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赵树理作品国外传播情况分析

20世纪40年代末,赵树理作品进入国外翻译家的视野。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入赵树理作品国外翻译的峰期,他创作的小说名篇在国外几乎都有翻译,并形成了苏联(东欧)、日本、欧美和东南亚四大板块。新中国成立是赵树理作品能够迅速在国际上传播的重要前提,独特而新颖的艺术成就和多样化的思想内涵则是其得以在国外传播的决定因素。

“通脱”其人,“性情”其文——论李兆洛为人、论文之特质及其古文成就

武进李兆洛出生寒门,而天资聪敏、刻苦过人,在学术与文学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就,在清代嘉道间为海内名儒,世所景仰。从家族文化的角度切入,对李兆洛为人为学的特质,李兆洛的古文理论和古文成就,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李兆洛为人、为学,素称"通脱",而论文、为文则主"性情","通脱"与"性情"在李兆洛身上融为一体。其在古文理论上,以"性情"为统摄,注重为文有法、有神;在创作上,重雅信、温润与庄肃之作文法,更以"性情"相统,藉法而传神,所为文章佳者,学古而不貌古、预流切时而不媚时、才学深广宏通而不矜能率夸。由于他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上的成就,被称为古文"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

论欧美国家对赵树理作品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赵树理作品研究经历了从五六十年代确立基调,到七八十年代发生转向,再到九十年代回顾与总结,并逐渐走向沉寂这样一个完整的发生、发展、趋于沉寂的过程。其间,包括欧美国家的华裔学者、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汉学家、翻译家等在内的一批重量级人物参与其中,通过作品赏析批评、译介等方式将赵树理作品纳入文学史并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虽然观点不同、立场各异,但他们的研究为全面、深刻地认识赵树理及其作品开启了一扇不一样的窗口。

宁夏清末文士赵尚仁及其诗文简论

赵尚仁,字寿山,灵州(今宁夏灵武)人,清同治、光绪年间在世。作为宁夏本土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有《半部论语斋初草》《龙见井中歌有序》等著述传世。《半部论语斋初草》有手稿本和抄本两种版本。其诗歌根据内容可分为咏史言志诗、写景抒情诗、咏物诗等几种;艺术上主要有意象典型、意境开阔,情感丰富、清新自然,多用典故、对比鲜明等特点。从创作数量上看,赵尚仁是明清时期宁夏人中传世诗歌内容与宁夏有关者中仅次于朱栴的第二人,在整个19世纪宁夏文人著述的行列中占居着领先的位置。

赵树理:人民利益的忠实实践者

赵树理既是著名的文学家,又是出色的编辑工作者和农村工作者。观其一生,无论是创作活动,还是编辑事业,或者是农村工作,其所作所为,无不从人民利益出发,他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和实践者,他的言行说明了他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和文艺工作者。

论赵树理的文艺创作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离合

《讲话》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文艺的论述,但赵树理并未读懂《讲话》的言外之意,因此赵树理的“为农民写作”的文艺创作与毛泽东《讲话》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精神存在着潜在的差异性。

试论赵树理作品的民间视角

成也民间 ,败也民间 ,生命对于赵树理 ,呈现出了悲剧性的一面 ,但是这种悲剧性在他的文本之中却是通过戏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读赵树理的小说 ,尤其是其前期的小说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极具幽默感。如果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对此加以阐释的话 ,那么 ,存在于赵树理文本中的笑并不是浅薄的、低级的噱头和闹剧 ,而是内涵了对丑的揭露以及对美的歌颂 。

地域文化对赵树理文风形成的影响——赵树理文风形成原因探析之一

赵树理的文风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的特征和意义。宗教迷信、民间传说、戏曲艺术、文学传统四个方面的地域文化 。

赵树理小说与传统清官文学之比较

就文本结构技法而论 ,赵树理小说仍属清官文学之谱系 ,它继承了传统清官文学之长处 ,并在文本命意、结构、清官形象诸方面赋予了时代新质 ,创造了新的清官文学。

赵少咸批本《经典释文》述要

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藏有赵少咸批本《经典释文》十二册,全书朱笔、墨笔、蓝笔批校,凡千余条,笔迹不一,此书为汪辟疆先生旧藏。文章对批本内容及其流传进行初步考察。

农村叙事与现代革命的疏离

通过分析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形态的不断演变,充分地解读赵树理40年代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规范之间的矛盾与成因,旨在说明作家的文学现代性探索与时代意识之间的差异。

政权意志、民间伦理与妇女翻身——以赵树理小说《孟祥英翻身》、《传家宝》为讨论中心

解放区政权以把妇女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为突破口,使妇女成功"翻身",将妇女们成功纳入了新的革命运动中。将妇女作为主要劳动力,其实质是解放区政权与家庭争夺对妇女身体的使用权。它起源于解放区抗战形势的需要。尽管赵树理小说有着重新认识妇女价值的作用,但妇女翻身运动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新旧阵营争夺对妇女劳动的命名、判断和解释的权利。赵树理小说的意义在于,他在妇女解放过程中注重妇女们实际利益的获得,他通过在政治话语与民间伦理之间寻找契合点的方式重塑了新一代妇女形象,他的努力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