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复台战争时期中荷士兵装束研究

军事装束是中国服饰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并且古往今来士兵装束反映了一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准、陆海战术的一些形式以及士兵的精神面貌等等。时至17世纪的中西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中荷战争,敌对双方陆战时均顶盔掼甲,在火器逞威时代此装束的出现大出人意料之外,故研究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依据中荷原始资料以及后续文献,发现在晚明郑成功驱荷复台战争期间,中西军事实力尚处“均势时代”,敌对的中荷陆战官兵装束均以顶盔掼甲以及冷热兵器配备成为标配,此是由该时代枪炮的一些技术缺陷使然。中方在此战争以后,装束改进不大,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期;西方以荷兰为代表,随着国家王权制的日益加深,军装开始制式化,18世纪之后轻骑兵几乎不再顶盔掼甲,长枪兵已和火枪兵配合,盔甲几乎消失无踪。总之,在郑成功复台战争中,敌对的中荷士兵装束差别明显,尽管对战争结局影响甚微。中方装束变革缓慢的原因:战争是军事技术、战术乃至士兵装束发生变革的强大动力,17—19世纪中国战争相对较少的局面迟滞了军事的各方变革,成了16—19世纪中西竞逐中中方落后于西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以明郑中国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

“台独史观”在“民族叙事”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围绕着“压迫与抗争”这一主题,将中国台湾历史歪曲为所谓“中国人”对“中国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而在“台独史观”对明郑中国台湾史的论述中,该主题则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弱化再到强化的过程。从早期将郑成功和明郑政权污蔑为与荷兰、日本一样的“外来殖民政权”,到民进党初次执政时期转而鼓吹明郑政权在中国台湾“独立建国”的“东宁建国论”,再到如今大肆攻击郑成功和汉族移民“压迫屠杀中国台湾‘原住民’”的“原民史观”——这种转变,揭示了“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本质,就是“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只是迫于中国台湾人民的强烈中国认同,才一度对其进行弱化。如今,随着“台独”势力的得势和“台独”思想在中国台湾民众中的传播,“台独史观”也逐步撕去其伪装,开始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迈进。我们必须对“台独史观”的这一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并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台湾地区古典诗歌中的郑成功形象与民众认同之演变

“郑成功”是台湾地区古典诗歌中延续不断的重要题材之一,但不同时代,对郑成功的评价不尽相同。清代前中期评价偏于负面,牡丹社事件时,发生了由负面到正面的大翻转,并在乙未时达到高潮。其原因,在于面对异族入侵,人们想从郑成功身上吸取反殖抗敌的民族精神。日据后内渡使连横等跳出狭小空间而有了横跨两岸的宽阔视野,他们吸收了民主革命思想,建立了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岛内情况则较为复杂,《台湾》等报刊的征诗表达民间未曾改变的郑成功尊崇,瀛社的课题则有呼应“皇民化”之嫌,但仍以彰扬郑成功遗民忠义精神和驱荷复土、辟垦台湾地区的历史功绩为主流。这一演变反映了因应不同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人们思想感情、认同状况的变化,其本身亦为台湾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闽台征诗活动与郑成功形象嬗变研究

闽台是郑成功文物史迹保存最多的地区,郑成功形象书写成为闽台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前半叶闽台地区的诗社以报纸为媒介,举办了三次以郑成功为诗题的大型征诗活动。这些诗文是解读郑成功形象建构的关键资料,具有凝聚文人共识的重要作用。郑成功形象从清初的反清“乱臣”“贼寇”形象,转变为“骑鲸英雄”“草地掘鸡”等神话形象,更发展出反殖抗荷的中华民族英雄、开拓进取的冒险者、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以及受日本殖民话语影响形成的超越西方的“东洋之子”等形象。

郑成功对台湾地区儒学教育的影响

郑成功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从郑成功重视和培养儒家人才的角度看,他的作为对台湾地区儒学教育的创立产生了重要作用。从王忠孝到陈永华,以及众多文人儒士,他们都与郑成功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闽南地区朱子学盛行,朱文公受到广泛崇拜。明郑在台湾地区创立儒学,自然把朱子学说引入岛内。因此可以说,郑成功时期厦门及其周边的文化氛围,为朱子学说在台湾地区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很快在台南建立朱子祠,可视为这种历史文化逻辑的延续与发展。

再论“何斌事件”的前因后果——兼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一系列动作

17世纪50年代以后,郑成功方面尝试在台湾行使其经济权力,挑战荷兰殖民当局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动作均是当时郑成功对台经贸布局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强对当地大陆商人的影响与控制,进而控制整个台湾海峡的海上贸易,以便在与荷方的亚洲商业霸权竞争中占据优势。"何斌事件"便是当时郑荷双方在台湾经贸争夺的集中体现。而这一事件的结局则最终促成了郑成功收复台湾。

台湾地区郑成功信仰之历史研究

“郑成功信仰”在台湾汉人社会中的发展,早自清领台湾时期,便已超越了乡土的情感和地域的观念,统合宗族性、地缘性、民族性等多重特质,而成为台湾此一移民社会的共同信仰。“郑成功信仰”有别于其它一般汉人社会里常见的民间信仰,官方的介入极深,其中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在探讨“郑成功信仰”的时候,民间与官方为两大方面,加上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不同主政者接二连三地为郑成功重新定义,而有了不同的诠释,使得此一信仰文化复杂而影响深远。

何斌相关史事研究

何斌是郑成功复台过程中一个颇受瞩目的人物。他出生于南安一个小山村,早年他的父亲到台湾打拼,长大以后他自己也下海经商,父子二人均与南安郑氏发生关系。何斌在接近而立之年渡往台湾。他为人机敏,很快成为当地汉人的重要首领,也成为郑成功的依靠对象。1659年所谓的"何斌事件",实际上是郑成功势力在台湾发展的结果,与当时郑、荷对峙的局面相关,不可仅从何斌个人的作为加以判断。何斌一生最主要的贡献是积极主张收复台湾。他与郑泰关系密切,深刻影响了他的成长和人生经历。因此研究郑氏阵营的相关人物及其复杂关系,对于深化郑成功研究,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论郑成功驱荷复台的英雄业绩

郑成功是中华民族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一生的英雄业绩 ,包括抗清与收复台湾两大部分。其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 ,一是表现在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是为缩小台湾与大陆的差距奠定了基础 ,三是鼓舞和支持了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从军事角度比较郑成功与施琅的两次征台之役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与1783年清朝统一台湾,是对台湾历史发展走向造成深远影响的两次军事行动,但这两次行动的具体进程却大相径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区别,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军事上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如作战方式、战场环境、武器装备、外部增援、后勤补给等,同样对战争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延平郡王祠改号“开山神社”事件探析

郑成功信仰是台湾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日据时期,为了全面掌控台湾地区,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地区宗教状况展开全面调查。基于对郑成功血统、形象、精神的认知和对郑成功信仰政治功效的判断,日本殖民政府在肆意压制台湾地区传统宗教发展的同时,以延平郡王祠改号“开山神社”事件为标志改造和吸纳郑成功信仰,从而体现日本统治台湾地区的“合理性”。通过延平郡王祠改号、改列县社社格、吸纳郑成功信仰进入神道体系等一系列改造,郑成功信仰产生“异化”,并在建筑形态、祭祀活动、精神价值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浓重的日本色彩,日本殖民统治者操纵台湾地区民众思想信仰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剖析台湾地区“独”派曲解郑成功历史的学理谬误

“台独史观”是“台独”分子在历史领域“去中国化”的重要工具,其表现之一就是对郑成功历史的曲解。他们或鼓吹郑成功的明郑政权是代表台湾地区的“独立政权”“东宁王国”,或将其称为代表中国的“外来政权”,或指责郑成功与荷兰殖民者一样是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屠杀者”。“台独史观”的观点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受到中外史料记载的有力驳斥。“独”派歪曲郑成功历史,暴露了其蓄意“反中谋独”的“台独”实质。

明朝时期的琉球、鸡笼——台湾

明朝时期史籍对台湾的记载有不同的称谓 ,“琉球”指的是今台中以南地区 ;“鸡笼”指的是今台北之基隆市 ;台湾的称谓则出自闽音“台员” ,指的是今台北。这一时期 ,台湾与明中央王朝有着亲密的“封贡”关系。有明一代 ,台湾的历史是一部日本“倭寇”及荷兰、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入侵和大陆与台湾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至清顺治十八年 (16 6 1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建立政权 ,此后台湾得到更进一步的开发和发展。

论郑成功收复台湾前荷兰殖民者的战争准备

从17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郑荷矛盾的激化,荷兰殖民者陆续在台湾实施了一系列的备战措施,以应对郑成功可能发动的进攻,内容涵盖增加兵力、建设要塞、加强对人民控制、情报搜集等方面。但截至1661年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之前,荷方的措施均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成为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内部分歧或天灾等偶然因素所致,而是因为荷方在台统治存在着难以弥补的先天缺陷,这是由其自身殖民侵略者的本质所决定的。

日本的郑成功形象建构及其对台湾的文化殖民

郑成功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日本可谓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日本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自江户时代以来绵延不绝、代有高潮,这与近代日本对外殖民扩张具有深度关联。江户时代,日本文人以郑成功为原型塑造了日本武士“和藤内”形象,实现了郑成功本体的他国移植,这为日本利用郑成功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做了文化上的准备。此后,在日据台湾时期,日本文人又将郑成功打造为“日本人的英雄”,并接合于台湾本土的英雄崇拜情结,使之亦作为“台湾人的英雄”,强化日本与台湾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从此一个原初的中华民族英雄被纳入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再造的话语体系,变成一个新的匪夷所思的文化符号。郑成功形象在日本的变异过程是研究三百余年来东亚地区文化政治学的范本。

沈葆桢保卫台湾开发台湾的贡献

沈葆桢对祖国有四大贡献 ,一是创办船政 ,二是创建海军 ,另外两件则是保卫台湾、开发台湾。中国历史上保卫和开发台湾的第一位功臣是郑成功 。

日据台湾报刊文献中鼓浪屿的地景书写与历史叙事研究

日据五十余年间台湾出版的报刊文献中,有不少关于鼓浪屿的地景书写与历史叙事。写作者的身份界别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旅居厦门的台湾传统文人、僧人和报社记者;另一类是在台的日本剧作家、报社记者和出版编辑人。不同身份背景的知识分子对鼓浪屿寄寓了相近的自然关怀,也留下了迥异的历史记述,构筑出鼓浪屿地景书写的多义性。这些报刊文献中的鼓浪屿地景书写与历史叙事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们生动还原了即便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闽台两地文化也有着紧密互动;另一方面,作为近代列强的租界,鼓浪屿的历史堪称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亦呈现了日本对目的地文化界进行文化殖民"渗透"工作的精细程度。今天看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鼓浪屿,因为这些地景书写和历史叙事而增添了人文厚度。

郑成功“忠”形象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塑造与影响

郑成功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曾率兵抗击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也作为延续南明王朝的重臣同清廷对抗,成为中国乃至东亚世界根据自身历史发展需要而争相塑造的人物之一。在中国,郑成功一直被视为忠臣,然而郑成功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其历经了清初官方"愚忠"和民间"开山祖"的二重构建、到近代"反帝反清"形象的确立、再到新中国成立"保国护土"身份的塑造和转换,最终使其民族英雄的形象在两岸三地传颂。本文以郑成功形象的塑造历史为主线,对其"英雄"形象的脉络进行分析,总结得出:无论是"明朝的英雄""清朝的英雄"或是"中国的英雄",其"忠君爱国"的基调已经根植于中华大地,对当今国家的民族统一和海防事业均起到积极作用。

比较视野下的郑成功形象——基于中西文献的考察

郑成功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中国人民,尤其是两岸同胞间有着巨大的历史影响力,深刻影响着两岸的历史发展进程。以游记及方志为主体的中文文献给予郑氏历史贡献高度的评价。同时,随着近代西人来台高峰的出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也开始以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及认知手段,对郑成功的历史形象进行勾勒及定义,这种西人眼中的"郑成功形象"与中国传统文献所定义的郑成功有着较大的差异。通过近代中西文献的对比,展示两者所勾勒的不同的郑成功形象,并尝试探寻其背后的多方面原因,将有利于扩展闽台研究的相关内涵。

《明郑台湾地区军备图》研究

明郑台湾地区时期留下的史料不多,《明郑台湾地区军备图》是难得的一种。该图作于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由明郑投诚将领朱英所绘。目前台北地区有两个机构收藏此图,应为当年浙江总督赵廷臣、提督哈拉库分别呈送北京的遗存。该图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运用传统示意手法,比较全面地描绘了郑经刚从大陆撤入台湾地区时当地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情况。因作者个人局限,《明郑台湾地区军备图》也存在遗漏或误记,在政治信息方面尤其明显。由于聚焦了郑经刚入台湾地区的历史节点,因此,这张图对于研究荷据末期以至明郑台湾地区历史,尤其是对于厘清明郑台湾地区早期史实、深化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