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书札中的医事

[目的]挖掘宋元时期艺术家赵孟頫尺牍书札中的医事活动。[方法]以历史文献学考据法和文本分析法,参考现有文献资料,根据年代顺序对书札进行排序,总结归纳其中有关中医中药的内容,分析推测赵孟頫患不同病时相应的病因、药方和疗效,以及当时的社会医疗习惯;通过书札中记载的赵孟頫与亲友间的人际交往和人情往来,探究宋元时期士大夫阶层和统治者对医学的态度。[结果]赵孟頫生前多次患病,其本人具有优秀的医学素养,不但能够依据疾病症状自行诊断开方,也会给亲友以用药建议,而且他与亲友之间交流经验药方,互相赠送养生药食,许多是药食同源之物,其药方大都源自官修医书,从侧面印证了宋元人民会通过食疗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展现了儒生士大夫阶层习医亲医的社会风尚和统治者重医的政治态度。[结论]赵孟頫的尺牍书札,作为实物史料,为中医中药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口。

托名赵孟頫的两篇伪文被《全元文》误收

《全元文》乃搜集、整理元代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收录了所谓赵孟頫的两篇文章《送子讷年丈晋秩宁国路序》《乌戍夏氏谱序》。文章通过研究曹敏中生平及为官政绩,判定《送子讷年丈晋秩宁国路序》并非出自赵孟頫,并在其内容、格式、行文风格等方面进行比对,发现该文实际脱胎于明代中期皇甫汸所撰写的《赠水部郎吴子知姚安序》。此外,通过分析张雨事迹及赵孟頫生平,从时间、地点、人物等方面考察,发现《乌戍夏氏谱序》亦为托名赵孟頫的伪作。

赵孟頫书法“晋唐一体化”之深层意蕴及书学价值

南宋赵构、姜夔、赵孟坚奠定了回归晋唐书法的理论基础,而赵孟頫是晋唐书法理想的实践者。赵孟頫“晋唐一体化”书法之路以回归魏晋古法、矫正南宋书法流弊为出发点,书法面目中和雅丽,寄寓其多元复杂的内心世界。赵孟頫书法“晋唐一体化”取法广泛,学书用功,学养深厚,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影响深远。后世对赵孟頫书法地位评价颇高,其广泛取法和深厚功力对当代书法仍有借鉴意义。

赵孟頫“古意”论的形成及其实质考辨

赵孟頫作为元代画坛执牛耳者,其“古意”论的提出不仅促成了元代文人画特质的形成,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人绘画史的发展与走向。通过对宋元之变的社会情境以及赵孟頫复古心理动机的考察,发现“古意”论的形成既有对南宋画风的矫正、元初世衰道微的批判,亦有对仕元矛盾内心的减缓。从风格、意蕴、法度三个层面看,“古意”论追寻高古风格,崇尚简率画意,探求中和雅正的法度。对赵孟頫《幼舆丘壑图》《红衣罗汉图》《鹊华秋色图》的绘画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可以明确看出赵孟頫取法六朝、复兴唐画、师法北宋的不同“古意”追求,而这种追求正是促使他开创一代新风并成为元代画坛领军人物的重要原因。

宗法晋唐,循迹经史——赵孟頫诗歌用典考论

作为元代诗坛巨擘,赵孟頫诗歌创作冠绝时流,开创了有元一代“宗唐得古”的复古诗风,推动元代南北诗坛加速融合,可谓成就斐然。赵孟頫饱谙经史,因此所作诗歌多用典故。赵诗所用典故来源丰富,语典主要来自前代诗文名句及儒道典籍,而事典则以史部文献与笔记小说为主。其诗歌用典数量繁密,形式严整。这些特征能够鲜明地反映出赵孟頫深厚的文学功底与其“宗法晋唐,循迹经史”的用典倾向,而这种倾向亦逐渐影响了元代诗歌的整体创作面貌。

论清前期赵董书法接受的褒贬分歧及原因——以题跋文献为中心

赵孟、董其昌书法在清代前期的接受褒贬不一,较为复杂,其中原因有待厘清。从题跋文献来看,清前期关于赵董的接受,分别存在“世道日下”与“振其坠绪”,“顿失古意”与“晋唐威仪”两组截然相反的代表性观点。“得晋人韵”是清前期赵董接受褒贬分歧的关捩。在碑学视野下,清前期赵董接受问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当代误读。

元初访贤政策与江南士人仕进

南方平定后,元廷面临着经略江南的严峻问题。自至元十三年(1276)实施江南访贤政策,到元贞大德之际,元廷对江南士人的笼络一直没有间断。元初的访贤政策显示出元世祖忽必烈治理江南的雄才大略,在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中大量参用南人基础上,有效缓解了南方的抵制情绪。与此同时,这种政策也得到了江南士人的积极响应,特别是程钜夫、赵孟頫等人为江南士人仕进经营的关键通道,对提振江南士气、挽救一代文运产生重要意义。

元代青花绘画风格初探——元青花绘画与元赵孟頫“秀石疏林图”中篁竹画法比较分析

元青花是中国陶瓷绘画史的关键转折点,其提升了陶瓷绘画的艺术地位。笔者通过分析并比较元青花绘画与赵孟頫“秀石疏林图”中篁竹的画法,探究了中国文人画对元代青花绘画风格形成的影响。

论赵孟頫仕元的心态历程

赵孟以故宋王孙的身份出仕蒙元 ,极其复杂的内心矛盾决定了他的心态历程的曲折多变 ,其仕元心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他怀着将所学“用之于国”的抱负和改变生存环境的愿望热诚出仕 ;初入朝廷的失望却很快让他懊悔思归 ;忽必烈的特别赏识和关照又使他恢复了从政的热情 ,决心“忠直报元” ;但在忽必烈再次欲“大用”他时 ,他则激流勇退 ,之后心境渐趋于平淡和超然。

论《松雪斋文集》中仕元心理的文学呈现方式

《松雪斋文集》是赵孟頫入元后的心灵记录。他应征出仕,颇有用世之志,骤受恩遇,则进一步激发了其参政意识,然而宦海浮沉,感慨良多。赵孟頫对自己出仕的叙述有着“捉来官府”、“误落尘网”、“诏举逸民”、“擢自布衣”四种解释模式,追忆中的自我美化和强化,是现实境遇影响的结果,也是其自我心理的需要。而他对仕元生涯的慨叹,则由钦羡逸民与自述本志、有意用世与渴望归隐两种叙述框架交织而成,其心理特征是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交战。他的归隐田园、官事尘杂、蛾眉见嫉、贪恋君恩四种描述归隐之志的视角,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归隐之志。而这正是南宋遗民文学所呈现的共同心理特征。

赵孟頫文学创作平议

以书画名世的赵孟兆页在文学创作上也堪称"一代文宗"。其诗寄兴蕴藉,平和温厚,文笔清邃隽秀,纡曲沉稳,一扫宋季余习,开倡了元诗特有的诗歌风范;其词别具一格,不同流俗,一方面秉承姜张派以雅正为宗的传统,同时又直续北宋词自然率真的传统,多数作品不事雕饰,少用典故,造语浅白清丽,情韵婉曲幽深;其散文在道学气浓重的元代文坛上是少有的文士之文,注重文章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讲求文章的审美效应,总体风格平易晓畅,从容大度,为元文之佼佼者。

传承与出新并行的艺术史进程——再论由宋入元的绘画史变迁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传统绘画史,是绘画本身要完成从归于百工之列的“画缋之事”向上发展成为与诗歌、书法并列的士阶层道德修养重要内容的艺术史进程。在这一核心动力的驱动之下,中国传统绘画经历了象征性绘画、视觉性绘画、文学性绘画三个发展阶段。由宋入元的画史变迁,正处于绘画史由视觉性绘画向文学性绘画转变的历史拐点。在这次画史转向过程中,文人画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是内在的传承线索。在文人画理论指导下,文学性绘画形式系统创新发展,“元画”成为文学性绘画最早的成熟形态。同时,由宋至元的社会变迁,如宫廷画院制度中断,文人地位下沉及仕进困境,则成为这次画史转向的助力,加速绘画史转向文学性绘画的历史进程。

画中之羊与苏武之象：从陈洪绶的两件《苏李泣别图》说起

本文将陈洪绶分别作于约1635和1646的两件《苏李泣别图》作为着眼点,首先分析了两件看似同样主题和内容的画作在细节和风格上的差别。经由1646年的《苏李泣别图》中羊群的形象出发,探究了陈洪绶的画法与宋元画史脉络的关联。随后,论文从明清时代接受史的角度,揭示了画中之羊在宋元以下对苏武故事的象征性。论文的最后部分,则进一步从时代背景和风格源头着眼,阐释了两件《苏李泣别图》中微妙的差异。

中国历史上的陶渊明绘事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首先在唐代入画。其画表现的是仙人的生活,风格以“魁奇”出俗为主,与宋代的淡远风格不同。历史上第一位有功于陶渊明的大画家是北宋的李公麟,第二位是元代赵孟頫,他对李公麟画法有继承也有开拓。宋元人请陶入画与他们崇敬陶渊明的态度密切相关。明清两代与陶渊明相关的画很多,陈洪绶的陶渊明画是很有特色的一家。历史上的陶渊明绘事留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如它表明陶渊明及其作品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和画是相通的,而中国的诗和画之间的关系又有其特殊性;应该注重以优秀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深入研究等。

论赵孟頫的艺术人格对现实人格的超越

通过对赵孟(?)主要人生轨迹的审视,可以发现他现实人格意绪结构中入仕的审慎与圆滑;心态的矛 盾与痛苦。同时,可以发现其对生命痛苦的积极体验,现实层面向艺术形态转化、在假定性展示中艺术人格精神 的超越性,以及对美学原则追求的执着与坚定,畅情于艺术境界的平实与自由。

诗书画“三绝”的新古典范式——赵孟頫文艺思想的三种面相

在将元初南北的文艺复古思潮整合为新古典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文艺全才赵孟頫起到了核心作用。他因各种机缘往来于江南与大都,与南北的诗文作家和书画家交流思想、切磋技艺,成为元代诗书画"三绝"的典型。他提出的"古意"说,对"唐法晋韵"的理解,及其具专业水准而形神兼备的"高尚士夫画",蕴含着崇尚经典、回归自然和守正出新的文艺思想,为元代诗书画三位一体的文艺创作指明发展方向。如果说"古意"说是重人格的儒家传统精神与法度论的结合,为在通晓法度基础上自出新意的书画创作提供门径;那么对"唐法晋韵"的推崇则涵盖诗歌风雅和书画艺术,充分体现了将文化素养、笔墨技巧与境生象外的美感融为一体的文艺思想。

元代楷书复兴的缘由及成就

元代楷书复兴,既受书法史演进规律的支配,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元代处于书法史后期的"尚法"阶段,对书法象征意义与社会功能的重视,以及对法度的追求,必然引导楷书逐渐走向复兴。元代政治统治对楷书的需求、理学风气的转变以及南北一统带来的思想转变作为外部因素也促进了楷书的发展。赵孟頫在楷书创作上的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并以其书坛地位引领众多书家积极从事楷书创作的做法,更是加速了元代楷书复兴的历史进程。

争衡与权力:董其昌的仿古之路

董其昌的仿古方式与前人贴近原作的摹仿有着极大差别,其仿作大多与原作不相似,甚至也几乎看不出摹仿的痕迹。董其昌在仿古绘画上往往会精挑细选自己认可的画史范例加以摹仿,为他自己定下的正统脉系提供权威支持。董其昌的仿古作品大多体现了区别于晚明之前的一种新的仿古理念和方式,这种创造性的摹仿既是临仿,又是创作。董其昌提出并实践了一套可以与赵孟頫“古意” 相抗衡的创意性摹仿的话语,意欲成为规则的重新制定者。

时代·人·风格——杨维桢与赵孟頫书法论析

赵孟頫生活在南宋末元初,是著名的书画家。杨维桢生活在元末明初,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文章对他们的为人为官、书法风格及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作了比较分析,展示了他们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不同的书法艺术。

元朝杭州至苏松书法文化圈之变迁

作为元朝书坛领袖的赵孟頫,其一生主要活动地点的杭州是当时书学活动的中心.元朝末期,时局动荡,赵氏也已离世数载,以杭州为中心的书法文化圈逐渐转移到江苏的无锡、昆山、松江等历史上的三吴一带.顾瑛、杨维桢成为元末苏松书法交游圈的核心人物.从元初到元末,从赵孟頫到隐士杨维桢,从杭州到松江,元朝书法主流文化圈发生了明显的迁移,从解析这两个时期的书法文化圈着手,考证了元朝书法发展的地域文化迁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