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

《论语·八佾》孔子不欲观禘说之礼制内涵诠释

《论语》礼制的诠解为古代经师看重,近代论语注本却往往忽略。《论语·八佾》载孔子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句的诠释很能体现礼制在经典解释中的重要性,历代诠解主要有三种:孔安国、邢昺等认为鲁国吉禘举行时间违反礼制;清人认为孔子讥讽当时宗室僭越大禘之礼;郑玄、马融从禘礼内部进行解释。分析三种诠解的方式,结合禘礼的内在仪式与外在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孔子不欲观禘是其对传承周礼、谨遵礼制的坚守,也是对鲁国现实政治的忧虑关切。重视《论语》礼制诠解是解读经典文本、理解孔子圣人之意的关键方法。

郑玄礼学的体系建构与思想创造

郑玄经学体系建构的初衷在于回应汉末经学衰微、百家互起的思想史变局,其重整儒家经学的方式是以礼为本,统贯群经。通过对《周礼》《仪礼》《礼记》的注解与整合,郑玄创立了“三礼学”,其基本构型特征是以《周礼》为中心而三礼并举,礼学由此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郑玄统合三礼的基本方案是首先以经礼、曲礼之分确定《周礼》《仪礼》关系,通过将《周礼》解为“统之于心”的“体”,而将《仪礼》释为“践而行之”的“履”,使礼之制度义与仪式义得以协调。其次是将《礼记》作为礼义诠释文献与《周礼》《仪礼》并行。三礼学体系的建立在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郑玄《毛诗笺》的灾异观念

灾异观念起源于先秦,盛行于汉代。灾异观念的理论体系和官方记录模式在汉代基本确立。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吸收流行的灾异观念,对《诗经》的灾异之象进行揭示,既拓展了《诗经》的灾异内涵,又表现出较为节制、审慎的态度。这可能与郑玄以“比兴”说《诗》,大量的物象和事象被置于“比兴”视野下理解,而不是视为灾异有关。《毛诗笺》延续西汉以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同时把东汉末年的时政与郑玄个人经验投射到西周末年的历史中,形成灾异的末世论调。郑玄特别关注君德与灾异的关系,从灾异谴告的角度对君主无德提出批评,与此相应,他又期待有德之君的出现,并且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下提出“政平气和”的理想。这种理想强调阴阳和、风雨时、丰年至,体现了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核心愿景。

《故训汇纂》校读札记

《故训汇纂》是当代学者宗福邦等先生主持编纂的一部高质量的大型辞书,汇集了丰富的故训资料,由于所涉典籍资料浩繁,在整理过程中难免会有所疏失。以《故训汇纂》所引郑玄笺注资料相关条目为主,将其疏漏情况大致分为五类:漏收、误收、脱文、衍文、讹文,并以举例的方式加以辨析、考释。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为辞典使用者或辞典的修订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郑振铎与萱荫楼藏书捐献史实考述

1951年郑振铎南下赴华东地区进行工作考察,发现明初刻本《天工开物》,由此多方努力联系到藏家萱荫楼李氏,决定征集全部藏书两千八百余种、三万余册。随后多方协调,事无巨细,动员萱荫楼李氏捐书、协调接收、提书进京;善始善终,协调李氏家人安置等。一斑可窥全豹,可见郑振铎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动员私人藏书家进行藏书捐献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两汉章句学与基于《春秋》学视角的许郑学术

许慎与郑玄在汉代经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的分野,通常文字学等小学归于中文,经学阐释则归哲学,许、郑二人之学由此分途。这种情况虽可说明学术研究的细化与深入,但对传统经学不无割裂性理解之虞。经学研究中历来对郑玄之说推崇备至,而对许慎之说较为忽视。跳出传统今古文之争的解释框架,以章句学的视角来看待两汉学术,同时将许郑学术置于两汉章句兴衰、经学兼通的大背景下讨论,在此基础上选取许郑《春秋》学作为切入点,略较其异,以明二人在经学“兼通”方面的不同特点。

“屠家悬肉格”考——《周礼》郑注的考古学研究之一

《周礼·牛人》郑注所谓汉代“屠家悬肉格”,古今学者都曾探讨过其形制,颇有争议。目前所见汉魏时期画像石、画像砖所展现的悬肉格形制,据安装方式可分为地面起竖式和屋梁下垂式两种类型。前者按照结构特点,又可分为两竖一横式和行马式两种。地面起竖式悬肉格多具备可移动特点,屋梁下垂式则一般为两竖一横或多竖一横,且固定不可移动。悬肉格作为一种简单实用的悬挂器具起源很早,文献中商纣王所作“炮格之刑”的刑具,很可能就是受那个时代两竖一横式悬肉格的启发。楚简《容成氏》有关“炮格之刑”的记载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

论郑玄《公食大夫礼》授几之仪省略说

《士昏礼》《聘礼》《觐礼》《有司彻》均载有授几之仪,但《公食大夫礼》文中却记载不授几。对于《公食大夫礼》授几之仪之有无,郑玄持省略说。围绕郑玄说,学界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授几之仪的意义从几的器物功能,逐步因社会与礼典功能的叠加,形成多层次的意涵。从礼典进行探究,或可于郑玄省略说之外,提供新的诠释可能。

以诗注礼,以礼笺诗:郑玄对《诗》义之解析

郑玄注《诗》与三礼时,采用诗、礼互证的方式,为诗、礼之间建立了联系。郑玄以诗注礼,是指注礼时引诗以证,对所引诗句的诠释是其对礼的义解所在。以礼笺诗,即援引三礼笺注诗句,注诗时对礼制的引证蕴含其对《诗》义的理解。诗礼互证既形成了郑玄注经的特色,也造成了诸多不可避免的偏差和误读。这些注解为今人观察理解先秦礼乐之制与《诗》之义解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郑玄“爻辰”易例与古代乐律论探析

"爻辰",是东汉易学家郑玄所倡的重要易学条例。"爻辰"说承西汉京房《易》例而立,以乾、坤两卦的十二爻,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相值配,并运用十二辰属相及其所值五行、方位、时令、二十八宿等各类物象解《易》,兼有诸多旁涉性的运用,其中,将"爻辰"与十二律吕相值配,乃接绪京房援《易》立律的思想,对后世的相关论说产生较大的影响,是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音律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本文对"爻辰"与十二律吕相值配的体系进行梳理、探析,探究其学说渊源,并揭示其思想文化的深沉意蕴。

郑玄与胡克定律——兼与仪德刚博士商榷

从材料力学的原理出发,解读和阐明郑玄的发现,证明郑玄和胡克的表述是等价的,但都有些不足,并认为郑玄具备发现弹性定律的条件,从而否定了仪德刚等人的观点。

郑玄“六天”说与禘礼的类型及其天道论依据

郑玄的"六天"说是由昊天与五帝构成,而天、帝乃是天的不同指称方式:天言天之体,而帝言天之德。在五帝中又可区分对一朝一代而言的上帝,这种上帝其实是感生帝与受命帝,上帝尊于其他四帝,而祭于南郊。由此天被区分为昊天、上帝与五帝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对应着三种配天之祭,即祭祀昊天的圆丘礼、祭祀上帝的郊祀礼、总祭五帝的明堂礼。这三种配天的大祭同谓之"禘",其祭祀的主体是王者,受祭的则是天帝,配享的则是有功德的先帝与先王。三种配天之禘结合成为一个结构整体,在家天下的架构下,它成为神圣家族从感生到受命昭示政治正当性的典礼;也是通过时王与天帝、时王与人鬼的显性关系建构时王与诸侯、臣民之间的隐性关系的方式。

郑玄生平事迹考略

郑玄 ,北海高密人 ,公元 12 7年生。 18岁为乡小吏 ,后造太学受业 ,遍习今古文经学。 32岁西入关 ,拜在马融门下 ,七年后回归故里。遂遭党禁 ,闭门教学撰述 ,达 14年之久 ,这是他学术大成时期 ,《三礼注》即完成于此时。 5 8岁党禁解 ,凡征辟皆不应 ,仍潜心经术 ,却忧伤时事 ,时刻关注国家命运。 70岁写下著名的《戒子书》。 74岁病卒于元城。郑玄对两汉传统的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的加工改造 ,创立郑学 ,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郑玄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伟人 。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周公的郊祀礼——郑玄的经学构建

在郑玄的经学思想中,如何根据经文的记载,构建一个完整的周公郊祀祭天的理论体系,是郑玄经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郑玄通过发明经义,阐述了以"天有六天""郊丘为二"为主要特征的周公郊祀礼。而这一礼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郊祀礼中的始祖的存在,是统三统的思想基础。郊祀礼中的感生说,使郑玄理解的历史世系不同于《史记》。同时,周公的郊祀礼,是孝治天下的最典型的表现。

“余予古今字”考辨

"古今字"观念形成于东汉时期,指的是不同时代记录同一词语而用字不同的现象。但郑玄"余予古今字"的注释存在疑问,后世学者常把余、予有意无意地看成古今语而排除在古今字之外。本文联系余、予的实际使用情况,结合郑玄注释的体例,对颜师古、孔颖达、段玉裁等人的有关看法进行考辨,认为郑玄的文献举例虽有失误,但"余予古今字"从总体上反映了"我"义代词古今用字的差异,应该属于"古今字"关系,后人把余、予当作"古今语"既不符合语言事实,也不符合郑玄本意。

郑玄经学的特色及评价问题

郑玄是东汉最大的通儒,他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分界及各种家法师法,融通众家以为一,因而可以说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论者每以为郑玄推翻了今文经学,实际上,郑玄经学有明显的今文经学色彩。汉代经学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人归咎于郑学,这是对郑玄经学影响的一种歪曲,并不符合学术发展史的实际。

郑玄经学三论

郑玄经学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史上影响非常深远。今天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特有的经学形态,至少有以下三点不容忽视:一是郑玄通学的形成与长期以来王朝政治的实际导向有关,二是郑玄经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王朝的政治统治问题,三是郑玄经学笃信谶纬,由于清代学者的回护,这个问题变得有点模糊了,现在需要重新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