事视点的确立,达到了竹内好所说的对现代文学及古典文学的双重超越。

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形态论(1949—1958)

从1943年起,赵树理逐渐走出自己的文学“路子”:以介入生活的文学动机和大众化的艺术方法构成的“通天彻地”的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后,其现实主义“路子”因为缺乏浪漫而被质疑,1958年前后尤甚。赵树理对他“不浪漫”的批评的回应,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坚持,其文学之路经历了从文学事功的理想到进退失据的尴尬,但他总是从“产量不就范”的角度来限制“浪漫”,最终在1959年陷入“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危机。近年来,山西学者以赵树理和“晋军后”视角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就颇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三个历史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事功的理想和进退失据的现实,研究三者的历史关系,对深入认识赵树理及其时代的主流价值关系,进而反思新时代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都是有益的。

组织、个属与文化区块:解放区的文化机理与“赵树理方向”的生发

1947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树立的“赵树理方向”是解放区树立的最后一个旗帜,它的形成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组织、党组织等对赵树理的文学活动的引导及对其地位的认同过程,也是忠于革命事业而又有个人坚守的赵树理逐渐寻找自身与革命秩序关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作为解放区重要部分之一的晋冀鲁豫边区力图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结果,以及其对自身建设的文化风景的确认,从而充分显现出解放区文化建设的方向性及其机理。

论赵树理小说的人生仪礼书写

赵树理的小说乡土气息浓郁,蕴含着丰富的民俗资源。作家能够深入民间话语系统,在讲述农民故事的同时,呈现了与农民一生息息相关的人生仪礼,主要涉及人生仪礼中的婚礼和葬礼。赵树理小说中的婚礼描写展现了封建婚姻对人的毒害和进步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勇敢抗争的两个面向,表现了婚礼中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激烈对抗;葬礼描写展现了在丧礼费用和高利贷盘剥下农民的惨状,并呈现了一场特殊葬礼的民俗价值。在时代潮流、社会变革、乡村社区的背景下,婚礼和葬礼犹如两个相对稳定的横截面,沉淀着民众世代传承的情绪,也凸显出要求变革的现代精神。

“树人”到“树理”——略谈鲁迅与赵树理的比较

将鲁迅(周树人)与赵树理的乡土文学成就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中考察,文章对鲁迅和赵树理进行影响和比较的研究,凸显了从鲁迅到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发展脉络以及这一文学传统的意义;同时指出,中国文学的乡土书写乃至现今提倡的乡村振兴文学需要汲取历史经验,鲁迅和赵树理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应成为重要参考。

鲁迅、赵树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鲁迅和赵树理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领军人物,但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都扮演了克里斯玛的形象。鲁迅是创世性的文化英雄,使得陷入困境的文化重新恢复了活力和创造性;赵树理是道德恒守者,弥合了传统美德和现代美德之间的罅隙。这种差异是源自于二人写作重心的差异,鲁迅坚持作者重心型写作,赵树理则恪守读者重心型写作。

略谈《小二黑结婚》的喜剧艺术

作为赵树理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根据真实的悲剧故事改编,是赵树理作品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其艺术性主要体现在赵树理受民间通俗文化影响的喜剧艺术。《小二黑结婚》中的喜剧形象主要是三仙姑和二诸葛,作者通过设置喜剧情境对这两个人物身上的封建思想进行了揭露和嘲笑,并使他们最终从落后转变为进步,体现了作者改造农民思想的美好愿望。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形象在中西喜剧形象序列中具有独特性,他们既是被嘲讽的对象,又是要改造的正面形象,是特殊时期的独特的喜剧形象。作品在让人发笑的同时也透露了喜剧人物背后的“悲”,人物的喜剧性塑造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乐感文化特质,而“喜中含悲”“悲喜互藏”的风格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特征。

“为了农民”与“拒绝农民”——家世观照下赵树理创作之得失

家世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常见议题,在现代文学中亦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赵树理研究可为一例。伴随着家道中落,坠入穷人堆里的作家目力所及皆是苦难,强烈的共情使赵树理将“为了农民”视作一直以来的信仰。“农民本位”的心理态势投射到话语实践,赵树理在创作中有意维护农村家庭完整,理解农民对未来的展望很近,重视穷人的人格尊严。然而信仰一旦走向极端就会演变成一种精神负担,“有意识地保持农民意识”使赵树理遇到自己小说创作的瓶颈,过分倚重民间资源造成了文学叙事的枯索呆板。加之作家亲眼目睹诸多亲友因失去土地断绝生路,故深陷于农民与土地的胶着关系中无法自拔,所以在创作中出现拒绝农村青年向外发展,以至于希望其世代匍匐在土地上的偏执情绪。赵树理的家世一方面催生“为了农民”的信仰,一方面呈现“拒绝农民”的悖论。

改造“二流子”话语的再解读——以延安鲁艺文艺精神为中心

改造“二流子”话语以秧歌戏的形式表达出来,实则是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在为工农兵服务过程中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借鉴与成功转化。成功改造“二流子”作为八十年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全社会、管理社会的重要成果,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除了保障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风尚之外,实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管理全社会提供了一次成功的管理经验。延安文艺中的秧歌剧、小说创作则以现实主义为指归,积极呼应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实践,对这一历史壮举做出合乎历史,又关注世情与风情的写法,给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较为优化的思路。改造“二流子”是包括延安秧歌剧在内的延安文艺的重大题材之一。改造以好吃懒做、带黑恶流氓性质、影响边区生产生活稳定为特征的“二流子”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及政权建设的需要。改造“二流子”部分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有助于改善彼时广大乡村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在具体改造过程中,改造“二流子”带有翻身与“翻心”的双重性,翻身相对简单,“翻心”更具难度。改造“二流子”运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治理,规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能力与俗雅音乐文化相结合的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治理的历史壮举。

幽默的延续与转化——论贺友直对《小二黑结婚》的连环画改编

赵树理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是一部歌颂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家长、追求婚姻自由的小说,它以欢乐的幽默为基调,深受读者的喜爱。在对《小二黑结婚》的连环画改编中,贺友直首先通过删减枝蔓、重组情节、采用通俗化语言讲述故事等形式进行脚本改编,延续了小说的幽默风格。其次,贺友直还采用姿态描摹、添加道具、设计动作等手段突出人物的心理、性格特点,将有趣的人物再现于图像上。最后,贺友直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小说进行艺术创新,在连环画中添加环境、意象与暗线,强化了小说的幽默特色。连环画以图文互动的形式丰富了《小二黑结婚》的传播与阐释,使读者能够更为直观地感受赵树理小说中的幽默精神。

“破局者”赵树理——论赵树理对中国乡土小说的革新与发展

乡土小说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由鲁迅开创,后经发展形成不同派别,但大多数乡土小说作者总是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农村。赵树理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固有模式,他从农民的视角出发,展现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文尝试从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出发,探讨赵树理乡土小说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后续发展。

从“启蒙”到“讽谕”——鲁迅与赵树理乡土书写的话语歧异

作为外在于乡村的知识分子,鲁迅审视农民的视角是居高临下的,他针对乡村的言说以启蒙性的话语为主。而赵树理则始终坚持立足于乡村内部,力图融入农民之中,其旨在改造农民精神结构的话语内容是“讽谕性”的。话语性质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文本表现,启蒙话语导引出具有“寓言化”倾向的叙事,多含悲剧色彩;讽谕话语则注重突出文学“新闻化”的品格,充溢乐观情绪。这种话语歧异的产生,不仅由于两位作家的个人视野有所差别,更反映出不同历史条件下“农民想象”的嬗变。

曹乃谦小说的民间叙事探微

曹乃谦与赵树理小说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二人均以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为创作内容,但在讲述农村和农民的故事时,选择了不同的叙述方式。赵树理小说的叙述在结构上以单线为主,采用非聚焦的视角和第三人称,传递具有权威性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曹乃谦小说的叙述在结构上以复线为主,使用外聚焦的视角,通过第一人称,表达出强烈个人意识的个人型叙述声音。

赵树理“民族形式”创作的实践

抗战时期文艺“民族形式”的发展成为解放区关注的焦点。赵树理将民间形式的创作和新民主主义内容巧妙结合,为充分利用旧形式建构民族形式的内涵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继承了旧形式话本“偏听性”的文学选择、旧白话小说“通俗化”的语言方式、传统戏曲“可演性”的创作方法“。可听“”可说“”可演”的文学形式组合成富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创作,具有丰富的“民族形式”创作实践的意义。

1943:三个人的“通俗世界”

194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具有"潮头"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赵树理、徐訏、张爱玲分别凭借自己的作品走向时代的风头浪尖,在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分别引领了通俗文学的潮流。本文拟从三人不同的"生态位"来探索各自的"通俗世界",并试图在三人"不同而并立"中探寻"三流合谋"通俗文学的历史意义。

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

运用对比方法,探讨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认为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反向互补特性:前者旨在救赎灵魂,后者重在观照问题;前者力求洋为中用,后者刻意古为今用;前者为形而上的描神,后者是形而下的画形;前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后者洋溢出扑面而来的喜剧情调。鲁迅、赵树理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谓是物之两面,反向互补,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