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贵族共政”视野下的“郑伯克段于鄢”——以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为中心的考察

《左传》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事件与先秦“贵族共政”的政治传统和郑国的现实环境有关。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一文,不但反映了郑庄公继位之初郑国的朝堂局势和母权影响,而且还从深层次方面揭示了此后郑庄公试图挑战“贵族共政”的政治体制以加强君权的政治意图以及“克段”的缘由。庄公之母“武姜”作为母权代表,也参与到郑国初年君权斗争当中,此处的“母权”应当是“小宗”权力异化试图挑战国君的表现。

元末赴难文人郑玉、余阙的心态与诗学观

郑玉、余阙以身份、经历之异而同为元朝死节,可见儒学对二人的趋同性影响,全节蹈义是汉族儒士郑玉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道义践行;为臣死忠是色目文臣余阙接受儒学熏陶而成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坚守的忠义道德,涵濡的儒家修养也是其诗学观念产生的根基。郑玉的诗学观形成于他“和会朱陆”的理学思想中,主张通过复古的途径来获得“用之邦国,用之乡人”的民生日用之常。余阙的诗学观形成于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他对《易经》的关注,其诗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通过对《易经》的阐释来获得其对诗学的理解。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批本初探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程炎震手批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注》是近代研究《世说新语》的重要成果之一。程氏批本大致完成于1922年,其以思贤讲舍刻本为底本,以馆本、明本、宋本、鄂本、别一宋本(亦为“湘中本”)为对校本。并对现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本及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收录的程氏内容起到补充和纠谬的作用。除此之外,程炎震在肯定叶德辉所辑《世说新语佚文》基础上又进行了校证和补充,其校订成果多成定论,亦是民国《世说新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郑珍次韩诗及其文学史意义

韩愈诗歌是清代郑珍诗学的重要渊源,考察郑诗的创作历程,可知他对韩愈的学习是贯穿始终的。郑珍创作的五首次韩诗可依创作时间划分为“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以文为诗”是郑诗学韩的中心线索。他以深厚的学术涵养为根柢,学而能化,得韩愈之真精神,其五首次韩诗是胸藏万卷的学术修养与次韵轨辙的完美结合。郑珍学韩对同时代及稍后的同光体诗人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不仅推动了对韩愈诗歌的深层次解读,进一步提升了韩愈的诗学地位,亦显示了郑珍对构建唐宋一体的诗学体系所做出的深刻思考。

扶正化瘀方影响肝脏胶原生成的拆方配伍研究

将扶正化瘀方拆分为扶正组、化瘀组、虫草组、丹参组及丹参加虫草组。制备各组合药血清,分离培养大鼠肝星状细胞,观察含药血清对培养星状细胞增殖活化、Ⅰ型胶原蛋白及其mRNA表达的影响。复制二甲基亚硝胺大鼠肝纤维化模型,以全方及拆方组治疗,观察模型大鼠肝脏羟脯氨酸(Hyp)含量与胶原沉积的变化。结果各组含药血清均可抑制星状细胞的增殖和活化,其中化瘀药效果最明显;各组含药血清均可抑制星状细胞Ⅰ型胶原mRNA及其蛋白的生成,以扶正组效果最佳。对DMN模型肝纤维化的治疗中,以全方组降低肝组织Hyp含量与胶原沉积最为明显,化瘀药与扶正药配伍后减轻胶原生成作用增强,全方具有较好的综合效果。说明扶正化瘀方有较好的抑制星状细胞增殖与胶原基因表达作用,是该方抗肝纤维化作用的重要机理,其中扶正药重在抑制胶原生成,化瘀药长于抑制星状细胞增殖,而全方具有综合效果。

扶正化瘀方促进二甲基亚硝胺肝纤维化大鼠肝窦毛细血管化逆转作用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临床有效的抗肝纤维化扶正化瘀319方(下称319方)对肝纤维化、肝硬化常见病理变化肝窦毛细血管化的逆转作用。方法:采用二甲基亚硝胺(DMN)4周12次腹腔注射制备大鼠肝纤维化模型。造模成型后分为模型对照组与319方治疗组,用药4周;获取血清与肝组织,作病理组织学、电镜超微结构、免疫组化、肝组织羟脯氨酸含量及肝功能观测。结果:正常组大鼠肝窦内皮细胞外周胞浆很薄,有许多小窗孔,内皮下未见基底膜。模型组大鼠肝窦扭曲、狭窄,内皮细胞胞浆窗孔减少或消失,有明显的基底膜出现;肝组织可见出血性坏死,门脉区大量的结缔组织增生,纤维间隔向小叶内伸展,肝组织Hyp含量显著增高;肝窦壁第Ⅷ因子相关抗原、α-平滑肌肌动蛋白、LM及Ⅳ型胶原阳性染色较正常大鼠均显著增强,且范围较广。与模型对照组比较,319方治疗组肝窦扭曲、狭窄程度及内皮窗孔减少和消失程度轻,基底膜较薄或不连续,部分肝窦结构接近正常;肝细胞变性坏死程度轻,肝组织内纤维间隔明显减少,Hyp含量显著降低(P<0.05);肝窦壁第Ⅷ因子相关抗原、α-平滑肌肌动蛋白、LM及Ⅳ型胶原阳性染色均显著减弱,分布面积图像分析结果均显著降低(P<0.05)。结论:扶正化瘀319方可显著促进肝纤维化、肝硬化常见病理变化肝窦毛细血管化的逆转。

CCl_4急性肝损伤肝SOD、MDA的动态变化及扶正化瘀方对其影响

目的:观察急性肝损伤时肝SOD、MDA的动态变化及扶正化瘀方(319方)抗肝损伤作用。方法:以四氯化碳诱导大鼠急性肝损伤,检测各组损伤后24h、48h、72h的肝组织SOD活性、MDA含量及血清ALT、AST活性。结果:①损伤后SOD活性下降,以48h为最低点,与ALT呈负相关,②MDA含量呈先低后高的变化,③扶正化瘀方可提高SOD活性,降低MDA含量。结论:急性肝损伤时肝SOD、MDA水平有一动态变化过程,319方有显著的抗脂质过氧化损伤的作用。

扶正化瘀方对大鼠肝贮脂细胞增殖的影响

采用灌胃给药、分离血清体外作用培养细胞的血清药物学方法,探讨扶正化瘀方对大鼠贮脂细胞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该血清无明显细胞毒性,能抑制细胞增殖,其作用与体内给药剂量、药物血清浓度等有一定关系,该实验方法较为稳定可靠,扶正化瘀药物血清对贮脂细胞的增殖有抑制作用,可能是该方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之一。

越鞠丸作为基础方加减治疗恶性肿瘤的可行性分析

该文通过概述中医对恶性肿瘤病因病机的认识,从"理、法、方、药"提出越鞠丸作为基础方加减预防和治疗恶性肿瘤的观点,并论述了肿瘤微环境与中医恶性肿瘤病理因素的相关性,结合中药药理学论述越鞠丸作为基础方加减治疗恶性肿瘤的可行性。

消癥散瘀方对内异症大鼠MAPK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

目的观察消癥散瘀方对子宫内膜异位症造模后大鼠MAPK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探讨其治疗内异症的作用机理。方法将48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内异症模型组、消癥散瘀方组、丹那唑组各12只,采用免疫组化检测各组大鼠异位内膜C-SRC、EFR、ERK的蛋白表达。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异位内膜C-SRC、EFR、ERK蛋白表达明显升高(均P<0.01);与模型组比较,消癥散瘀方组异位内膜C-SRC、EFR、ERK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均P<0.01)。结论消癥散瘀方能够降调子宫内膜异位症模型大鼠MAPK信号通路,从而降低子宫内膜细胞侵袭、转移、种植的能力。

卜辞“雨不正”考释——兼《诗·雨无正》篇题新证

这篇文章通过对甲骨卜辞中“雨不正”一语的考释，将《 诗·无雨篇》的篇题予以新证。

扶正祛瘀化痰方联合针灸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49例

目的:观察扶正祛瘀化痰方联合针灸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疗效。方法:将95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47例和观察组49例。对照组予常规西医治疗,观察组予以扶正祛瘀化痰方联合针灸治疗。结果:对照组有效率为74.47%,观察组有效率为93.88%,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IHSS评分、BI评分、GOS评分、mRs评分和临床症状体征半身不遂、口歪、言语塞涩、肢体麻木评分等方面,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扶正祛瘀化痰方联合针灸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临床效果显著。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余予古今字”考辨

"古今字"观念形成于东汉时期,指的是不同时代记录同一词语而用字不同的现象。但郑玄"余予古今字"的注释存在疑问,后世学者常把余、予有意无意地看成古今语而排除在古今字之外。本文联系余、予的实际使用情况,结合郑玄注释的体例,对颜师古、孔颖达、段玉裁等人的有关看法进行考辨,认为郑玄的文献举例虽有失误,但"余予古今字"从总体上反映了"我"义代词古今用字的差异,应该属于"古今字"关系,后人把余、予当作"古今语"既不符合语言事实,也不符合郑玄本意。

巴渝理学家度正诗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度正以理学名世,乃朱熹门徒,是南宋时期巴渝的儒家正统文人。其诗文留存不少,但多应制酬答之类。诗文里常渗透着理学思想和忧国忧民之感,偶有乐观旷达的情怀。"以文为诗"、"好用故实"的南宋主流诗风对其诗歌影响颇深。

郑玉玲教授治疗中晚期食管癌心法

郑玉玲为河南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中医专家","邪郁蕴毒致瘤"和"痰瘀互结致瘤"是其肿瘤学术思想的两大特色。郑师重视局部抗癌与整体调整相结合,善用经方治疗肿瘤。

从新出楚简看《诗经·雨无正》的诗旨——兼论东周时期的“周亡”与“周衰”观念

《雨无正》系《诗经·小雅》之一,列于《节南山之什》第四篇,前人谓之"变雅"。其诗旨素有三端:刺厉王、刺幽王和平王东迁后诗。随着《诗论》与《系年》等新出楚简的公布,可考证《雨无正》当为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诗,其绝对时间大致在公元前762-前759年左右,作者为平王的近侍之臣,诗旨则在于为其时王统未集的平王吁请内外服臣工的支持。不唯如此,新出楚简与传世文献对西周末年周室的动乱则有"周亡"与"周衰"的不同撰述,从而揭示出平王由王统未集到正统确立后东周政治思想变迁的另一面。

华木莲植物群落的生态学研究

采用线路踏查和样方调查的方法，对华木莲Ｓｉｎｏ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ｇｌａｕｃａＺ．Ｘ．ＹｕｅｔＱ．Ｙ．Ｚｈｅｎｇ植物群落中乔木树种的重要值、物种多样性（Ｄ）、优势度（Ｃ）、群落均匀度（Ｊ）以及物种丰富度（Ｒ）等指标进行了计测，并初步分析了群落类型、结构与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关系以及该植物群落的生境特点和华木莲种群特征，最后指出华木莲为中性偏阳树种，在林内天然更新困难，在现状植被中，该种群为衰退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