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成功经验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延安文艺产生的理论基础,延安文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载体和必然结果。研究延安文艺与马克思大众化的关系,探索延安文艺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适应传播意识形态的实质内涵,科学地运用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满足延安革命根据地民众的诉求和需要,总结延安文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等问题,既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现实的研究需要。

赵树理的“文摊论”

赵树理不仅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在文艺思想方面颇有建树的文艺思想家。他的文艺思想虽然不成体系,但很丰富、很独特,而且极具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艺必须为农村农民服务,二是文艺怎样为农民服务。赵树理认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文艺不仅要认识、理解农村和农民,而且要充分重视普及工作、重视民间艺术的继承和转化。

论赵树理的文艺创作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离合

《讲话》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文艺的论述,但赵树理并未读懂《讲话》的言外之意,因此赵树理的“为农民写作”的文艺创作与毛泽东《讲话》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精神存在着潜在的差异性。

“接受语境”下的“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以他的写作真正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方针,在特定的时期被树为"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楷模;建国后,赵树理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人生境遇上都遭遇了磨难,"方向"的意义完全被剥蚀,从"宠儿"变为"弃子"。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赵树理写作与特定时期的接受语境特别是意识形态语境对他的规约有关。因此,从接受语境的角度分析"赵树理现象",可以揭示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意识形态话语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与作家执著坚守自我写作理论主张两者之间的协调和冲突关系。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中的命运

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从最初遭到评论界冷遇,到因契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受到左翼文学评论家与国统区作家领袖的一致赞誉,直至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五六十年代,则因其小说"经验真实"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真实"的标准而遭到强烈批判。其小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规范在建立过程中的变动、含混与内在冲突。

赵树理小说与传统清官文学之比较

就文本结构技法而论 ,赵树理小说仍属清官文学之谱系 ,它继承了传统清官文学之长处 ,并在文本命意、结构、清官形象诸方面赋予了时代新质 ,创造了新的清官文学。

赵树理小说的民族化风格

赵树理是现当代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开创者,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品不论题材,人物形象塑造,还是艺术表现手法,都以深厚的民俗文化为背景,表现出鲜明的民族化风格。

赵树理创作实践与《讲话》关系初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规定了一个国家未来数年的文学艺术秩序、标准和原则,在社会革命体制的调整与重构期,赵树理应运而生。他把农民作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并将其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文学视域里。但我们研读赵树理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作品,就会发现其创作实践与《讲话》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结合"的内在精神少有契合而多有错位。这种不容忽视的错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赵树理及其作品的命运。

赵树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发展的贡献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作为解放区文艺方向的“赵树理方向”陡然提升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赵树理也戴上了一顶顶桂冠。但是,赵树理遵循毛泽东主席“进京赶考”的号召,初心不改,使命牢记。他坚持文艺大众化的道路,坚持“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新战斗,提出“打入天桥去”,组织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讨会,创办大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推进新中国戏剧、曲艺改革和创新,把先进的大众文艺送到城市劳动人民手中。农村合作化运动之初,他又毅然决然地离开大都市,回到太行山区,始终坚持深入社会,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探索和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