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

“西洋”一词在历史上的渊源及其内涵的衍变,是我们研究郑和下西洋首先应该认识和解释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中外史学界对东、西洋的界分争议纷纭,莫衷一是,遮掩了对“西洋”一词的探究。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语词衍变的视角考察“西洋”一词的渊源何在,在明初的涵义及其衍变,揭示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对外关系之再认识

研究郑和下西洋及明代的对外政策,首先必须从已有的史料出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发现的资料作小心求证,得出的结论方能令人信服。明代对外政策的成功有三个特点:一是建立了以"王道"和"公平"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文明统治秩序,二是输出文明而不占有他国领土,三是以强盛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对外政策提供坚强后盾。这应成为当今中国和平崛起、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式。

论火药和指南针在下西洋中的应用

火药和指南针发明后，国人既用于爆竹神鬼，堪舆风水，也用于兵器战争，航海指向。在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火器已是远洋海船的主要武器装备之一，指南针也是最主要的导航指向仪器。那种认为在中国古代火药长期主要只用于烟花爆竹，指南针到下西洋时仍只是辅助导航仪器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论郑和下西洋的航海价值观

探讨对郑和下西洋起决定性作用的航海价值观。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具体分析,指出郑和下西洋航海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是维护封建明王朝的统治,保障统治集团的利益;基本特征是重政治效应,轻经济利益,重官方控制,轻民间开放;历史本质是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其上层建筑要顽固地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从而确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产物。认为正是落伍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封建主义航海价值观,导致郑和下西洋成为后继无人的千古绝唱,导致具有悠久辉煌古代历史的中国航海事业在近代陷于艰难困苦的中衰泥淖。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使命与贡献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明太宗朱棣时期郑和六次下西洋的继续和终结。明宣宗朱瞻基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决策者和驱动者,郑和、王景弘为此次航行的正使。此次航行以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为后盾,以无敌的海军特混舰队为使团船队,以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为指导。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担负着恢复和发展多个国家和明皇朝的朝贡关系;调解国际争端,维护地区的和平;整修海外的基地;恢复和扩展东西洋交通航线;开展贸易,采购物资;促进亚非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物产等的交流与和平发展;巩固明朝在国际上主导地位的重要使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使26国,时跨三年,是一次大规模的和平外交与航海活动,体现了"各敬顺天道,抚揖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共同发展的理念。

梁启超《郑和传》在科学航海认识上的失误考辩

文章是作者继《梁启超〈郑和传〉的思想导向及启蒙作用》的续稿,分析批判了《郑和传》在科学航海认识上的失误,一是《郑和传》论述明代以前中国海运史失实,批驳了所谓中国是一大陆国、二千年前徐福出海寻三神山事件附会到了日本长崎;二是对《郑和传》论述的郑和船队在航海上的种种失误进行了考辨。

外交政策分析视角下郑和下西洋的“伊斯兰因素”及其借鉴

郑和七下西洋是古代中国与亚非国家和平交往的典范,宗教作为重要的外交资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通过梳理郑和外交的环境、目标、决策者、内容、机制、方式等方面史料,郑和下西洋的"伊斯兰因素"外化表现在出访国家、团队成员和外交活动等方面,同时也内化作用于海外基地选择、选派委任官员和地缘政治博弈中。在此影响下,郑和下西洋一定程度上间接加速了东南亚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需重视相关"伊斯兰因素"的研究与运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实践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全球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政治学视角下的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等的远航

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没有后继者,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富强?而为什么晚于郑和近百年的哥伦布等西欧航海家的远洋探险航行却揭开了西欧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序幕?这两个问题是学术界早就讨论过的:有主要从海洋意识、海权观念方面考虑的,也有主要从历史背景方面考虑的。本文使用政治学中有关利益的理论,从目的与利益的关系的角度尝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回答。

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的概念专属性

地理大发现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特别的规定性,是一个具有专属性的概念,地理大发现至少包括航海的目的是为了"征服"和航海的另一个目的与结果是"开辟新的商业航路"这两个特别专属规定性条件。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航海活动都不能划入地理大发现的范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内容和结果都不符合这两个专属规定性条件。因此,郑和七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与地理大发现无关的航海壮举,它没有也不可能拉开地理大发现的序幕。

郑和下西洋的出国门——五虎门考辨

对于郑和历次下西洋的出国门,在国内外郑和研究著述中,尚未见专文论述,而在这个问题上,自明朝至今还存在一些误解在传讹,很有必要澄清。通过考证,论定郑和下西洋的出国门应是五虎门,而非其他港口。对五虎门在海疆中地理形势和其地名渊源及古今行政隶属进行了考辩,对五虎门的古今功能进行了考证,建议在地方命名上保持著名国门的历史名称。

郑和七下印度洋——马欢笔下的“那没黎洋”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海洋。在亲历下西洋的马欢笔下,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具体所指是"那没黎洋"——即今天的印度洋。七下印度洋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联通了亚非欧,为区域史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铺垫。鉴于迄今对郑和所下西洋的认识模糊不清,澄清七下西洋即七下印度洋,这对于郑和下西洋目的与史实以及明朝外交理念的探讨至关重要。

郑和与碧峰寺非幻庵——以《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与《非幻禅师塔铭》为中心

明刊《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表明，三宝太监郑和希望在南京碧峰寺非幻庵安度晚年，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但由于刷印模糊，故历来对《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释读颇多错舛与不足，影响了对史实的判断。本文利用三种明刊《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并结合明代《非幻禅师塔铭》等碑刻进行校读，澄清了此前相关研究中存在的种种误会，进而揭示出郑和研究中的若干新发现与新认识，诸如郑和及见证并践行郑和遗愿的僧人宗谦，都是非幻禅师的弟子；一同践行郑和遗愿并曾与郑和同下西洋的杨惠泉、袁普性、黄宗深、杜普明、高定住五人，均为郑和的宦官同僚，并且这五人与宣德四年参与将非幻庵拓建为碧峰寺退居的刘福、来宗震、韦宗惠、武宗润等宦官，可能也都属非幻禅师弟子；明代《非幻禅师塔铭》背面所存清乾隆初的《重建罗汉殿碑记》，对于探究碧峰寺人清以后的史事也有一定的考察价值。总之，以《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和《非幻禅师塔铭》为纽带，不仅盘活了原本属于三宝太监郑和交游圈的诸多史料，也极大丰富了对郑和的佛教信仰及其下西洋随行宦官成员的认识。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太仓经济社会的发展

太仓自元代海运漕粮而兴起,郑和七下洋以太仓为起锚地和归舶港。介绍了目前太仓保存的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和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太仓人。郑和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以太仓为代表的江南经济繁荣发展为依托,又极大地影响了明代太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方面,推动了太仓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大发展以及文化的繁荣昌盛,其影响一直惠泽波及至今。

郑和永乐十二年泥金书经卷浅析

2015年3月经拍卖回归的郑和永乐十二年泥金书经卷,共存经、咒10种,是迄今所见第4种与郑和有关的经卷实物,弥足珍贵.其中的《佛说摩利支天本愿经》与《嘛哈葛刺真言》以及仅在发愿文中提到的《天妃灵验经》,皆与郑和下西洋事业密切相关.经咒中的异文甚多,应与明永乐间诏至的哈立麻等诸辈藏密高僧的言传身教有关.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分析,郑和只是该经卷的功德主,经文的缮写者另有其人,并且经卷入清后极可能为江宁织造曹家所得,转而再赠予怡亲王胤祥,约至清末始散出并流入日本.

中国外交:从历史资源中汲取正能量——对丝绸之路与郑和远航的比较

中国高层在对外交往中，尤其是在与邻近国家的交往中常常援引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例，以求说明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平共处与友好交往的传统。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在行为性质、时代背景、出使目的、客观效果和历史影响等方面颇多负面资产，并不符合当前我国对外交往合作的诉求与目的，援引此事作为中国与他国和平友谊的象征，恐难起到预期的作用。丝绸之路则在长期历史中以正能量为主，体现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世界眼光、开阔胸怀、进取精神和务实态度，与今天的中国外交诉求有更多契合。因此，在我国对外交往中不妨少提郑和，多谈丝路。

浅谈郑和下西洋对当下意识形态传播的启示

在封建体制下,郑和下西洋作为一次主动输出意识产品的对外传播活动,无疑显得弥足珍贵。因此,探究其中蕴含的对外传播策略,对当下有启发意义。从传播学的角度,挖掘这一历史壮举与意识形态输出的关联,搜寻些许启示,以为当下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提供借鉴。

明初张璇下西洋卒于孟加拉珍贵史料解读

本文首次揭示并分析了明末张鼐《宝日堂初集》记载其先祖张璇永乐十年随少监杨敏的船队出使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并葬于察地港(今吉大港)官厂的珍贵史料,解决了费信《星槎胜览》记载的两次随郑和或侯显出使榜葛剌国的疑点,考证了明朝在察地港设置官厂的原因。本文还考证了《郑和航海图》榜葛剌国附近的地名,提出图上没有去榜葛剌国针路及孟加拉湾海岸中断的问题,并予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