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谱系视角论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的综合影响

从谱系视角出发,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的影响是整体性的。郑和下西洋拓展了妈祖文化的族群谱系,并极大推动了妈祖文化空间谱系的扩布。郑和下西洋所串联的历史记忆构成妈祖文化时间谱系的一个序列,奠定了海内外同胞之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基础,而镌刻着郑和印记的妈祖文化形式谱系则构成了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明代南京静海寺风物暨创建年代辨析——以三宝太监郑和的事迹为中心

南京静海寺是明初为纪念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敕造。静海寺旧时风物极盛,究其原委,莫不与郑和及其下西洋事迹有密切联系,但却大多经不起推敲,出自后世附会的可能性甚大。关于静海寺的创建,历来多主明成祖永乐年之说,也有明仁宗洪熙年之说,但后者流传不广。郑和在宣德五年(1430)刊印《优婆塞戒经》的题记中,曾述及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十一日印造《大藏尊经》施奉静海寺之事,其时明仁宗朱高炽已登基旬月。复据正德十四年(1519)南京礼部侍郎杨廉《静海寺重修记略》所述“仁宗皇帝敕建此寺,而因以名焉,盖以昭太宗皇帝圣德,广被薄海内外焉耳”。不难想见静海寺的肇建应始于明成祖朱棣,值仁宗登基,静海寺的主体工程可能刚刚完工或接近完工,仁宗敕建此寺或谓敕赐寺额无非顺水人情,与他本人不赞成下西洋略无违碍。

明朝与苏禄交往历史对高校课程思政的启示

明朝初年,苏禄国组成庞大的使团访华,受到明成祖朱棣的隆重接待。苏禄国东王不幸病逝于中国并安葬在山东德州,在华守墓的苏禄国东王后裔逐渐与中华民族融合,共同繁衍生息。明朝与苏禄友好交往的历史表现了我国睦邻友好、和谐包容的精神。把明朝与苏禄友好交往的历史融入高校课程思政中,发挥其作为深厚历史文明积淀的育人作用,培养学生面对不同文明的正确态度,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具有深刻意义。

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

“西洋”一词在历史上的渊源及其内涵的衍变,是我们研究郑和下西洋首先应该认识和解释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中外史学界对东、西洋的界分争议纷纭,莫衷一是,遮掩了对“西洋”一词的探究。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语词衍变的视角考察“西洋”一词的渊源何在,在明初的涵义及其衍变,揭示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力。

中国现代海权战略的先驱——郑和下西洋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

以控制海洋为手段,进而实现国家强大为目标的海权理论,是一个伟大国家所不得不选择的战略理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它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同时也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维。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和军事实践经验,对推动中国现代海权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与现实意义。

郑和下西洋视域的海洋文化创新

从郑和下西洋视角,探讨中国海洋文化由开放走向内敛的过程,指出目前我国发展海洋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唤醒国人海洋意识,实施科教兴海战略,提升海洋文化发展品位,创新海洋制度文化,通过海洋文化创新带动海洋经济发展,走海洋强国之路。

郑和下西洋与明朝的“麒麟外交”

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与亚洲和非洲各国的交往,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多体现在文化交往上,其中也包含着麒麟(长颈鹿)等动物的交流。郑和下西洋可分为第一至第三次和第四至第七次两个阶段,活动地区由第一阶段在东南亚和南亚,拓展到第二阶段的西亚和东非地区。与郑和七下西洋直接有关的海上"麒麟贡"约有七次,均出现在第二阶段,之后出现的"麒麟贡",也与下西洋有着紧密的关联。或以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地域上的拓展,是与"麒麟贡"直接有关。永乐大帝在总结了历朝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将自己在东亚国际体系中实践的经验和理论,施行于南海西洋。郑和下西洋起初有为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和打击流亡的反朱棣的残余势力之目的,但之后渐渐演变为搜寻奇兽异物、保护南中国海的航道安全、在南洋宣扬国威和与非属国施行外交的需要。明初通过"麒麟外交"所履行的一系列邦交礼仪,深化天下意识和华夷观念。"麒麟外交"仪式不仅仅为了演示给本土成员,同时也有吸引周边国家及南洋和东非国家加入天朝宗藩朝贡联盟的政治目的,以确立明朝的中华朝贡体系中心的地位。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侨华人

根据笔者实地考察,东南亚至少有15个郑和寺庙和近30个有关郑和的传说。它们反映了早期南洋中国移民的生活状况、他们与当地妇女的通婚、华侨宗教信仰的特点以及华侨华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的桥梁作用。东南亚华人纪念郑和活动的特点是“四个结合”,即将纪念郑和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定居国文化相结合,与宣扬祖籍国和定居国的友好关系相结合,与发扬华人创业精神相结合以及与争取华族正当权益、促进族群和睦、繁荣当地经济相结合。虽然郑和在东南亚影响很大,但海外对郑和的了解仍十分有限,因此,在海外全面、深入地介绍郑和任重而道远。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推行的华夷秩序,完全基于“王者无外”和“怀远以德”的传统理念,从而排除了明朝对于东南亚的不良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的向心力。然而,他所推行的华夷秩序由于偏重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完全排斥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所孕育的文化认同,因而没有形成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

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

由于缺乏宝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通常用软玉替代宝石作为装饰。唐代又将缅甸翡翠引入中国。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宝石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蒙元帝国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黄金时代。随着中东、中亚穆斯林大举东迁黄河、长江流域,西方宝石及阿拉伯宝石学开始在中国流行。据史书记载,元代流行中国的西域宝石计有:红色宝石四种(红尖晶石、石榴石、锡兰石、杂色石榴石),绿色宝石三种(祖把碧、祖母绿、浅绿色祖母绿),各类刚玉七种(红宝石、优质金刚石、深蓝宝石、海蓝宝石、浅蓝刚玉、黄刚玉、白刚玉),猫眼石两种(金绿宝石、亚历山大变色石),绿松石两种(尼沙普尔绿松石、克尔曼绿松石)。明代朝贡贸易将中外文化交流推向又一巅峰。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金银珠宝,不仅有世界四大名宝(金绿宝石、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而且包括波斯出产的尼沙普尔绿松石。据我们研究,这些宝石实乃郑和下西洋在锡兰、印度、波斯采买的"诸番宝货",当即朱瞻垍出生、封王或大婚时永乐帝赏赐之物。

下西洋与渡美洲的航海术比较

郑和船队和哥伦布船队的航海术,包括测定船位术、天体导航术、气象识风术、操帆驶风术、罗盘罗经术、海图地图术、计程测速术、航道探察术等等,都达到了帆船时代迄当时为止最高的水平。由于哥伦布的远航比郑和远航晚了八十多年,故哥伦布的航海术较之郑和又前进了一步。但因郑和船队的规模大得很多很多,郑和宝船也比哥伦布航船大得很多很多,故郑和远航体现的航海术亦比哥伦布的复杂困难一些。所以,他们的航海术各有千秋,难分轩轾。

海外基地:郑和下西洋历史经验与现代启示

纵论历史,一个国家海权的拓展无不依赖海外基地之战略支撑,因此可以说,强大的舰队是海权的核心力量,而确保与控制海上重要航路、战略通道安全就必须依托海外基地。海外基地是海权战略的关键要素、支柱和基石。明代中国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基地深谋远虑的筹划布局和周密细致的部署经略,成为明朝海权战略的强有力支柱,维护与保障了明朝的海洋权益,扩大了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同时,郑和模式的文明海权战略比之西方剑与火的殖民主义海权,对现代海权的构建更有中华文明深刻的启示和意义。当前中国要维护与保障国家海洋权益,并承担大国责任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必须建立以国际安全与和平为目的海外基地。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通过武力夺得皇帝宝座但却缺乏政治权威的朱棣来说,提供了一个通过对外交往来改变自己“篡逆者”形象的行动指南。而郑和使团面对着不同宗教信仰所坚持的“和而不同”立场,和对某些海外势力的挑衅行为所采取的“以德服人”方针,也确保了朱棣赋予他们的外交使命的成功实现。

弘扬郑和航海精神 培育学员航海素质

通过研究郑和下西洋资料与文选,基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过程,着重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应用与创新,总结了郑和下西洋在航海方面的成就与航海精神,结合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海军院校学员的素质要求,阐述了弘扬郑和航海精神,对培育当代海军学员航海素质的思考。

郑和访问满剌加次数考证及评价——历史与环境分析的个案

郑和下西洋期间究竟几次访问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这一直是郑和研究中具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对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明太宗实录》和《郑和航海图》等历史文献及太仓《通番事迹碑》、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等碑刻记载的比较,并结合马六甲海峡地理特征、季风活动规律和郑和船队航线、航程的考察,本文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曾到访过满剌加国,最早抵达满剌加的时间应是明永乐四年(1406)一二月间。本文同时认为郑和到访满剌加的次数不仅反映了满剌加在下西洋过程的航海地位,而且对于明朝经略马六甲海峡地区,掌握东南亚地缘战略的主动权,促进满剌加国国际化转型起到了杠杆和催化剂的作用。

论火药和指南针在下西洋中的应用

火药和指南针发明后，国人既用于爆竹神鬼，堪舆风水，也用于兵器战争，航海指向。在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火器已是远洋海船的主要武器装备之一，指南针也是最主要的导航指向仪器。那种认为在中国古代火药长期主要只用于烟花爆竹，指南针到下西洋时仍只是辅助导航仪器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认识世界 发现世界——再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怎么评价也不过分。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来人说,主要起到了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作用:一是认识到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我国与邻国人民可以友好相处、友好往来;二是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三是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此外,还认识到世界的广阔和发现了一些新的地区和领域,以及很多未知的物产、文化和技艺。这是郑和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对外关系之再认识

研究郑和下西洋及明代的对外政策,首先必须从已有的史料出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发现的资料作小心求证,得出的结论方能令人信服。明代对外政策的成功有三个特点:一是建立了以"王道"和"公平"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文明统治秩序,二是输出文明而不占有他国领土,三是以强盛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对外政策提供坚强后盾。这应成为当今中国和平崛起、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式。

重实证,跨学科,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郑和下西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郑和下西洋研究,无论是传统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还是新史料的利用,都呈现出很高的水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史实,如郑和生平及其信仰、下西洋的航线和宝船尺度等都有深入研究,并且取得明显共识,然而部分分歧依然存在。对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是学者持续关注的话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像郑和下西洋这样典型的中外关系史议题,在基于实证性研究的同时,对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以及全球化视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古代航海与宗教祈祷——读郑和下西洋相关碑刻札记

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三种碑刻——《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静海寺郑和残碑》、《重修清净寺记》，分别涉及天妃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为我们讨论宗教祈祷与古代航海活动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以这三种碑刻资料为线索，并参酌其他的文献信息，首先，可知宗教祈祷在古代航海活动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其次，可知宗教祈祷在古代航海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宗教活动贯穿于航海之前、之中、之后的各个环节；航海相关的宗教活动，以祈祷一还愿为主要的活动模式；航线沿线的宗教场所，特别是船队起航、短期驻扎的港口是相关宗教活动开展的主要场所。不过，郑和下西洋相关的宗教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郑和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崇佛的宦官，还是回回人，这对郑和下西洋相关的宗教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下西洋活动是国家组织的，相关的宗教活动也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