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散文的意义——《人生的容量》《刘项原来不读书》读后

作为一位已经出版过至少四部散文集的赵勇,足以成为关注的对象。赵勇为何要写散文,赵勇写散文与他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赵勇散文写作具有让生活自觉、体验审美愉悦、留住文化记忆等多重意义,同时,赵勇写散文也体现了他对“论笔体”的追求,甚至也是他希望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表征。赵勇散文写作的意义是具有一般性的,诸如散文的文体特点、文学理论的述学文体、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都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由清华简《系年》所见赵襄子至赵献侯世系新说

根据《史记》记载以及后人的考证,赵襄子至赵献侯的世系旧说为:赵襄子从公元前475年至前425年,赵桓子从前425至前424年,赵献侯元年为前424年。清华简《系年》所载赵桓子、赵狗、赵浣的活动对赵氏世系旧说提出了重大挑战。依据清华简《系年》,结合《史记》和"侯马盟书",我们对春秋末年晋国赵氏世系提出了一种新说,即赵襄子为公元前475年至前442年,赵桓子为前442年至前441年,赵狗为前440年至前430年与前425年之间,赵献侯元年位于前430年至前425年之间。

对陆华柏《红日照壮乡》的分析与思考——兼谈音乐创作之“为我所用”

近年来对现代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陆华柏及其音乐作品的研究日益活跃。《红日照壮乡》是陆华柏采用五重奏形式,以三部曲式结构为原则,运用随机模仿和声法写成的室内器乐作品。该作品体现了陆华柏在音乐创作过程所实现的乐器编制、结构形式、取材及手法等方面的"为我所用"。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赵长卿词的主题取向

南宋著名词人赵长卿著有《惜香乐府》10卷,收其词260多首,为宋代词人中作品数量较多之词人。其词四景愁情满怀,独具风格。但历代治词史学者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论文力图从解读作品出发,全面分析其词作的主题取向,明确其在词史上应有的地位。

论《蜀中名胜记》两个校本的疏失

《蜀中名胜记》有重庆出版社点校本及民国周肇祥校本两个单行本,前者已有许世荣《<蜀中名胜记>点校质疑》提出了一些问题,后者则未见学者进行研究,而点校本也并未参考周肇祥校本。更遗憾的是,许文并未对《蜀中名胜记》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类的研究,也未对整理该书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有鉴于此,我们将对《蜀中名胜记》两个校本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为整理该书及整理《蜀中广记》提供一些参考。

浅论《香宋词》“咏调名”的特点

统计了《香宋词》词牌运用情况。赵熙有意运用关合事物特点、暗示题材内容的词牌,使词牌部分地具有了词题的功能,词牌因此成为词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赵长卿词的艺术特色

南宋著名词人赵长卿著有《惜香乐府》十卷,收其词二百六十多首,为宋代词人中作品数量较多之词人。其词雅俗兼善,独具风格。但历代治词史学者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力图从解读作品出发,全面分析其词作的艺术风格,明确其在词史上应有的地位。

一曲烈妇传奇的变异悲歌——论何藻翔《和赵夫人歌》对史实的取舍和改造

清遗民何藻翔的《和赵夫人歌》是对明末诗人邝露《赵夫人歌》的隔代唱和。全诗以清初赵夫人的烈妇壮举作为歌颂对象。然而诗中对史实,乃至对赵夫人的相关细节描绘,都有相当多的变异之处。而这些明显的取舍和改造,恰好说明了何藻翔对邝露《赵夫人歌》的唱和,其重点正在于抒发自己郁藏于心感同身受的遗民之痛,是典型的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是一曲烈妇传奇的变异悲歌。

赵友钦及其《革象新书》的数学成就

赵友钦是元代著名科学家。该文通过现存史料，考证了他的生平及著作，分析了《革象新书》在天文学、光学和数学方面的贡献。文章着重阐述赵友钦的割圆术和他的极限思想，并纠正了传本中的错误。

“翱翔”、“昭假”古义考辨

“翱翔”、“昭假”二词之原义，后人多不明，以致误解。文章追本究源，对其进行考证。“翱翔”，古籍中多数指人的遨游，并非指今之空中飞翔之意。《诗经》中的五例“翱翔”均用于指人。“昭假”，义为昭格，假与格古籍中并非全为“至”义，多数用为“告”义，古籍中常见的“昭假”应是“昭告”的意思。这是上古时期的一个祭祀用语，用于表达人与神之间精神、意识相交流、沟通的含义。它不仅可用于人告神，也可用于神告人。“格”字又由此进一步引中为感通、感动、感知的含义。

论湘军幕僚赵烈文日记的历史价值——以天京破城战和谶语为例

赵烈文与曾国藩、曾国荃关系密切,得以了解湘军高层机密。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所记皆为本人亲历,不仅记事翔实,而且相对客观,因此其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研究者往往关注了赵烈文日记中的重要史实,而忽略了其中的若干细节。赵烈文日记中的若干细节以小见大,反映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太平军通过观察地面草色屡破曾国荃的地道;天京城大火十之七是清军所为,大火烧了八天八夜,天王府系萧孚泗焚烧;湘军入城后为搜刮钱财而导致两广太平军多半逃脱;曾国荃不同意"止杀",导致清军入城后滥杀无辜;挖掘洪秀全尸体是为了确认洪秀全死亡;李秀成免于凌迟处死并以棺木安葬,但奏折仍报"凌迟处死"等。《能静居士日记》以赵烈文谶语而闻名。《日记》记录了李秀成的一个谶语,但是赵烈文认为不过是李秀成的"鄙俚俗说而已"。这说明赵烈文关于清王朝不出五十年的谶语有一定的偶然性。

王照圆《列女传补注》述略

《列女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记载女性故事为主的传记类作品。自其行世以来,对它进行注解、续传的可谓代不乏人,至清代尤蔚为大观。前人之注多已不存,王照圆《列女传补注》考伪证谬,订异参同,颇能通其隐滞,发前人所未及,对研究《列女传》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纪君祥《赵氏孤儿》中侠义精神研究

纪君祥《赵氏孤儿》中表现出强烈的侠义精神,这种侠义精神与《史记·赵世家》中赵氏孤儿故事相比有了变化和发展,看似强化的背后实则是作者时代使命感的驱动而使侠义精神融入超越个人恩怨的忠义观念,使之更为崇高和纯粹,由宋入元所产生民族矛盾的社会现实和宋代理学影响的文化背景是侠义精神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源。

论《赵氏孤儿》悲剧的渊源与特征

作为中国"冲突型"悲剧的代表,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具有与古希腊悲剧相同的特征,即在两种力量的冲突中显现人物的高贵品质,给观众以道德方面的感染与净化。但"赵氏孤儿"故事中的两种冲突力量在《史记》中就明确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赵氏孤儿》杂剧中这种区分更演化为一种忠臣与奸臣的对立冲突。这样的冲突结构带给观众的悲剧体验,除了对正面人物崇高品质的崇敬,更多的是对罪大恶极的反面人物的仇恨,而且"仇恨"往往压倒"崇敬",因此中国此类悲剧必导向复仇结局。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中国武侠小说“南向北赵”研究的历时发展和关键问题

20世纪20年代,向恺然、赵焕亭二人,一南一北,开启现代武侠小说大幕,史称"南向北赵"。长期以来,对"南向北赵"的研究均显不足。进入21世纪,向恺然生平、创作线索已基本明晰,现代性研究视野介入,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关于赵焕亭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文章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研究的整体观照下,概括"南向北赵"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利于把握武侠小说热点展开研究,为当前的武侠小说创作、研究提供借鉴。目前,平江不肖生的基础性研究逐步完善,多集中在他的多重身份、生平经历、史料研究、现代性内涵的突破、对"江湖世界"的构建以及"南向北赵"在中国现代武侠史上的地位与贡献等热点议题。平江不肖生的代表作《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留东外史》研究较为丰富,但总体上略显杂乱、不成体系。就平江不肖生研究而言,可以从拓展现代性研究视野,建立武侠研究模型、转换研究视角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善哉行·朝日乐相乐》作者考辨

关于《善哉行·朝日乐相乐》的作者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曹操,另一种却认为是其子曹丕,迄今尚无定论。如果仅从表象上考察,极容易被认为是曹操之作。但若仔细分析,便会发现:此诗在用词、情感底蕴、思想、结构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于曹操诗歌之处,却与曹丕诗歌极为相似。据此,笔者认为此诗为曹丕之作。

《文心雕龙·知音》篇译疏拾遗辨析

在《文心雕龙》研究中,与校勘领域百家争鸣的情形相比,译注的各家更多是自说自话,较少关注同行的意见,缺乏对话与辩驳。作为全书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文心雕龙·知音》篇中的若干关键语句与概念在各家的译注中尚未得到有效的处理。事实上,结合篇目与文本语境对各家观点进行疏解与辨析之后,“圆照之象”中“照”宜解释为“理解”,“象”宜解释为“形象”;同样,“知实难逢”与“知多偏好”等句中的“知”宜解释为“理解”,而“琴表其情”的“情”宜解释为“情况”,“理将焉匿”与“心之照理”等句中的“理”宜解释为“思路”。

湘剧《琵琶记》赵五娘形象的改编

在'改戏、改制、改人'的'三改'的戏剧政策下,湘剧《琵琶记》在元代《琵琶记》的基础上,对赵五娘形象进行了改编,将其作为戏剧中心人物来塑造,在继承原剧精华的基础上,突出描写赵五娘的反抗精神,将之外化为人物情绪中的'怨'。这种改编源于对民间戏曲版本的吸收,以及当代人对赵五娘这一角色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