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望云抗战时期的美术实践与艺术思想——兼论长安画派的思想源头

赵望云抗战时期的美术实践和艺术思想,对"长安画派"的最终形成发挥了开拓与奠基的作用。他提倡"平民主义"的艺术理想、"现实主义"的艺术主张、向生活和传统学习的艺术法则,开创了长安画派的思想先河,由此打通了艺术家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国家意志之间的内在联系,打破了以往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小我"局限,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与民族、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形成了艺术家的"大我"情怀。其艺术实践对于中国画的现代创新有一定的开拓意义,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特征。

写生画家眼中的1930年代河北乡村社会——以《赵望云农村写生集》为例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和乡村史研究的不断深化,研究者收集和运用史料的种类和范围也不断扩大。以《赵望云农村写生集》为代表的写生作品开始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这部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作品集直观地反映了当时河北省南部地区(冀南)乡村社会实况,对研究当时冀南以至于华北地区乡村工业、商业、阶层和群体、日常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在运用此类史料时,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印证,不能仅依赖于对一种或数种史料的解读。

“我手写我心”——抗战时期赵望云的国画艺术

本文从赵望云在抗战中(1937-1945)的艺术足迹入手,分析其独树一帜的国画笔墨形成于西北的原因。从编辑《抗战画刊》、“西北写生”到定居长安,赵望云的国画风格与抗战时期的艺术活动息息相关。对其笔墨风格的深入探索,必将更好地理解“长安画派”的崛起,并对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化运动有一个全面而立体的把握。

如何走向民间:赵望云20世纪30年代的田间写生

赵望云被理论界视为中国美术实践“到民间去”的重要代表,其代表性有二:一是持续自觉地到民间写生;二是以国画表现底层民众——两者为“到民间去”的理论设想与中国美术的出路提供了具体方案。理论界的关注源于他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写生行为,但赵望云30年代的写生状态及其作品呈现,与理论描述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位,即赵望云以“田间”定义自我,与理论视域中的“民间”并非绝对对等,这导致理论的形塑对赵望云的实践产生了部分遮蔽,其原因在于面对“民间”这一空间场域时有各自的理解,背后存在着理论策略、实践认知与个体追求之间的不同。“民间”作为中国美术大众化的重要对象与实践领域,其初期的探索阶段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并作细致梳理。

从速写画到新闻画:《大公报》赵望云“写生通信”的生成与发展

1933至1936年间,《大公报》赵望云"写生通信"栏目以旅行速写画反映民生状态,是当时报界的一项创举。在《大公报》的主导下,赵望云"写生通信"连结了新闻业务改良与绘画艺术"走上十字街头"的实践,完成了从速写画到有大众影响力的新闻画的转向。该栏目酝酿、设立与发展的历程,与《大公报》"普遍调查民生疾苦""明耻教战"等思想及社会现实语境密切关联,呈现出议题、内容、编排形式不断演进的状态。

黄胄与赵望云、韩乐然、司徒乔的交往和互动

20世纪40年代,黄胄初涉画坛,与赵望云、韩乐然、司徒乔3位以写生而著称艺术家的交往与互动,对他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赵望云、韩乐然、司徒乔资料的核实、梳理和分析,重新勾勒了他们与黄胄的关系、对黄胄的影响,以及黄胄对这些影响的反馈。在结识3位艺术家之前,黄胄已经有了一些驳杂的艺术经验,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黄胄的艺术创作在主题、题材、风格和语言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于黄胄而言,赵望云亦师亦父,韩乐然亦师亦友,而司徒乔则是忘年交。但他们对黄胄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灌输的,而是双向而复杂的,这正是"交往"和"互动"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