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裴政墓志考释

裴政源自河东裴氏家族西眷裴房,并不属嫡传主脉。其祖在两晋之际南渡,于刘宋时出仕,族人多任武职,较之其他高门声名未赫。裴政本人活跃于萧梁武帝晚年及元帝时期,又历仕西魏、北周、隋等朝,亲历由南北朝分裂转向大一统的诸多重大时刻,特别其晚年的交游情况反映了南、北政治集团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斗争、整合。从裴政墓志文可知,传世文献中固然有错讹之处,但墓志文也因志主、书文者自身经历及时代限制而多有春秋笔法,二者应互校互证,严密推断,方能还原史实。

陕西隋代裴政墓发掘简报

2020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龚东村北发掘一批隋唐时期墓葬,其中M8保存较好,出土墓志一合。志主为《北史》《隋书》记载的河东裴氏家族成员裴政,于隋开皇二年入葬。该墓虽遭盗扰,但仍出土随葬品一百余件,墓志的出土一方面能够确认隋初墓葬形制、器物的标型,另一方面志文内容可证多处史料讹误。

故家文献:程敏政的宗族论与人才观

程敏政《篁墩文集》中较多使用"故家文献"一词,为"故家"注入"文献"的含义,即宿贤之"故家",增添了文化内涵,"故家"作为文化传承的产物,所以具有自己的风范,包括世德、学问,传承文化是"故家文献"的特征。宋以后徽州等地的"故家文献"类型宗族,对于传承并创造中国文化与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才的重要载体,人才往往离不开"故家文献"对其深刻的影响。

清华简《系年》与郑子阳之难新探

由于《史记》对郑子阳之难的记载存在疏漏,不少学者将《韩非子·说疑》中的太宰欣误认为《史记》中的"郑子阳"或子阳之党,进而对子阳的身份、子阳之难的内容和性质做出了一些误判。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为了解子阳之难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综合分析《系年》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太宰欣与子阳并非一人,他们分属罕氏和驷氏家族,彼此为政敌关系。子阳之难是由罕氏的太宰欣攫取郑国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实质上是罕氏与驷氏间、郑君与罕氏间的权力之争。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长濂《郑氏族谱》散论

族谱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就遂昌县长濂村所发现的《郑氏族谱》,通过对其族谱的屡屡修撰、谱序的作用、长濂郑姓的渊源与世系、郑氏宗规的形成及承恩、像赞等的分析论述,认为族谱不仅对家族具有敬宗耀祖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价值。《郑氏族谱》对当今长濂村的历史文化研究、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宝贵财富。

“彼都人士”:以城市空间视角审视西周时期的宗族居所与宗族交际

西周时期王畿地区诸个城邑经常成为宗族聚居的中心地点。不论是出土铭文材料还是考古遗址均显示,在西周中晚期,围绕西周几座重要的都城形成了一批带有鲜明城市特征的宗族聚居区,如“奠(郑)”“丰”和名为“周”的岐邑都是西周时期容纳多个宗族聚居的重要城址。这种城市中的宗族聚居现象通常与西周时期迁徙宗族分支前往服务王室的政治、行政需要有关,这批生活在城市中的宗族分支与大宗本家仍保持宗法层面的关系,却世代承担着王室分派的行政职守,甚至这些同居城市的分支宗族之间亦通过婚姻形成了一个贵族社会网络。引入城市空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内的宗族交际,反映出西周时期的城市固然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及行政功能,城市也因为提供了宗族分支的居所而成为了宗族社会重要的生活及社交空间。

地方谱牒与华侨华人研究——以《永春鹏翔郑氏族谱》为例

福建省永春籍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约达120万人以上。永春地方谱牒中关于族人出洋的史料记载丰富。其中,《永春鹏翔郑氏族谱》出国史料部分就记载出洋人数多达1000余人,是研究永春华侨出洋概况的重要资料之一。结合历史史境,通过整理《永春鹏翔郑氏族谱》中的数据,梳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永春华侨出洋的历史脉络,补充正史之不足,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些许资讯。

菲律宾群岛的华人——一个地方性社群的全球投影

一“生理人”(Sangley)的来到多明我会士高母羡(Juan Cobo,1546-1592),常被认为是最早将一整部中国书籍译成欧洲语言的人。作为《明心宝鉴》①西班牙语版的译者,他的名字被写在此书的封面之上。这部收集了格言、警句及谚语的书籍,1393年由范立本辑录、作序并出版。

郑洛招番与明人的番族观

明正德以后,蒙古人不断南下冲散了原本生活在青海地区的番族部落,打破了明王朝“隔绝番虏”的边防政策,冲击了明朝在河湟洮岷地区的统治。郑洛招番便是在此背景下整合流落番族,恢复河湟洮岷地区统治秩序,重建番族以拱卫西北边疆的行为。在郑洛招番这一行为背后体现了明朝统治者对于番族的看法和态度,这种态度既有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也有区别以往汉族政权的意识。明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元朝的统治遗产,吸收了元朝的统治方式,形成了一种更为灵活变通的番族观念。

《唐韦婢娘墓志》考释

2004年2月,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考古发现一方《唐韦婢娘墓志》墓志。本文从墓主家族世系、生平、卒地及葬地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志主韦婢娘之曾祖德敏、祖父珙、父亲元方在《元和姓纂》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均有记载,并以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互为佐证,探讨了唐代韦氏家族的兴衰变化。

唐代士族的“国婚”问题——以山东荥阳郑氏为例

士族的"国婚"问题一直是唐史学界感兴趣的题目。"国婚"的实质是李唐皇室与士族的门第之争,而争锋的焦点莫过于二者之间门第与礼法的差异。皇室艳羡士族门风的儒雅而愿与之联姻,士族则通过联姻皇室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自身的辉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士族的礼法门风为本来不守礼法的皇族所提倡并践行。

唐代夫妻葬俗的文化考察——以荥阳郑氏为中心

葬俗是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囊括了儒、释、道、风水等各种思想文化内涵,具有教化、规范、维系、调节等社会功能。唐代的夫妻葬俗包括妻从夫葬、夫从妻葬等合葬风俗,复杂的多妻与未"庙见"者的葬俗,以及不合葬和归葬娘家等特殊葬俗。唐代夫妻葬俗成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郑玄“三族九族同姓”说的特色及意义

汉唐经学家对"三族""九族"亲属构成的解释,大致可分成"同姓"说和"异姓"说两派意见。东汉时,"九族异姓"说占据经学解释的主流。汉末,郑玄对九族构成问题重新做解,他在三《礼》注中坚持"三族父子孙"论,以此为论证起点,缜密推演出"九族同姓"的结论,并对"九族异姓"说代表学者许慎展开反驳。通过考察庾蔚之和孔颖达对郑玄"同姓"说的评价,可发现郑玄的"九族同姓"说乃是希望通过建构同姓亲属地位至上的族内伦理规范,重新定义"天子亲九族"的内涵,借此作为对东汉中后期外戚乱政现象的反思,带有告诫后世皇帝"亲同姓、远异姓"的现实关怀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