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正邪理论探讨巨噬细胞极化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的作用

巨噬细胞是一类与动脉粥样硬化(As)密切相关的免疫细胞,随着机体内环境的变化,巨噬细胞会极化成不同表型。在生理环境下,巨噬细胞极化处于动态平衡;在As的状态下,极化平衡遭到破坏,分化出相应表型的巨噬细胞,在As各环节起不同作用。正邪交争存在于As形成发展的全过程,而巨噬细胞极化贯穿于As证型变化的全阶段。基于此,该综述通过正邪理论探讨巨噬细胞极化与As之间的关联,提出临床防治As应注意宏观结合微观,并可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控制炎症反应、稳定斑块,为As的中医药治疗提供新兴靶点。

刘勰的“正变”文学观及其理论价值

“正变”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思想,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刘勰以《周易》“正变”美学思想为基点,提出了“质文代变、变故存正”的文学发展观、“弃邪采正、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观,以及“义正辞变、崇正酌变”的文学批评观。这种化用既有思想所建构出的相对稳定且初具系统的“正变”文学观,为我们如何有效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为此,刘勰在化用过程中所采取的化繁为简、仅抓核心的取舍方式,以及顺应主流、适时改变的论说方式,于当下而言具有参照价值。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论俞正燮女性人物考据的方法和特点

俞正燮是清代一位称得上考据大师级的著名学者。他在女性人物考据方面,不仅擅长归纳演绎,重视文献佐证,精于情理推断,考据方法科学理性,而且以考据经世,立意高远,胆识过人,形式多样,考据特点十分突出。

论郑板桥家书的人文思想及其意义

郑板桥家书中蕴含着丰厚的人文思想,主张要以民为本,尊重农民;珍重人格,平等待人;仁慈为怀,博爱众生;贵生爱物,崇尚天性;适量守度,中庸宽和;尊师重教,德育为先。板桥不同凡俗地追求人格平等、个性自由,融尊重、同情和关爱于日常生活之中,毫无矫饰之情,确属难能可贵。

板桥道情综论

板桥道情作于郑燮一生中最为困顿偃蹇之时 ,作者以儒道互补为人生的精神支柱。其词通俗易懂 ,其意深沉宏远 ,具有纵观千载的历史意识和醒世觉人的劝诫作用。

清诗作品丛考——以宋琬、孙枝蔚、郑燮、罗聘、黄遵宪诸家为中心

清代诗歌文献浩如烟海,具体作品更加不计其数。对这些作品进行考察将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现在专门就宋琬、孙枝蔚、郑燮、罗聘、黄遵宪等人的若干作品做一次集中的考辨,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论谢榛《四溟诗话》的“奇正”思想

谢榛《四溟诗话》多论"奇正"。谢榛重视声律,追求音乐美。在追求声律的过程中,谢榛多强调用字之奇、平易之奇、偏格之奇,同时反对涩之奇。强调声律之正时,多涉及法正、格正、以李杜为正。谢榛"奇正"关系实质是根与标的关系,其目的是调和格调说与性灵说的矛盾。

郑氏“凉泻”针法应用探析

“凉泻”针法作为郑氏针法学术流派的手法之一,特色鲜明,临床疗效显著,应用极广。通过对近10年来,“凉泻”针法相关临床研究文献进行总结,综合认识“凉泻”针法,从理论渊源、针法特点及临床应用三方面进行探讨,全面认识“凉泻”针法。“凉泻”针法以泻为主,兼以清热养阴,在治疗内、外科疾病中均有良好疗效。但目前关于“凉泻”针法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对阐释“凉泻”针法作用机制存在不足,仍需要探讨其作用机理,为临床推广使用提供依据。

关于谢灵运诗歌的文献学问题

明代嘉靖年间黄省曾刻本《谢灵运诗集》是一部重要的谢集刊本,过去学者多遗憾其已不存,然原刊本尚存于上海图书馆。本文以这部诗集为中心,介绍谢灵运诗歌辑补的历史过程,并介绍一部由近代学者陈柱珍藏的,王运、郑文焯朱墨笔批校的谢灵运诗集,阐述其中批、校、注的意义和价值。

郑燮思想的二重性及其典型意义

文章认为郑燮思想中有恪守儒教规范的一面,也有个性抗争的一面。其儒家思想不同于官方程朱理学,受到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及颜李实学等多种思想的影响,其个性解放思想包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正变系乎时”——论叶燮对汉儒“风雅正变”的原创性阐释

汉儒提出的"风雅正变"是正变思想诗学转向的关键点,也是诗学中正变观念的源头。历代诗论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这一源头,但是,清初诗论家叶燮超越了这种延续。他不拘泥于传统,回到原典,重新审视汉儒学说,无论在思考范围,还是在思考方式上都突破了前人的桎梏,对"风雅正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释。文章在梳理历代诗论家对汉儒学说不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叶燮如何创造性地阐释汉儒思想,并进一步探究他的诗学立场以及对清初时政的态度。

郑燮的“切用之说”与“主子文章”

郑燮的文学主张与他的书画一样标新立异,他心系国计民生,倡导文必切于日用,主张写经世文章。他认为文章最高境界是"沉着痛快",写文章应该一针见血、酣畅淋漓。他还要求,作文当"自出己意","自树其帜","作主子文章"而不作"奴才文章"。郑燮的这些观念,对打破当时沉闷的文化空气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郑燮幼儿家教思想探微

郑燮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有其独特的见解。在郑燮看来,孩子的学习成功与否,既取决于老师,也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影响。家长爱孩子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理智地对待孩子,特别要把做"好人"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同时,在教育方法方面,要注意根据孩子的成长特点,解除对孩子的束缚,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

论郑燮的山水诗

郑燮作为一代才人,他的文学主张表现在:力求反映社会,关心民生疾苦,创新而不泥古,以自然为师,写出事物的真精神;郑燮的山水诗因其生活经历的内在制约,故而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郑燮以画家的笔法、诗人的眼光把进入他笔下的山水表现得既充满阳刚之气,又不乏阴柔之美,在质朴的风格中着意创造出一种飘逸洒脱的艺术境界。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全宋诗》之王珪、郑獬、王安国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9 000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王珪、郑獬、王安国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华喦与郑燮艺术之比较

华喦与郑燮是"扬州画派"的佼佼者,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二人都以写意花鸟画见长,他们的绘画艺术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着很大的差异。本文比较了华喦和郑燮的人生经历、思想状况、艺术传承、笔墨技法等方面的相似点与差异点。

《永嘉记》作者与亡佚时代考

成书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地记《永嘉记》,今早已亡佚,唐宋类书屡见征引。但关于其书作者,学界看法不一。文章经考证提出:《永嘉记》的作者是郑缉之,并非谢灵运。《太平寰宇记》或误题谢灵运《名山记》作《永嘉记》。郑缉之所作《永嘉记》在北宋前期犹存于世,南宋时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