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南砺志寄醉乡——论郑思肖诗歌的道教意蕴与艺术境界

宋末元初文人郑思肖留下了许多吟咏“醉乡”的诗作,他的醉乡之境初看起来是一种神仙式的漫游世界,但其背后则深深寄托着坚定心志、廓清环宇的远大理想。此外,他还根据道教神仙故事创作了许多题图诗,此类作品实际上是他“醉乡”梦景的继续,除了“磨砺”心志的意义之外,他力图创造一种清醇的精神乐园。

论乾隆时官方判定《心史》为伪的问题

乾隆"钦定"了《四库全书》,"敕修"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御定"了《续文献通考》。《四库提要》和《续文献通考》正式判定明末出自井中的宋郑思肖《心史》为伪书。但这只是诬陷和谎言,却迄今还在蒙骗和贻误学术界。乾隆对郑思肖相当注意,有可能看过《心史》,且还写过关于郑氏的诗。《四库全书》中更是留下了《心史》为真的大量记述。

郑思肖姓字寓意考

郑思肖生于宋元之交,故国沦丧,国破家亡,作为宋遗民,他的姓名号均为后来所改,古今学者皆认为其姓字号深寓不忘故宋之意,据郑思肖诗文集中资料认为改后的姓字则寓含着对其父郑起的深深怀念和誓死肖父的决心。

《心史》:郑思肖的赵宋情结

郑思肖是中国文学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的《心史》虽是“古今所未有”的奇书 ,但又有真实性 ,是磅礴着浩然之气的心灵史。它和郑氏其他作品一起 ,真实地反映了南宋王朝日趋覆亡的现实悲剧和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 ,赞颂了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英雄的凛然正气 ,反复表达了郑氏“一统正乾坤”的热切意愿和“终身只宋民”的坚定决心 ,达到了“篇篇字字皆盟誓”的程度。从《心史》的接受史看 ,直到20世纪初 ,它还在发挥着“起国家之衰”

郑思肖题画诗论

郑思肖是宋末遗民诗人、画家,其艺术作品以表达爱国思想为中心。他的题画诗以题写古代人物故事为主,通过礼赞古代英雄、忠烈来弘扬爱国思想,以称颂高人隐士抒发隐逸情怀,以歌咏花中君子来观照自我人格形象。另有部分涉及佛道之作,则流露了诗人纾解亡国之恨的情感诉求。他的题画诗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意识,语言自然平易,有白话风味。

相与为一——宋末道士郑思肖地理思想

宋末元初道士郑思肖的地理思想从内容上看,是关于堪舆、地表以及记载一些地方风土人情的思想或资料,其中堪舆思想最具特色,以"真阳生意"为核心,真阳为体,生意为用,体用不相离,"真阳生意"是天地人的命蒂,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本,寻龙、察砂、点穴、观水、立向等问题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从特点上看,是三教合一、人体与天地相统一、信仰与爱国情操相结合的地理观。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论郑思肖《一百二十图诗集》的思想艺术

宋元之际的遗民诗人郑思肖秉承家学传统,精于诗文,独具匠心地创造了规模空前的大型题画咏史组诗《一百二十图诗集》借以抒怀言志,尚友古人,表达诗人茕茕孑立的孤寂之情、忠贞不渝的爱国之心、诗意栖息的游仙情结、效仿隐逸的高风亮节。

论郑思肖《心史》之爱国主义诗歌

《心史》,诗文别集,是南宋著名的遗民作家郑思肖最重要的著作。诗人亲历了宋亡前后社会的极大动乱,痛心疾首,其爱国主义诗歌眷怀君父、渴望复国、盛赞忠义、痛斥权奸、同情百姓、慷慨悲愤,字字血泪。千载之下,《心史》之爱国主义诗歌依然令人动容。

元初文人题陶画诗谫论——以郑思肖、刘因、赵孟兆页为例

元初文人郑思肖、刘因、赵孟兆页,分别以主景观照、两极思维、情景交融为创作方式,留下题陶画诗。从创作方式上可见,三家的绘画接受思想以爱国情怀、扶世立教、典雅蕴藉为原则,并深受忠贞激愤、情理两难、调和折中的文人心态影响。题陶画诗,实际是纽和诗书画关系并牵涉陶渊明元代接受问题的核心,借此可见,元初文人恪守并发展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亦可见特定历史时期文人的精神风貌。

郑思肖的诗文：衰落时代的遗民印记

南宋遗民作家郑思肖,其诗文创作具有鲜明的遗民色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衰落下的诗人特有的落寞心态,同时也代表了普遍缺少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正统观及忠孝形象、他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怀旧的心理,成为这一衰落时代的特有印记。

南宋理学与郑思肖的忠臣情结

南宋遗民诗人诗文作品大多有着强烈的故国情怀,而这种故国情怀正是忠臣情结作用的结果。知名的遗民诗人都有着深厚的理学教育背景,个别诗人本身即是理学家。这些诗人的诗文作品大多有着鲜明的理学气质,其忠臣情结正是由理学教育培育和理学风气熏陶而成,其中较为典型者当属郑思肖。郑思肖自编诗文集《心史》呈现了一个以理学纲常观念构筑价值体系的诗人形象。其在诗文中锥心刺骨的痛苦和几近痴狂的呼喊正是其恪守纲常、维护纲常的忠臣情结的表现。

“拯救郑思肖”?——有关郑思肖和遗民文学、遗民美术若干问题的商榷

近年有关遗民、遗民文学和遗民文学理论的研究已形成学术生长点,而且从文学扩展到美术、宗教、社会生活等领域,其趋势在海外汉学中也有所体现。郑思肖是宋元之际重要作家、文论家和画家。黄小峰《拯救郑思肖》一文有些新的发现,但更多论述细节则过于粗疏,不合基本史实或缺乏起码论证。其开头据以立论的判断就不确,日本大阪所藏墨兰并非郑氏存世绘画唯一真迹。历代对郑氏遗民身份的定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仅凭这幅画为证,此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对其遗民身份起“盖棺定论”作用。今人研究郑氏不应脱离其一生最重要的《心史》。所谓“无根兰”一语本身就无根。黄文对“求则不得,不求或与”的理解也不正确,其关于郑氏田产、“理财”的说法亦不妥。海外汉学家高居翰、闵道安、浩史悌等的论述同样均有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