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变文》校注商补

《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选注》等对《王昭君变文》所作的校理疏释中,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商"其注而未确者,"补"其校而未善、未尽者,有利于《王昭君变文》的深入研究。

敦煌《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释读析疑

《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名篇,虽然为之校勘注释之文已然不少,但是"相杀无过死即休"、"负特黄天孤傅土"、"良久提撕始得苏"、"妾貌如红线"、"架上罗衣不重香"等处之解释仍然龃龉难通,当另作解释方畅文意。

《王昭君变文》原型及主题探析

《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唐代艺人对昭君故事的加工与再创造,也是历代昭君故事演变完善的一个突出成就。通过对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其主要内容和主题,特别是对昭君故事的原型、流传和演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旨在探析《王昭君变文》的深刻内涵以及历史地位。《王昭君变文》之所以能够称为典型变文,不仅仅是因为它具备了变文的基本条件,更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它对昭君入胡后的故事进行了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寄托了沦陷区唐人的爱国情怀。

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新论

敦煌本《王昭君变文》继承了唐前昭君故事"昭君怨""青冢情""画工恨"三大主题,同时又融入了吐蕃统治下敦煌民众的真实情感;大致作于834年左右,是在蜀地昭君"转变"故事情节上的再创造;是吐蕃统治后期流传于敦煌地区的昭君故事,与后世同类题材作品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变文、宝卷中王昭君故事之比较

昭君出塞的故事自有史书记载以来就备受关注,不仅是文人墨客热衷的素材,也在民间讲唱文艺中广泛流传。变文和宝卷中的王昭君故事,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主题思想几个方面均表现出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受时代背景、社会思想、民众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河西地区的王昭君故事宝卷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展示了河西地区独特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

“大一统”:《王昭君变文》中史传精神的体现

从《春秋》至《史记》再到后世官修史书,"大一统"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史传文学,不仅促进了后世史学及文学的繁荣,也对文人的思想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王昭君变文》不仅从故事背景、人物形象、情感倾向等方面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其中民族和合的认识以及故土情结的回归思想,更体现出对史传"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使其超越同类题材,达到新的格局。

《王昭君变文》之新变及其影响

敦煌写卷中的《王昭君变文》反映了唐代民间艺人对昭君故事的创造性加工,以其主题的多重性、全新的单于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张力在昭君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历代昭君故事演变的转折点。《王昭君变文》对唐代文人昭君诗和后世昭君文学的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昭君变文》在昭君故事流变中的地位及意义

《王昭君变文》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长的昭君出塞的俗文学作品,在昭君故事的流变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前代史书和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对王昭君形象进行重塑,进一步突出了她的主体地位,丰富了她的形象,对此后以昭君故事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变文》还对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揭示,体现了唐人的人文关怀及对和平的向往;塑造了一个极度重情的呼韩邪单于,是唐朝包容性文化下重"真"、重"情"的显现。

《王昭君变文》与唐蕃长庆会盟——《王昭君变文》作年考

敦煌遗书P.2553《王昭君变文》自发现以来一直颇受学界重视,但对于其创作时间的探讨仍分歧较大。近年来渐趋形成共识的是,其创作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但这一时间,仍然略显宽泛。我们通过对变文中唐蕃和平主旋律的讴歌、昭君公主和亲的歌颂、赞普高大光辉的正面形象刻画、蕃域的富庶及疆域描述,以及变文对于蕃域戎俗的刻骨铭心记忆等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认为《王昭君变文》的创作与唐蕃长庆会盟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从而进一步将《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确定为长庆三年(823)唐蕃会盟碑落成之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