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所见郑国史事初探

清华简《系年》揭示了有关郑国的重要史料。幽王死后,郑国依从携惠王势力。随着诸侯在"周亡王九年"倒向平王,郑武公又因娶申侯女成为平王嫡系。大国争霸下的郑国,成为被拉拢的对象。郑国的态度不仅造成了晋文公之后秦、晋关系的恶化,还引发晋、楚之间的多次战争。郑繻公时期,郑与韩、楚等时有交锋,因与楚的战败导致内乱发生。这些资料既可补充古史之缺,又可纠正文献记载之谬,对研究郑国历史有重要作用。

中国音乐考古的十大发现

中国40年来的经济建设,导致了重大的音乐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这些底蕴深厚的出土文物,不断地撼动着旧有以文献为主要史料基础的中国音乐史。它使人们看到了传统中国音乐史学显而易见的局限,也使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数十年来逐步形成的整部中国音乐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的必要。文章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和曾侯乙编钟、广州南越王墓、贾湖骨笛、新干大洋洲商墓、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洛庄汉墓、鄯善洋海箜篌、奉节石哨、鸿山越国贵族墓等10例特别重大的音乐考古成果,提炼其核心的学术资料,加以客观的评述;并在全面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扼要阐发其所含深层的历史意义。"十"者,概数也;"大"者,孔见也。以此与有兴趣于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国际学人共享。

黔北务—正—道铝土矿中稀土元素赋存状态

铝土矿中常伴生稀土等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具有巨大潜在经济价值。本文通过化学物相分析,包括水溶相、离子相、胶态沉积相和矿物相4个相态进行逐级分离,以及碳酸盐类、有机质、铁矿物类、石英及硅酸盐类进行逐级分离等,研究了黔北务-正-道铝土矿中稀土元素的赋存状态。结果表明,该区铝土矿中稀土元素主要是以矿物相和离子相为主,水溶相稀土和胶态沉积相稀土极少,且矿物相稀土元素主要赋存于硅酸盐类矿物中。结合该区铝土矿矿物组成特征,认为粘土矿物是其中稀土元素主要的载体矿物,主要呈类质同象形式赋存于粘土矿物(如高岭石和绿泥石等)中,部分稀土元素呈分散状态被铝矿物(如一水硬铝石、软水铝石、三水铝石等)以及粘土矿物吸附。

“郑声淫”及其社会生成管窥

"郑声"是有别于雅乐的流行音乐的通称,其旋律繁杂,节奏明快,抒情细腻,并常与女乐相配合,追求情感与感官的快适,极富魅力,极具娱乐性,故而被斥为"淫声"。"郑声"之"淫"与郑国的社会现实有关。具体说来,春秋时郑国的政治军事较为强盛,处于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导致其商业发达,受殷商文化的影响而巫风盛行,加上周礼的衰落等都对"郑声"之"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宋卫齐楚也有"淫声",但这些国家有其特殊性。郑因与周天子同宗等原因,郑声更反映了礼崩乐坏的现实而为孔子所恶。

由《系年》第二章论郑国初年史事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记述西周覆灭,周室东迁的事迹,详读此章内容可知,《系年》作者心目中的郑国初年历史,大体与《郑语》《郑世家》等类同,而与《竹书纪年》佚文异说。

清华简《系年》与郑子阳之难新探

由于《史记》对郑子阳之难的记载存在疏漏,不少学者将《韩非子·说疑》中的太宰欣误认为《史记》中的"郑子阳"或子阳之党,进而对子阳的身份、子阳之难的内容和性质做出了一些误判。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为了解子阳之难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综合分析《系年》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太宰欣与子阳并非一人,他们分属罕氏和驷氏家族,彼此为政敌关系。子阳之难是由罕氏的太宰欣攫取郑国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实质上是罕氏与驷氏间、郑君与罕氏间的权力之争。

叔妘为郑武公元配及两周之际相关史事考论

两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却难以梳理的一个时段,由于史料的阙如,留下众多的疑团。清华简、铜器铭文等资料的面世,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提供了线索。传统观点将叔妘定义为"郐夫人"是靠不住的,它是三国时学者韦昭在为《国语》作注时轻信《公羊传》作者的解经之语而做出的错误判断。根据周代"同姓不婚"的原则,分析富辰所列举的婚姻实例,结合清华简给出的暗示,可以断定叔妘实为郐国之女、郑武公的元配。她与郑武公的婚姻是两周之际政治风云激荡的产物和缩影。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校读五则

本文讨论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一篇五处疑难问题,牵涉到字词的考释、语句的通读、语法的分析、礼制的规则,对理解整篇简文有积极的作用。

以郑国为例谈春秋礼的特点

春秋时期,西周以来的礼制在周室衰微、诸侯蜂起的情况下不断地被僭越破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礼废乐坏"。但春秋时期又是一个"礼"泛滥的时代,政治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常以礼为衡度标准,"礼乐崩坏"只是表象。春秋时期,礼得到了更新与扬弃。春秋礼的特点是:以具有实际利益为标准,拿是否有利于自身来权衡。春秋礼具有新时代的气息,人们对礼更加重视和坚持,在运用礼上因地制宜。郑国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较近,通过郑国在强盛与衰弱时,在内政外交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对礼的践行,可以归纳出春秋时期礼的特点。

“郑声”辨析

自汉代以后，《诗三百篇》被奉为儒家的经典，但是，经学家们（特别是以来熹为代表的宋儒）却把其中“十五国民”的“郑风”和卫地的“卫、邶、风”与“郑卫之音”混同起来，视为“淫诗”。对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长期以来，研究者一直熟视无睹。本文从考察、剖析这个矛盾入手，提出了新的见解，发前人之末发。

黄文政教授治疗亚健康状态的经验

亚健康状态介于健康与疾病边缘状态 ,又称次健康状态、第3状态、灰色状态。黄文政教授认为其病理机制以心肾两虚为主 ;临床依据中医辨证治疗原则 ,对中青年、青少年及学龄儿童亚健康状态 ,分别施以不同的治法和方药。强调临床治疗要注重心肾两脏 。

试论周王朝外服诸侯都邑营建制度

以考古学和历史地理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春秋时期郑国境内的新郑、京城、鄢城、平陶城以及石河城、娘娘寨内城的规模。《左传》记载的"大都"、"中都"、"小都"分别与平陶城、石河城、娘娘寨内城相对应,应是周王朝外服诸侯普遍遵循的都邑营建制度。京城和鄢城超过"大都"规制,因其最初营建时就是国君的都邑。理想中周王朝外服诸侯体系"侯"、"男"、"卫"等三种规格国都的规模分别为"方七里"、"方五里"、"方三里"。

郑国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原因初探

郑国东迁,以今新郑为其新都,重要的原因在于新郑有作为都城的优越生态环境。而郑国东迁后的生态环境也经历了由早期的良好状况到后期的严重破坏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生态环境恶化产生的严峻后果又使郑国的统治者有所醒悟,并采取了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这种转变是发人深省的,它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很有借鉴价值。

“郑风淫”的形成与春秋郑国战略地缘关系——“郑风”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郑国处于天下之中的战略地缘位置。发达的商业、频发的战争促进了艺术形式的交融,催生并强化了郑地娱乐社会心理,使得《诗·郑风》等艺术形式超越了原来的艺术规范,具有"淫"的特色和超越节度之意。

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清代居民颅骨的形态学分析

为探究中原地区清代居民的人种类型,对出土自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的2例完整的颅骨标本进行了形态学研究.结果表明,郑韩故城清代居民的颅面部特征为长颅型、正颅型、狭颅型和中颅型相结合的颅型,上面指数为中上面型,面部突度指数为正颌型,下颌骨指数为长狭下颌型.男性鼻指数为中鼻型,女性鼻指数为阔鼻型、椭圆形颅形、心形梨状孔等.颅骨形态表现出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和东北亚类型接近、与北亚类型疏远的特征.

郑国历史传说的文化内涵及文学价值

郑国的历史传说涉及明君贤臣、平民百姓和道家成员,其内容以郑国的历史为背景,反映了时代风尚、郑人秉性和道家理念,其中体现出智与愚的互补,以及道家对传统崇高形象的颠覆。这些历史传说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叙事、议论有较强的文学性,是先秦两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反映出早期历史传说生成、演变的某些普遍规律。

春秋时期郑国祭祀遗址的音乐文物考古研究

春秋早中期,先民们继承着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战国早期,封建制度则出现了大的变革,形成五霸争雄,相互割据的局面,礼乐制度遭到诸侯们的僭越,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和奢靡之风盛行,但是钟磬悬乐制度与音乐实践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其中制造乐器、享用音乐和乐器种类都超乎前世。诸如此类的事件不仅在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而且在地下出土有极为丰富的音乐文物中得到佐征。

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史的探路之作——浅评《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731-1951)》

文章从创新、史料、体裁选择、对论述主题的深入程度等方面,评论了郑永田先生的新作《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731-1951)》,认为该书对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史的研究有开创之功,在史料不够充分和体裁选择上存在着取舍之难,在论述主题上有未尽之憾。

“周鲁时代”的终结与《吕氏春秋》的登场

本文欲阐明《吕氏春秋》撰写可能的动机以及其论述内容对战国末期当时的历史、思想角色上之固有意义。本文的论述内容可分成如下三点:(1)概述在前256年周室灭亡后产生的"后周鲁"时代的秦王之动态。(2)《吕氏春秋》的撰写目的是将治理天下人民的统治理论提供给秦王。就《吕氏春秋》作者(们)而言,借由此统治理论的实践,秦王从当今"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能够提升为真正的天子。(3)关于《吕氏春秋》的内容是否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笔者认为,《荀》《吕》两书的论述内容基本上是独自展开的,只是吕不韦可能继承了荀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即如何治理天下人民),并且将这样的论述转换成专为秦主实践的一种"行动计划"(action plan)。总之,《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理论,对从前240—前230年代的秦廷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模式来与对外诸侯互动的政策应该发挥了某种影响力。

“九州都维那”与“三州僧正”

晋代僧官中有“九州都维那”之职名。维那是意译词，意为知事，加上“都”字，则不仅是中国化了的名词，而且表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都维那”仅是一种僧职，其职权范围变动不一。笔者以为，“九州都维那”不可能是一个正式的职名。“僧正”职名始见于东晋。与“都维那”不同的是，僧正是一个中国的职名，置于教团之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称号并无定制，至唐中后期才较普遍地定称为州一级的僧官。但“三州僧正”却并非实有其职，而是身兼三个州的僧正。“三州”和“九州”并不与其后面的“僧王’、“都维那”等僧职联起来，构成一个新的实有的僧官。此种情况表明，僧官称谓有实也有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