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徽商的商业道德与现代浙商伦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本文从现代企业中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出发,分析了徽商成功的原因,认为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考虑有助于提升徽商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了其经营绩效,并在此基础了,提出了徽商的经验对现代浙商企业伦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二代浙商天生国际化企业外部网络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双元能力调节效应分析

许多二代浙商企业采用了天生国际化发展模式,在国际市场开发与经营中,企业资源对营销策略选择和经营绩效的影响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通过调查问卷,得到56个企业样本,采用置换验证方法,得到如下结论:家族资源的利用明显地提升出口绩效满意度;二代浙商自身资源负向的影响出口绩效满意度;家族资源使用可以促使企业使用品牌化策略;企业的双元能力明显地提升家族资源、自身资源对出口绩效的满意度。二代浙商天生国际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家族企业的各类资源均有可能成为企业机会,品牌化策略是他们更优的选择。同时,企业需要拥有探索与利用的组织能力,并尽力实现两种能力的平衡和联合,对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有明显的助益。

浙江海域商渔与船碰撞事故特征、原因及避碰对策

搜集了2011-2015年近200起发生在浙江及周边海域的商船与渔船碰撞事故的详细资料,从碰撞事故发生的海域、时间、渔船作业类型及渔船运行状态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事故发生的特征和规律,并因此探讨了碰撞事故发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了预防碰撞的针对性措施,旨在为遏制或减少浙江海域商船与渔船碰撞事故发生提供参考。

企业家能力来源及其生成机制——基于浙商“低学历高效率”创业现象的实证分析

浙商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无论个体私营企业主密度还是民企500强比重均领先于全国。浙商的活力与实力与浙江省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专业技术人员较少的人口特征形成鲜明反差,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亦落后于全国同类平均数。本文认为,浙商的特殊禀赋形态和特殊的学习机制是浙商"企业家能力"的来源,浙商具有非编码信息优势和创业知识易流动性特征,并与浙江的地方性知识传统、地域文化价值观、集束化的产业分布等互为因果。发现浙商的这一特点,对提高创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企业家能力,具有较大启示和现实意义。

拉美浙商反哺:特征、机遇和挑战

拉美浙商反哺是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融资瓶颈、专业人才短缺、浙商行业商会发展滞后和保障制度缺乏是拉美浙商反哺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有必要创新融资体制,改革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促进浙商行业商会的规范发展,加强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从而进一步扩大拉美浙商反哺的积极效应。

浙商创牌思维与品牌管理之道

本文全面总结了浙商"从无到有,从贴到创"的创牌之路,并剖析了浙商在创区域品牌、国内优秀品牌和国际品牌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创牌思维与品牌管理之道。

浙商反哺浙江:现状、理性认识与引导政策建议

本文简要描述了浙商反哺浙江经济的有关情况,并基于浙商外迁的历史变迁对外迁和反哺现象进行了准确定位和理性分析,指出浙商的外迁和反哺将促使浙江的经济经历从纯粹地域概念的“浙江经济”到“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的深刻变革。吸引在外浙商“反哺”浙江的关键在于构造优良高效的软环境,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构筑更加完备的产业配套、提升已有的网络集群和强化后台服务支撑体系。

论浙商的两种传统

本文认为,近现代浙商与当代浙商是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和金融业密不可分,依赖资本运作和经理人制度,并且与买办经济关系紧密。而当代的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则源于另一种民间商业传统,由手艺人行营天下而逐渐做大,家庭特征明显。但是近现代浙商的文化精神当中,小商品艺工传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当代浙商的发展轨迹又逐渐向大商业传统靠拢。正是两种模式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浙商的发展历史与现有形态。

论浙商的转型与非经济因素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浙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管理体制转型、社会责任感增强等方面的变动,崭新的浙商形象已经开始显现,并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同。本文考察了浙商的成长及其转型,认为非经济因素对浙商崛起与形象重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究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认识当代浙商的新形象,而且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

传统浙商的理性精神

本文借助经济学与哲学的分析范式探究传统浙商的精神特质,认为传统浙商精神既有时代的影子,也有超越时代的诉求,它是时代性、地域性和超越性的统一,蕴涵丰富的理性内涵。今天的浙商应该领会和接纳传统,铸造新的理性精神。

浙商回归视角下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效性研究

近年来,浙江省通过政府大力引导,出台相关政策以及采取有效措施等吸引浙商回归。实证分析显示,浙商回归工程的资金引入对产业结构的转型有促进作用,资金的引入逐步将浙江产业结构推向"三二一"的模式;同时,浙商回归可以对各产业内部进行优化,使整个产业结构得到调整。通过借力浙商回归,引导浙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政府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重视地域特色经济,合理发展三次产业,以更有效地促进产业转型与升级,使浙江经济在未来发展道路上越来越好。

“浙商”研究的分析范式——具有中国的典型意义

“浙商”是一个既有历史传统,也有现实基础,还有全国影响,又面临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的商人群体及企业群落,“浙商”研究体现循着超越发展的规定性与要求,具有对中国的典型意义,但是缺乏相应的分析范式。“浙商”研究的分析范式所基于的理论前提是人与“三种关系”的完整统一,并直接统一于主体及其属性,间接统一于主体与环境的关系。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逻辑结构是,以对客观环境的描述与刻画为基础,以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假设为前提,以相关性与自主性统一的主体性理论为平台,以相关性与自主性的动态协调为参照,以相关性分析与自主性分析、科学分析与人文分析、经济分析与心理分析、角色分析与人格分析,以及共性分析与个性分析的统一等为工具,得出既具有普遍性作用又具有特殊性作用的理论。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浙商”群体——一种新的视角

现有文献对于"浙商"的研究,多数是基于一个平面视角,较少将"浙商"看作一个立体集合。本文将"浙商"看作是一个系统,论述了"浙商"的系统特征,用复杂系统论的观点来认识和分析"浙商",并就复杂系统论思想应用于"浙商"研究的意义和研究展望进行了分析。

破坏性创新:浙商转型升级的出路

浙商转型升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重要出路之一就是创新。基于适配理论,通过对比分析,论述浙商实施破坏性创新的原因,进而提出浙商实施破坏性创新的具体策略,并阐述浙商实施破坏性创新所需的内部支持。这既丰富了浙商转型理论,又为浙商推进转型升级提供了指引。

大学生自主创业应学浙商

针对存在就业创业压力的大学生提出了要从浙商身上和浙商文化中汲取精华,学习浙商脚踏实地、百折不挠、敢闯敢拼、诚实守信、团结合作等精神和作风,以实现成功创业。

浙商的自然社会来源及其生成机制

作为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浙商八成来源于农民。在三组多元博弈关系中(创富欲望和管制恐惧的博弈、自主经营活动和强制性生产的博弈、行为选择与路径依赖的博弈),农民的转换临界点和支付的社会成本最低,而农民获得独立的劳动力产权则成为浙商演化的历史起源和逻辑起点。"非私经济"是浙商主要的法人来源,市场主体的发育和经营主体的成长互为因果,这些因素造就了浙商的大面积生长和持续衍生机制。

从代际更替的角度看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

浙商转型与浙商的代际更替紧密联系,老一代浙商创业者将在今后的一二十年时间内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文章提出接替他们的新浙商群体的主体部分不是"富二代",而是崛起中的草根创业者。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群体具有明显的"代特征",即生活条件优越化,人力资本知识化,自我定位主流化。与老一代浙商相比,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物质环境方面发生了从"山多地少""条件恶劣"到"衣食无忧""分层明显"的变化;知识环境方面发生了从"农民出身""艺工起家"到"读书学习""知识经济"的变化;群体意识环境方面发生了从"边缘生存""模仿创新"到"融入主流""网络时代"的变化。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需要在变化的环境中因势利导。

钱塘江流域浙西木商近代兴盛原因初探——以开化县为例

徽州木商近代衰败的同时,以开化为代表的浙西木商却迅速成长为钱塘江流域主要商帮群体之一。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视角,分析浙西木商兴起发展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文化原因,有助于理解和认识近代徽州、浙西木商称雄钱塘江流域木材市场的历史现象。并以开化县为例进行分析,得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市场供需空间等是浙西木商兴盛的外部原因,地缘优势、血缘社会与传统文化环境、经营理念则是浙西木商兴盛的社会文化基础。

民营企业失败的驱动因素分析——基于金融危机中倒闭浙商的案例研究

文章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破产重组的五家浙江龙头民营企业,从生存因素理论框架的企业自身特征、行业特征及整体环境特征三个方面对民营企业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从七个子因素分析了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失败的共同原因,其中企业家素质、公司治理有效性、增长模式、金融环境等是导致民营企业失败的主因。基于自然人素质和法人环境的动态匹配能力,是提升民营企业存续能力和生存质量的关键。

浙商之祖越国商业文化精义新探

建构浙商发祥史应把先秦越国商业文化整体看作浙商之祖。春秋晚期,越国商业的经营主体发生分化,在官贾之外出现自由商人即私商。越国官方高度重视官贾官市的市场管理,防止经营欺诈,同时特别重视汲取私营商人的经营智慧,用国家体制实践内含“重商”论、“活商”论的“息货”说。越国商业在根本性质上,是以诚信的“官贾”来组织展开“私商”行为,像私商赚取高额利润一样,实现综合计之“三年五倍”的国家财富高速增长;是在同处江南的各诸侯国之间亦即“国际”间做的大买卖,而非仅仅面对本国百姓;越国的“国家炽富”是“邦富”伴随了“家富”,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国家富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