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与情的变奏及其困境:论赵树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婆婆与儿媳的关系问题、传统宗族社会与现代“新社会”之间伦理秩序的调整问题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伦理叙事的三个层面。赵树理的叙事试图弥合“理”与“情”、政治公义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的裂隙,尝试建构一种“合情合理”的新型乡村伦理秩序。以“理”节“情”的叙事思维,暗示着赵树理在农民情感与干部立场之间的徘徊姿态,这使得他的“问题小说”本身易为“问题”所缠绕,限制了他对更具深度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随着“理”与“情”的矛盾日渐凸显,赵树理小说内在的叙事困境也不断加剧。

论赵树理小说的人生仪礼书写

赵树理的小说乡土气息浓郁,蕴含着丰富的民俗资源。作家能够深入民间话语系统,在讲述农民故事的同时,呈现了与农民一生息息相关的人生仪礼,主要涉及人生仪礼中的婚礼和葬礼。赵树理小说中的婚礼描写展现了封建婚姻对人的毒害和进步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勇敢抗争的两个面向,表现了婚礼中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激烈对抗;葬礼描写展现了在丧礼费用和高利贷盘剥下农民的惨状,并呈现了一场特殊葬礼的民俗价值。在时代潮流、社会变革、乡村社区的背景下,婚礼和葬礼犹如两个相对稳定的横截面,沉淀着民众世代传承的情绪,也凸显出要求变革的现代精神。

“破局者”赵树理——论赵树理对中国乡土小说的革新与发展

乡土小说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由鲁迅开创,后经发展形成不同派别,但大多数乡土小说作者总是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农村。赵树理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固有模式,他从农民的视角出发,展现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文尝试从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出发,探讨赵树理乡土小说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后续发展。

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

运用对比方法,探讨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认为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反向互补特性:前者旨在救赎灵魂,后者重在观照问题;前者力求洋为中用,后者刻意古为今用;前者为形而上的描神,后者是形而下的画形;前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后者洋溢出扑面而来的喜剧情调。鲁迅、赵树理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谓是物之两面,反向互补,异曲同工。

论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所涉及的女性解放问题中特别被关注的一个侧面。有关革命的、新政权的叙事话语使其小说具有了叙事的合法性 ;而他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又使其小说自溢出相悖于证“名”的叙事空间 。

论赵树理小说人物的戏曲丑角化

从戏曲丑角的造型、表演、脸谱等艺术特征和审美思维入手,重新阐释赵树理小说中丑角系列的落后人物是很有意义的。赵树理成功地引入"彩旦"、"方巾丑"等地方戏曲中丑行的角色特征与功能,使他的《小二黑结婚》等小说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独特的喜剧效果;同时,戏曲资源的引入,也使之与现代小说规范形成独特的紧张关系。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盲视与洞见——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的修辞行为分析

以 1 95 9年为界 ,赵树理在解放以后的小说创作 ,其修辞行为呈现为前后否定的状态。“现实”“历史”与“权力”是构成其修辞语境的三个重要因素。赵树理在其小说文本中 ,通过对这三者在修辞预设与动机、修辞语境与策略、修辞效果与检测等方面作用的不断调整 ,使其主体性始终贯穿于修辞全程中。赵树理创作的独特性 ,在其修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交织状态里 ,被体现得极为明晰。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社会隐喻系统

以完整自足的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为参照,对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进行细致的叙事学分析,可以发现赵树理将"农民生存"与"农村革命"两种话语形式糅合在一起互动互融的内在理路。此举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变迁直接验证文学流变,而是力图从小说艺术发展中透视某些社会变迁在文学领域的再现或表现,以及某些文化因子的变化,使小说内部与外部的阐释得以契合相通,进而探寻赵树理笔下"农民中国"图景的特殊内涵。

赵树理新评书体小说的艺术特征

赵树理所开拓的新评书体小说具有五大艺术特征 :一是情节完整 ,故事性强 ;二是单线发展 ,扣子艺术 ;三是团圆主义 ,喜剧风格 ;四是言行画人 ,绰号手法 ;五是群众语言 ,“说”的文学。

试论赵树理小说的情节特征

赵树理小说的独特之处,不是其"口头与文字之间"的语言,或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的体式,而是它情节的流淌式和典型性,是它朴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它的理性色彩。这种情节样式和我国同时代的著名小说相似,更与西方小说相似,但又与它们不同。与什么都相像,又什么也不是,这正好就是它。这样的情节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因而,赵树理小说的重要地位,无可推翻,也无可替代。

论鲁迅、赵树理、莫言写作身份的建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写作者身份的建构不仅是作者写作意愿的主动选择,也受到时代语境对作家的规约以及文学自身嬗变内在规律辖制。鲁迅一代小说家"启蒙者"写作身份的建构、赵树理"工农兵"代言人写作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身份的自我认领,揭示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写作身份建构的进路。作家写作身份的不同,为他们创作的主题选择、语言表达、修辞风格等,都带来极大的可辨识性。莫言把自己的写作身份定位于"作为老百姓",从而规避了道德崇高化带来的写作束缚,为文学写作的个人化修辞开辟了新的进路。

赵树理小说幽默的预设分析

赵树理小说具有风趣幽默的特点。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形成的预设和真实内容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幽默。赵树理小说幽默的预设冲突可以存在于词汇、语句段落和语篇形式中。其中的幽默预设具有合适性、共知性和地域性的语用特征。

赵树理、高晓声笔下新老式农民形象之比较——以《小二黑结婚》、《水东流》为例

凸显勤劳节俭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揭示在时代潮流裹挟下艰难蜕变的心路历程是赵树理、高晓声塑造老一代农民形象的共性。老一代农民落后陈旧的思想观念,在赵树理笔下集中表现为腐朽的封建意识,而在高晓声笔下则主要显现为生活观念的落后过时。聪明能干、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是赵树理、高晓声笔下新一代农民形象的共性。新一代农民思想观念之"新",在赵树理笔下表现为与腐朽的封建意识、反动势力不妥协的斗争,而在高晓声笔下则主要显现为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重新审视钱财的价值,勇于追求精神享受。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内在矛盾

赵树理小说之所以出现评价上的分歧 ,最重要的原因是赵的创作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其一是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的冲突 ,其二是文化立场和文化人格的不相谐调 ,其三是审美趣味的自我束缚。

创化传统 融通中外——老舍与赵树理小说的“戏剧性”及其比较

老舍和赵树理小说之所以深受读者喜欢,与其对"戏剧性"元素的创造性借用大有关系。他们在小说情节经营上的戏剧性追求,一方面表现为适时设置假定性情境,激化新的矛盾冲突,使情节环环相扣、曲折多变;同时又注重渲染故事的传奇性,通过设计奇巧的情节或安插突转,以增强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感官冲击。在叙述话语上企慕"出口就响"的口语化、动作性,造就了其小说作品浅近通俗又生动活泼的戏剧性特点。老舍和赵树理还借鉴了传统戏曲的人物"亮相"元素,在主要人物出场时对其进行有选择的形象"拼贴",成为其作品人物形象和性格达成生动鲜明的重要手段。

赵树理的“标本”意义

赵树理在中国1940—1960年代的文坛上几度浮沉,最终以悲剧告终,对研究这期间的中国文学是有着"标本"意义的。其"问题小说"创作与"中间人物"的塑造都为他招来不少是非,而究其根源却在于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赵树理的褒与贬实际上与对现实主义把握的正确与否有关。赵树理这一"标本"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为现实主义正本清源。

赵树理通俗小说代表作之启蒙错位写作

为探究赵树理通俗小说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启蒙错位写作,文中运用史料整理法和文本细读法,追溯找寻赵树理的写作缘由和写作动机,引用史料还原其文学场景书写。研究结果表明:从启蒙的角度分析赵树理通俗小说代表作《小二黑结婚》,细读文本推敲作者的叙事策略和文字表述,发掘其与原型事件的区别和启蒙书写的错位,可以发现作者创作动机的未完成性和创作目的的失落,深入研究赵树理通俗小说的写作以及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有的重要地位,有助于剖析人们的生存境遇与心灵危机,启发人们的个人意识萌发,鼓励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与捍卫,为实现历史意义上的启蒙,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