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家程樑《引经证医》学术思想探析

程樑是清代著名新安医家,沉于经典,勤于临床,将所思、所感系统整理、总结,于1873年著成《引经证医》。文章从该书医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出发,探寻其学术思想,包括阴阳四时五行,构建哲学基础;独重脾胃,明确藏象核心;详论六气,阐发病因病机;形色脉参,形成综合诊断;内外同治,展现多元治疗等五个方面。《引经证医》论理明晰,以经典理论为指归,临证圆活,以审机施治为目标,是理论结合实际的尚佳范例,其学术思想值得后来者研究与学习。

从思想到制度:郑玄知识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

作为一代通儒,郑玄创建“郑氏家法”,又遍注群经,一个人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经学盛世。郑玄以道家思想注《易》,使汉代学术打破门户之见走向融合,也开启了魏晋玄学义理阐释的先声。郑玄注经兼收并蓄,并以己意融合今古文经,董理旧章,希冀重建儒家的思想体系乃至政治秩序。郑玄构建的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世界图式,以礼学为根底的思想秩序不断扩展开来,形成了一种新的自洽的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不乏谶纬学说的融入,从而形成了经纬混合的完善理论,体现了东汉时代的经学特点。郑玄注经,不仅从学理上达到了自洽,既融汇了儒道、今古文经的经说,又完成了自身经学理论的质的飞跃,使经学呈现了一统的局面。

史料所载两种《〈五经正义〉表》探析

史料所见《〈五经正义〉表》有两种:明郑真《荥阳外史集》所载该表署名孔颖达,从文风看,此表写作在前,是就修撰《正义》的目的和现实意义而言的,后来写作的各序文则详细介绍了《正义》修撰的经过和编修人员,前表与后序互为补充。《〈五经正义〉表》写于贞观十四年,在《五经正义》初撰完成之后,因马嘉运提出异议,才有后来的复审工作。另外一种《〈五经正义〉表》是指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长孙无忌主持复审任务,永徽四年刊定工作完成,长孙无忌书表上奏。也就是说,《全唐文》等文献所载《进〈五经正义〉表》乃长孙无忌所作。两表之所以流传不广,不为大多数学者所知,应是限于《五经正义》的编撰体例,表文不像序文作为《五经正义》的一部分与正文一起颁布流传,而是长期淹没在其他典籍中,鲜为学者所知。

“听杨正经弹琴诗”的地域流衍及书写递变

清初,自称崇祯宫廷乐师的杨正经流落淮安后以演奏“思君”“思亲”的“二操”知名,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诗歌名家陆续参与“听杨正经弹琴诗”的创作,此题以参与人数多、涉及区域广、持续时间久而成为清初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听杨正经弹琴诗”深入文学视野,有赖于时代风气与江南文学、艺术生态的共构,以张养重、王猷定、屈大均等重要创作者为中心,可梳理出其生成及流衍特征。受清初特定地域境遇的制约,“听杨正经弹琴诗”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商业性城市与动荡不定地区的遗民文人群体,其数量在南北地域中的不均衡与旨趣在南方各区域的演变等,均为一代遗民文人心态起伏之写照。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郑经是台独分子”说质疑——以《东壁楼集》为佐证

某些"台独"学者为了替自己寻找历史根据而称郑经在台湾"独立建国";中国大陆也有人"以古鉴今"而说郑经是分裂国家的"台独分子"。对此,不断有学者依据史料加以质疑和辩驳。近年新发现的郑经《东壁楼集》中的近五百首诗,呈现一位继承其父郑成功遗志和"遗民忠义精神",始终奉明正朔,矢志抗清复土,时而孤独消沉,时而慷慨激昂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郑经并非"台独分子"的佐证。对历史人物的判断要慎重,与某些"台独"学者针锋相对地争夺对历史、文化的阐释权是不容忽视的。

郑玄经学的特色及评价问题

郑玄是东汉最大的通儒,他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分界及各种家法师法,融通众家以为一,因而可以说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论者每以为郑玄推翻了今文经学,实际上,郑玄经学有明显的今文经学色彩。汉代经学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人归咎于郑学,这是对郑玄经学影响的一种歪曲,并不符合学术发展史的实际。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在特发性黄斑前膜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观察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在特发性黄斑前膜(IMEM)诊治中的应用价值,分析OCT检查指标与患者视力的相关性。方法回顾分析107例(121眼)IMEM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OCT图像对黄斑前膜进行分类,测量黄斑中央中心凹厚度(CFT)、体积(V)、平均厚度(AT)以及黄斑中心凹厚度(FT)。分析OCT各项指标和临床检查结果与患者LogMAR最佳矫正视力的相关性。结果 IMEM的OCT图像表现为视网膜表面薄厚不一的、与视网膜呈紧密粘连或分离的高反光带,绝大多数伴有程度不同的中心凹水肿增厚。121眼平均LogMAR最佳矫正视力为0.67(0～2),CFT为(481.34±68.13)μm(206～572μm),FT为(311.57±124.76)μm(134～639μm)。CFT与LogMAR最佳矫正视力密切相关(r=0.761,P<0.05),而V、AT、FT与LogMAR最佳矫正视力无相关性;患者年龄、性别以及是否合并视网膜水肿、板层孔、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劈裂及感光细胞内外节损伤与LogMAR最佳矫正视均无相关性。结论 OCT诊断IMEM具有较高的灵敏性,并可直观显示黄斑区视网膜组织结构的改变及其相互关系。IMEM引起的黄斑区水肿增厚与视力损害密切相关。

论孔颖达对儒家诗学的演绎

孔颖达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诗学观,提出"风雅之诗,缘政而作"、"诗述民志,乐歌民诗"、"畅怀舒愤,塞违从正"等系列命题,倡导"承"、"志"、"持"等新的儒家诗学理念,将诗歌的审美教化功能与审美抒情特性统一了起来。孔氏还提出"诗为乐章"、"诗乐同功"等诗乐一体论,考察了诗、乐之间相互生发而又"辞变声常"的复杂历史现象,揭示了上古之乐教统诗教,春秋期间诗乐两艺分途的文脉历程。他对于音韵声律的重视和强调,推动了初唐诗坛对诗歌声律的自觉追求。孔氏"三体三用"说的提出和发挥,较为合理地阐释了诗之"六义"说的系列悬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审美意象论和意境论走向成熟。

生态环境视野下的《诗经·豳风·七月》

以生态环境的视角对《诗经·豳风·七月》研究表明,先周后期的气候条件较夏代有变冷的趋势,豳地具有较现在更为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和更好的生态环境状况;西周早期的气温曾出现过波动,至迟到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期,气温明显转暖。对先周后期生态环境因素的研究及与《夏小正》文本的对比研究表明,《诗经·豳风·七月》最初为产生于先周时期豳地的农业歌谣,所用历法与《夏小正》所用的夏历相同。经过长期的耳口相传,《诗经·豳风·七月》作为一种迎气、祈年的燕享乐歌在西周穆王时期被辑入《诗经》,在辑入过程中,《诗经·豳风·七月》的诗文内容有过修改。

西方美人之思——郑经《东壁楼集》思明之志发覆

康熙元年,郑经渡台,承袭其父郑成功的延平王之位,有意反清复明而难以实施,故将其思念明王朝的心志隐含在诗集之中。他的《东壁楼集》并非如学界所说都是在台之作,其中有关铜陵、秋浦、长江等题材的诗歌应作于早年渡海之前;他喜欢以古人诗句为题,这些诗句基本出自《唐诗归》,以写景律句为主,说明他对唐诗以及对内陆风光的热爱;他很少描写台湾本土风情,延平王和“先朝汉臣”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将台湾与内陆一体化,并形成存同去异的文化心理。郑经立足于台湾,借鉴文学传统,将其思念明王朝的情感概括为“西方美人之思”,别具慧心。

同经异译佛经人名管窥——以《法华经》异译三经为例

同经异译佛经是研究汉译佛经语言的重要语料。考察《法华经》三部同经异译佛经中的佛经人名可以发现,译者主要采用了意译的方式,《添品法华经》与《法华经》所译佛经人名完全相同,而它们与《正法华经》所译佛经人名有一定的区别:《正法华经》中的一些意译在《法华经》中被音译所取代;《正法华经》与《法华经》、《添品法华经》在意译时语词使用有些不同,但大部分都具有同义或近义关系。

传教士与经正女学

鉴于"堂堂之中国,而无一女学堂",经元善等创办了经正女学。作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打破了教会女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同时,不管在办学过程中,还是在办学思想、课程设置、管理制度等方面,它都深受传教士和教会女学的影响。

蜀汉政局与巴蜀经学的演变

从全局看,蜀汉经学演进的基本路径取决于蜀汉执政者的用人格局。考察刘备、诸葛亮用人方略的不同,可以明了蜀汉政局与巴蜀经学格局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映衬关系,巴蜀经学也可依照执政者的用人偏好不同而细分为三期:第一期即刘备时期,其时蜀汉官方试图以卢植、郑玄为典型的经学体系整齐巴蜀学术,但随着刘备的谢世而宣告失败;第二期即诸葛亮主政时期,官方立场极度倾向于荆州学派的巴蜀学者,荆州学派深刻地改变了巴蜀经学的面貌,而使得古文经学派在巴蜀经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三期即诸葛亮谢世之后的蜀汉末期,兼受荆州学派和巴蜀谶纬神学影响的谯周学派,最终成为蜀汉经学的集大成者。

附子古今用量变化浅析

《伤寒论》中,生附子用量为1枚,炮附子用量为1枚~3两,最常用量为1枚;宋代开始,每顿仅服二三钱;明清之后,用量略增;当代医家应用附子的剂量为3~400 g,常用剂量为3~30 g。附子用量变化遵循了"汉唐大、宋金元明清小、当代增"的特点。张仲景用附子遵循"因病施量、因证施量、因方施量、因药施量"原则,清代郑钦安丰富了真阳亏虚证的辨识,在辨识为真火虚衰、元阳不固时方用附子,其用量整体较同时期其他医家偏大。现代医家除用附子治疗各种阳虚证外,还通过合理配伍治疗诸多热证、燥证等,用量遵循小量开始,逐渐递增,以知为度,中病即减原则。若情况紧急,可首剂重用附子,以扭转病势,缓解病情。附子的主要毒性成分为乌头类双酯型生物碱,加热是附子减毒的重要方式。

传世《孝经》郑注的再考察

郑玄与传世本《孝经郑注》的关系,自魏晋以后一直是个谜。由于汉末经注的影响力,人们见有题名郑注的经书自然以为是郑玄之注,经学里的行家人早就从具体内容中发现了疑点,屡次提出。但由于政治家对到底是不是郑玄作的注并不太在意,故此事一直未能澄清,直到唐代,依然是笔糊涂账。在学界争论不休时,唐玄宗以天子之尊,亲自注《孝经》。自此,《孝经》唐明皇御注本就成了定本,这更促使了民间真的郑注本的散失。宋以后的《孝经》注疏本也是在唐明皇注本基础上为之。清代学者辑出的多种《孝经郑注》本,也都以传世《孝经正义》为主要依据。其实,这些郑注根本就不是郑玄的作品。

贾敬、贾赦、贾政兄弟比较谈

在绚丽多姿的《红楼梦》人物画廊中,贾敬、贾赦、贾政三兄弟都不算是作者着重描写的人物形象。可是,他们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分别代表着封建末世不同的贵族类型。贾敬崇尚道教,逃避现实;贾赦贪婪残暴,荒淫无耻;贾政则是封建社会正统古板的士大夫的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进程中,上层贵族的种种心态、性格及其命运。

《四库全书总目》焦竑著述提要补正两则

《国朝献征录》与《国史经籍志》是晚明学者焦的两部代表作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的著录却存在着诸多错漏 ,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它们的价值。文章所作的补正 ,有助于充分运用其中的学术成果。

《痈疽神秘灸经》与《外科正宗》之学术思想探究

《痈疽神秘灸经》是一本运用灸法治疗痈疽的专著,《外科正宗》作为一部重要的外科论著,其书中大篇幅提及灸法治疗痈疽等疾病。通过对两书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两书在对痈疽病因病机的认识、痈疽治则治法、疾病发病预后判断等方面认识相同,然而,在痈疽的灸法禁忌症及灸疗方法的选用上却有所不同。本文从以上几方面加以阐述,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

论张太后化解正嘉之交皇位继承危机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病亡,由于他既无子嗣,又无兄弟,皇位继承成为空白,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乱一触即发,明王朝面临倾覆之虞。在此危急关头,张太后挺身而出,及时确定皇位继承人,并派遣使臣迎接新君朱厚熜来京即位。她还在皇位空缺期间,主持朝政,全力委用内阁首辅杨廷和,采取种种措施稳定政局;并在君臣"门礼之争"中做好协调工作,使朱厚熜顺利即位,开启明朝嘉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