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性与民间精神——百年前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传》的文化史价值

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故事母题,在武侠文学视野中延续了《水浒传》的艺术生命。第一,仿拟女强人比武耍横:增加了男女混合的比武打斗,善于利用团伙优势挟制官府,与懦弱丈夫组合反暴等。第二,仿拟李逵对李鬼之辈的打假:赵作未忽视英雄的同情心,还注意到冒充者受银后的感恩心理,江湖黑店聚焦也有新开拓。第三,仿拟杨志卖刀:揭示出控方盯得紧、地区“健讼”风气、贪吏敲诈、讼师牵线等。第四,重写解珍解宝被夺猎物,侧重黑恶势力的吞占,突出了侠义英雄的纯粹利他、团体内部正邪纷争问题。水浒类话语再生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也因这时代战争风云、外强欺凌和内在诸多困扰,使水浒类话语的含蕴有特定政治场域的针对性。

理与情的变奏及其困境:论赵树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婆婆与儿媳的关系问题、传统宗族社会与现代“新社会”之间伦理秩序的调整问题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伦理叙事的三个层面。赵树理的叙事试图弥合“理”与“情”、政治公义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的裂隙,尝试建构一种“合情合理”的新型乡村伦理秩序。以“理”节“情”的叙事思维,暗示着赵树理在农民情感与干部立场之间的徘徊姿态,这使得他的“问题小说”本身易为“问题”所缠绕,限制了他对更具深度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随着“理”与“情”的矛盾日渐凸显,赵树理小说内在的叙事困境也不断加剧。

论赵树理小说的人生仪礼书写

赵树理的小说乡土气息浓郁,蕴含着丰富的民俗资源。作家能够深入民间话语系统,在讲述农民故事的同时,呈现了与农民一生息息相关的人生仪礼,主要涉及人生仪礼中的婚礼和葬礼。赵树理小说中的婚礼描写展现了封建婚姻对人的毒害和进步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勇敢抗争的两个面向,表现了婚礼中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激烈对抗;葬礼描写展现了在丧礼费用和高利贷盘剥下农民的惨状,并呈现了一场特殊葬礼的民俗价值。在时代潮流、社会变革、乡村社区的背景下,婚礼和葬礼犹如两个相对稳定的横截面,沉淀着民众世代传承的情绪,也凸显出要求变革的现代精神。

分有《水浒传》的“灵韵”:赵焕亭小说母题探析

1920年代,伴随着“水浒续书热”,河北旗人作家赵焕亭“重更名”式的仿拟、补白,丰富并强化了水浒精神的民间性和时代色彩。如仿拟酒店内解救灾民,被解救者比之《水浒传》更加危苦,或有时解救是误会;仿拟生辰纲被劫,更因有旧怨与用人方针等问题;仿拟武松打虎,却纠正了《水浒传》失真之误;仿拟劫法场而突出卖解女,成功后男女两个获救者都发生了巨大心理变化等。在分有《水浒传》原创“灵韵”的同时,更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尊重接受主体对故事可信度的知情权、女性男性化的性别错位等。赵焕亭为此提供了早已被无数读者熟悉的先验参照,从借助仿拟故事母题契合读者的接受心理、心理暗示与联类取向,使报载小说得以连载扩散。其故事构思、审美营销的成功经验值得探讨。

“破局者”赵树理——论赵树理对中国乡土小说的革新与发展

乡土小说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由鲁迅开创,后经发展形成不同派别,但大多数乡土小说作者总是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农村。赵树理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固有模式,他从农民的视角出发,展现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文尝试从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出发,探讨赵树理乡土小说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后续发展。

从小说叙述学到广义叙述学——赵毅衡叙述学思想综述

赵毅衡的叙述学以符号学为理论基础,从小说叙述学发展到广义叙述学。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小说叙述研究中,赵毅衡从叙述者出发,论证了叙述中普遍存在的“叙述自指悖论”,提出叙述形式-文化批评论,突破了结构主义叙述学模式的文本中心局限。21世纪后,赵毅衡基于他所发展的符号学,将叙述研究扩容至文化中的全部体裁,提出叙述的底线定义和体裁全域分类标准,重新审视和解答诸多叙述基础问题。广义叙述学跳出了小说为中心的叙述学模式,开启了叙述学的第三阶段。

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

运用对比方法,探讨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认为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反向互补特性:前者旨在救赎灵魂,后者重在观照问题;前者力求洋为中用,后者刻意古为今用;前者为形而上的描神,后者是形而下的画形;前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后者洋溢出扑面而来的喜剧情调。鲁迅、赵树理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谓是物之两面,反向互补,异曲同工。

中国古代“赵氏孤儿”型故事简述

"赵氏孤儿"型故事从唐代以来就以各种形式在小说及戏曲中出现,明清两代是"赵氏孤儿"型故事的繁荣阶段。当代金庸先生是最擅长利用此类模式的大家。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论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所涉及的女性解放问题中特别被关注的一个侧面。有关革命的、新政权的叙事话语使其小说具有了叙事的合法性 ;而他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又使其小说自溢出相悖于证“名”的叙事空间 。

盲视与洞见——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的修辞行为分析

以 1 95 9年为界 ,赵树理在解放以后的小说创作 ,其修辞行为呈现为前后否定的状态。“现实”“历史”与“权力”是构成其修辞语境的三个重要因素。赵树理在其小说文本中 ,通过对这三者在修辞预设与动机、修辞语境与策略、修辞效果与检测等方面作用的不断调整 ,使其主体性始终贯穿于修辞全程中。赵树理创作的独特性 ,在其修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交织状态里 ,被体现得极为明晰。

论赵本夫小说象征的叙事形态

赵本夫是新时期较早尝试运用象征进行小说创作实践的作家。他的小说象征呈现三种叙事形态:现实象征,关注社会历史,在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中蕴涵着深层意义;文化象征,描写土地与自然的关系,思考生态失衡带来的后果;哲理象征,探究人性与生命,表达出对整体人类发展命运的关怀。作者对象征的青睐源于他的美学追求,同时与当时西方文学思潮的传播影响有关。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社会隐喻系统

以完整自足的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为参照,对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进行细致的叙事学分析,可以发现赵树理将"农民生存"与"农村革命"两种话语形式糅合在一起互动互融的内在理路。此举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变迁直接验证文学流变,而是力图从小说艺术发展中透视某些社会变迁在文学领域的再现或表现,以及某些文化因子的变化,使小说内部与外部的阐释得以契合相通,进而探寻赵树理笔下"农民中国"图景的特殊内涵。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赵树理新评书体小说的艺术特征

赵树理所开拓的新评书体小说具有五大艺术特征 :一是情节完整 ,故事性强 ;二是单线发展 ,扣子艺术 ;三是团圆主义 ,喜剧风格 ;四是言行画人 ,绰号手法 ;五是群众语言 ,“说”的文学。

论宋季的拟人制诏

南宋后期 ,文人写作了不少拟人制诏表疏 ,现在仍有当时编行的专集三家四种、总集两种传世。本文论述拟人作品的源流及写作特点 ,指出拟人制诏在宋季大量产生 ,既是对六朝、唐代文学的继承 ,又是宋人戏谑风气由诗词向文体的扩展 ,也是诗词中拟人修辞手法的延伸 ,同时还是接受民间文学 (如“说话”)影响的结果。拟人制诏在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它是文体解放的大胆尝试 ,为后代神话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成为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过渡的桥梁。

赵树理小说叙事策略的时代选择

本文梳理了赵树理与时代秩序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作家与时代表现出"代言与同构"、"直言与疏离"两种关系,以揭示作家与小说创作在不同阶段叙事策略选择的历史规定性与人物塑造的文化逻辑。通过赵树理小说创作与时代秩序结构意义之间的双向互渗关系,说明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及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典型论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演化与论争

本文阐述了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史的曲折展开,并首次以“更典型论”对这一时期主流的小说创作理论作出了概括。文章阐述了“更典型论”的兴起原因,以及因之而导致了散文化、诗化体式的小说创作主张的败北,并形成了对路翎小说的批判,以及对《青春之歌》及茹志鹃小说的批评等种种情状。进而,文章又阐述了“更典型论”在战胜了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与“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及何其芳的典型理论后继续向前冲,而在七十年代达到了它统治势力的顶点,同时在内涵上也就跌落到了它的最低点的过程。

试论赵树理小说的情节特征

赵树理小说的独特之处,不是其"口头与文字之间"的语言,或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的体式,而是它情节的流淌式和典型性,是它朴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它的理性色彩。这种情节样式和我国同时代的著名小说相似,更与西方小说相似,但又与它们不同。与什么都相像,又什么也不是,这正好就是它。这样的情节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因而,赵树理小说的重要地位,无可推翻,也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