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挖掘的郑钦安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利用现代统计学和数据挖掘方法,挖掘郑钦安的用药规律,为深入研究郑钦安的临床用药规律和学术思想提供统计学依据。方法从《医理真传》与《医法圆通》中收集组成明确的方剂。利用Excel建立方药数据库,采用SPSS 17.0和clementine 12.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关联规则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方剂来源医著不少于3次者15种,来源于《伤寒论》的方剂最多,为42首。使用频次不少于10次的中药32味,排在前10味的中药主要是桂枝汤和四君子汤的药物组成。相关系数大于0.2的药对30对。关联规则分析提取出84条规则。聚类分析得出6组药和7对核心药对。结论发现郑钦安在用药上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法宗伤寒,推崇仲景;(2)辨分二纲,药有阴阳;(3)善补脾胃,协和营卫;(4)配伍灵活,用药圆通。

秦国政教授从瘀论治男性不育症经验

古今医家关于男性不育症病因病机论述颇多,其中以肾虚立论为主,从血瘀邪实论述的较少。秦国政教授根据现代男性不育症"肾虚夹湿热瘀毒"的发病特点,结合辨证、辨病对男性不育症从瘀论治,常能收到较好的临床疗效。

秦国政教授临床运用解郁安神药治疗男科疾病的经验

从理论和临床的角度对秦国政教授临床应用解郁安神药治疗男科疾病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论述了在男科临床中合理运用解郁安神药的必要性,从而为该类药物在男科临床中的运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

秦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凡单言"更"或"更"卒者,尽皆指为月更之役卒。一年一度的月更之役,称为"更"役,应"更"役者,在习惯上可以称为"更"卒。"正"与"正"卒之称既有别而又相一。凡按律应从事军戍之役者,则通称之为"正",此为着重就其在役之龄方面而言之;凡正在从事军戍之现役者,则可通称之为"正卒"。此二义又实相联为一事,只是其中言各有所侧重而已。然"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更"、"正"起役年龄先后稍有所差。先为"更",待稍壮之后,即按法定年龄"移为正",并按编次从事正役。每一个男子一生,在法定役龄期限内,既须为"更",又须为"正"。"更"的役期以月计。"一更"就是一月的时间。正役役期以岁计,所谓"一岁屯戍,一岁力役"即是也。时间总为二年。

试析附子的临床运用

就附子的临床运用,从性味功效、适应证、配伍、用量、煎服法、毒性反应及处理、禁忌等7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认为附子的治疗靶向是阴证、寒证,且治疗作用和毒副作用都很明显,因而善用、广用附子前提是精辨阴阳,洞察寒热,深层次的学术思想则是养生疗疾推崇阳气的重要作用。附子所含乌头硷,就其致心律失常作用而言,是有毒成分;就其镇痛等作用而言,则是有效成分。人体生理和病理上的差异(体质和证候),可影响对乌头硷的耐受性,而不同的剂量和煎煮法,可影响乌头硷的含量,进而改变附子的毒性和治疗作用。因而附子的用量、煎煮法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而定。

以琴歌、筝歌为表现形式的弹唱曲探微

文章通过梳理有关琴歌和筝歌音乐文献,对两者在弹唱曲中具有典型性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探讨。在归纳有辞无谱、有辞有谱的琴歌和唐传筝曲衍生的筝歌的基础上,分析了弹唱曲中“以辞和曲”和“以腔融辞”两个类型的构成情况,以及琴歌、筝歌在弹唱实践中“声”与“韵”的演变规律。

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

本文经过对在《史记》《战国策》以及《韩非子》中秦国对外问题相关的记载和论述的分析,试图探讨在公元前256年发生的以周王室的终止和鲁国的灭亡为契机而出现的历史情况,并且藉由将之理解为"后周鲁时代"(post-Zhou-Lu Era)时代,重新诠释此35年秦国的动态的历史意义。本文推论:秦国在攻灭周朝之后虽然还是扩张其领土,秦主同时也努力将自己的地位从"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提升为新天子,为此,秦廷似乎追求"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统治模式。然而,进于前230年代后期,随着李斯的掌权,或许也由于为了对付赵国的问题等,秦廷对外政策也从如上模式转换成由直接灭诸侯的方式。因此,所谓前221年"一统天下"应该并非秦国从历来自然推行过的政策,而是前230年代的政策转换的结果而产生的历史新局面。

混声合唱曲《忆秦娥·娄山关》解析

脍炙人口的《忆秦娥·娄山关》既是毛泽东写景状物、抒发胸臆的大家手笔,也体现出谱曲者郑律成对诗词内涵的强烈共鸣,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文从词曲写作背景、曲式结构、词曲的结合、合唱音乐创作特征等方面对合唱曲《忆秦娥·娄山关》做了一定的分析。

“周鲁时代”的终结与《吕氏春秋》的登场

本文欲阐明《吕氏春秋》撰写可能的动机以及其论述内容对战国末期当时的历史、思想角色上之固有意义。本文的论述内容可分成如下三点:(1)概述在前256年周室灭亡后产生的"后周鲁"时代的秦王之动态。(2)《吕氏春秋》的撰写目的是将治理天下人民的统治理论提供给秦王。就《吕氏春秋》作者(们)而言,借由此统治理论的实践,秦王从当今"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能够提升为真正的天子。(3)关于《吕氏春秋》的内容是否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笔者认为,《荀》《吕》两书的论述内容基本上是独自展开的,只是吕不韦可能继承了荀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即如何治理天下人民),并且将这样的论述转换成专为秦主实践的一种"行动计划"(action plan)。总之,《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理论,对从前240—前230年代的秦廷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模式来与对外诸侯互动的政策应该发挥了某种影响力。

附子古今用量变化浅析

《伤寒论》中,生附子用量为1枚,炮附子用量为1枚~3两,最常用量为1枚;宋代开始,每顿仅服二三钱;明清之后,用量略增;当代医家应用附子的剂量为3~400 g,常用剂量为3~30 g。附子用量变化遵循了"汉唐大、宋金元明清小、当代增"的特点。张仲景用附子遵循"因病施量、因证施量、因方施量、因药施量"原则,清代郑钦安丰富了真阳亏虚证的辨识,在辨识为真火虚衰、元阳不固时方用附子,其用量整体较同时期其他医家偏大。现代医家除用附子治疗各种阳虚证外,还通过合理配伍治疗诸多热证、燥证等,用量遵循小量开始,逐渐递增,以知为度,中病即减原则。若情况紧急,可首剂重用附子,以扭转病势,缓解病情。附子的主要毒性成分为乌头类双酯型生物碱,加热是附子减毒的重要方式。

郑钦安苦甘化阴法原理探讨

清末医家郑钦安是火神派的鼻祖,临证擅于辨阴阳,对于阳虚证的辨治疗效显著,在其《医理真传》中也记载有不少应用苦甘化阴法治疗阴虚疾病的实例。通过对郑钦安应用苦甘化阴法的实例进行分析,探讨郑钦安苦甘化阴法的原理,其原理可总结为三点:苦寒泻热生阴、苦辛散热生阴和苦温助阳生阴,目的是为临证治疗阴虚病证提供参考。

郑钦安脉诊思想探讨

郑钦安为清代著名医家,"火神派"开山鼻祖。对郑氏脉诊心法进行研究,指出重视真元一气流行为郑氏脉法的理论基础,一气盈缩为郑氏脉法大旨,其脉证合参要法及"寸口六经部位分候法",皆具鲜明的学术特色,可明辨阴阳,诊察元气盛衰,指导经方运用,具有执简驭繁之妙。

读《文选》赋三题

潘岳《西征赋》作于元康二年(292)五月他被重新起用为长安令之后,该赋表明他是一个很有感情也很敬业的人,同时更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何晏《景福殿赋》作于太和六年(232),该赋表明他在魏明帝曹睿又时期并未受到打击,其处境比起曹丕的时代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赋中多歌功颂德之辞,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完全合于明帝的意识形态政策,又带有某种道家无为而治的气息,充分流露了他本人的思想。嵇康《琴赋》的章法完全是传统的,而内容则全新,嵇康认为音乐只有审美的作用,让人们得到感情和心理上的满足,与政教无关。这样的纯艺术论具有反儒家旧传统、体现人性解放和文艺自觉的重大意义,这是先前以乐器为题材的辞赋根本未尝涉及的;他在论音乐的名篇《声无哀乐论》中更详细阐释了这一理论问题。

《聊斋志异·宦娘》本事琐证

《宦娘》的本事至少有三个。考察它的本事，就发现《宦娘》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篇爱情小说，它应该是一篇地道的友情小说，或者说它写了爱情又写了友情。《宦娘》中采用了“琴”和“筝”这两个古老物象，一般说，琴代表友情，筝代表爱情。

读《儒门事亲》医案析张从正“风形”之“汗法”

目的:探究"攻邪派"鼻祖张从正所著《儒门事亲》一书中"风形"所用三法之"汗法"的相关理论思想,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三法,拓宽思路,更好地适用于现代临床,同时更好地对中医学精华进行传承。方法:研读《儒门事亲》,并结合相关的中医理论文献,对比已经发表的有关文献,从张氏本身"汗法"观、"汗法"的渊源、"风形"中的"汗"法概况、具体病案施治等方面,对张氏之"汗法"在"风形"中的应用进行研讨。结果:张氏不拘泥于常理,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审时度势,细心揣摩,对症下药,用药多猛,自然手下病除。另外,张氏每每治疗疾病,心中必了了,治病宗经。汗法以汗出邪去为目的,如发汗太过能损伤津液,甚则大汗不止,导致虚脱。临床上凡吐泻失水、出血、津液亏损者均禁用。结论:《儒门事亲》涵盖极广,内容杂而不冗,其对三法的发挥到了另一个顶峰。本篇之"汗法"治疗"风形"即是展示其治疗特色的一个窗口。时至今日,其治疗思想对临床仍具有指导意义。

浅谈郑钦安《医法圆通·服药须知》内涵

清·郑钦安《医法圆通》是一部以阴阳为纲、以《伤寒论》六经辨证为基础,重点论述三阴病理论、辨证、治疗和预后的专著,其中尤以少阴病的温阳法为著,以善于"四逆辈方"为常,被后世称为"火神派"的开山之作。然在用大剂量热性药物治疗阳虚阴盛病证而出现种种"反常"现象,郑氏特列《服药须知》专篇。故通过整理郑钦安著作、结合《伤寒论》《灵枢》原文以及后世该学派医家的文献,总结出在扶阳治疗过程中出现种种异常表现的本质,为扶阳法及四逆辈方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郑钦安“三焦一气”思想治疗阳虚吐血证探析

吐血一病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之中,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对吐血病因病机的认识不断发展和深化。清代名医郑钦安精研经典,认为吐血之根本病机为气机之逆,并独创性地以"三焦一气"思想对阳虚吐血进行辨证施治。郑钦安之辨证以阴阳为总纲,再细辨三焦,并分三焦不同部位论治,临证治疗时重视培元阳、补中土、恢复气机升降,处方用药多师自张仲景,并结合自身经验加以发挥,善用干姜、附子、桂枝等辛甘之品以扶元阳。其三焦辨证结合脏腑辨证及六经辨证,简化复杂内伤疾病辨证过程的同时,也提高了疾病诊断及治疗的准确度,故对三焦辨证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现代临床治疗复杂的内伤疾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秦国政从肾肝心脾论治围绝经期综合征

秦国政认为围绝经期综合征与肾、肝、心、脾四脏相互协调功能失常密切相关,其发病责之于肾、肝、心、脾,以肝肾虚损为本,心失濡养、脾虚失运致气机郁滞,痰瘀内生,扰乱心神,蒙蔽心窍为标,虚实夹杂,标本并存,认为围绝经期综合征多由肾精渐竭、肝血渐亏、心失濡养、脾失健运使气机郁滞,痰瘀内结扰乱神明,蒙蔽心窍所致,予补肾养肝以扶正治其本,益心健脾以祛邪治其标,同时根据更年期心理、生理特点给予心理调护,达到恢复正常身体机能的作用。

论古瑟对琴、筝乐器发展之影响

瑟是中国最古老的弹弦乐器,在春秋时期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其时琴和筝都还是比较原始的形制。琴、筝在汉代都吸收了瑟制的优点而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得以成功转型,并由此在艺术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中筝在当代又增加了弦制并吸收了瑟双手弹弦的方法而实与瑟合流。古瑟实是琴、筝发展的权舆。

“火神”与“火神学派”刍议

通过疏理"火神"理论的源与流,探讨"火神派"的形成和发展,探析该学派尊阴阳、重阳气,崇尚伤寒、善用温热的学术思想,并将其与明代"温补学派"关系的比较探讨,阐示火神学派的学术价值及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的意义,以期为中医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