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类本草》治疗健忘药物分析

目的:对《证类本草》中治疗健忘的药物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分析,为提高健忘中药治疗效果和中药新药研发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对《证类本草》中治疗健忘的药物进行筛选、整理和归纳,系统分析药物的性味、归经,并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分析其功效特点,挖掘具有潜在药用价值的药物。结果:挖掘出《证类本草》中31味治疗健忘的常用药物,性多温、平,味甘,多归肾、肝、心经,功效分类以补虚药居多。结论:《证类本草》中治疗健忘的用药特点为补虚为主,温寒并用;五脏论治,痰瘀为要;攻补兼顾,谨遵理法。玄明粉、赤石脂、龙胆、苍耳子、荆芥5味药物在治疗健忘方面具有潜在药用价值,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明代地方官刻医籍考略

明代刻书业兴盛,而对地方官刻医籍研究较少,通过搜寻《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明代版刻综录》《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中国善本书提要》等目录书,并对明代地方政府所刊刻医籍的类别列表分析,得出明代地方官刻医籍具有分科精细、种类齐全,以方书数量为多的特点。其本草书的刊刻尤重《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与《本草纲目》。比较地方官府刊刻医籍的时间可知,明代地方官刻医籍集中于万历嘉靖两朝,具有随手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兴盛的特点。明代地方官刻医籍不仅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还为探究明代各地医学发展的情况提供独特视角。

《证类本草》征引北宋邢昺《尔雅疏》考

北宋本草学巨著《证类本草》,大量征引北宋训诂学巨著《尔雅疏》中的相关文献以助本草名物训诂,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在宋代之前,本草文献绝少引用训诂文献,呈现出本草学与训诂学隔绝的形态。宋代皇帝重视医药,儒臣受命编修本草文献,遂开始重视引用传统训诂学的成果以助益药物辨名;同时《尔雅疏》也大量引用传统本草文献以助训诂,体现了宋代本草学与宋代训诂学良性的互动关系。

《证类本草》中和州药物品种考证

宋代《证类本草》记载7种和州产药材,经考证,干地黄为玄参科天目地黄Rehmannia chingii L.,茵陈蒿为菊科茵陈蒿Artemisia capillaria Thunb.,芎为伞形科藁本L.sinense Oliv.,蘼芜为伞形科藁本L.sinense Oliv.苗,当归为伞形科紫花前胡Peucedanum decursivum(Miq.)Maxim,牡丹为毛茛科凤丹Paeoniaostii,桔梗为桔梗科桔梗Platycodon grandiflorum(Jacq.)A.DC.。

南药“龙花”的本草考证

南药"龙花"出自出自宋代《证类本草》,可追溯至唐代义净三藏法师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之"龙花须"。龙花在历代中医本草中鲜有提及,在佛教经卷医书中却频繁出现,但并没有确切的指明龙花是什么。文章通过对本草记载、现代药理研究和语音语义分析,并根据《证类本草》中"产西南诸国"的记载赴云南省和国外缅甸联邦共和国进行实地调研。本研究认为南药龙花是藤黄科植物铁力木Mesua ferrea的花药。铁力木花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尤其是维医和傣医的常用药,其民族语意思也为"龙花",藏医以锦葵科植物木棉Bombax ceiba的花丝作为龙花入药,但藏传佛教和部分藏医本草著作中的龙花描述更近似于铁力木。铁力木花药是缅甸联邦共和国重要的文化植物和传统药物,其巴利语名称含义也为"龙花"。

古代四部代表性本草专著对失眠临床用药的贡献

古代本草专著中涉及失眠的中药包括麝香、酸枣、犀角、羚羊角、榆叶、睡莲、洋虫等。其中从药性功效反推失眠证型的有酸枣专治"烦心不得眠,血转,虚汗",并推断失眠有心神不安、气血亏虚证型;补充病因病机的如洋虫可"行气血,和五脏",专司老人不寐,指出五脏不安、气血不行是老人不寐的重要诱因,进一步完善了用药规律。

《本草纲目》引《证类本草》考

《本草纲目》与《证类本草》是我国本草学史上具有显著地位的两部著作,无论在药学、中医临床还是文献学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通过原文照录、撮述大意、增字引录、减字引录、改字引录五种方式大量引用了《证类本草》的内容。在这些引文中,除部分原文照录外,李时珍对大部分的引文内容均作了改动,这些改动有得有失,本文将通过分析《本草纲目》引《证类本草》的五种方式,从引文的角度客观地评价《本草纲目》。

《证类本草》辨疑3则

《证类本草》成书于北宋中期,是我国本草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后世著作对其内容的转引不胜枚举。唐慎微在编写的过程中多以"原文照录"的方式加入大量引文,并保留引文出处,这使得它还具有重要的文献补遗和参校价值。然而《证类本草》中尚存在大量待考证的地方,如引文与引书"张冠李戴"、引文来源不明、后世本草文献转引有出入提示的疑点等。

《证类本草》引《孙真人食忌》考

宋代唐慎微编纂的《证类本草》为集北宋以前本草学大成之作,其引书《孙真人食忌》原书已佚,基本情况未详。通过整理古籍中《孙真人食忌》佚文,发现《证类本草》是现存最早收载该书内容的书籍,为后世著作引用《孙真人食忌》的最早文献来源,共引用《孙真人食忌》条文62条,包含27条饮食忌宜和35首方剂。对比《千金要方·食治》及《证类本草》引《千金方》条文,推测《孙真人食忌》是基于《千金要方·食治》增补方剂等相关内容而形成的一部独立的食疗本草著作。该书以食疗本草、食药养生、饮食禁忌、食疗方为基本内容,作者为孙思邈或托名孙思邈,为养生食疗本草文献的挖掘与整理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雷公炮炙论》药物炮制辅料考

《雷公炮炙论》中共载268种药物,其中178种药物的炮制中使用辅料。这些辅料有通用炮制辅料也有特殊配伍炮制辅料。《雷公炮炙论》中辅料的使用可以用药物七情配伍来解释。本研究从药物配伍的角度对该书中辅料的选用及辅料炮制的内容作以阐释,提出要注意古今药物主治功效的变化及历史大环境的影响。

宋徽宗对中医学的贡献

目的:探讨宋徽宗对中医学的贡献。方法:通过查阅古籍,归纳、分析宋徽宗年间中医药发展状况。结果:北宋初年,中央医官承袭唐制,设翰林医官院,掌管卫生行政。设立了官药局,是官方经营的药业机构。庆历年间设太医局,专掌医学教育。校订《证类本草》,编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而且宋徽宗还亲自撰写《圣济经》。结论:宋徽宗改革医官制度,兴办官药局,完善国家慈善制度,重视医学教育,主持修订并亲自编撰医书,对中医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

中医方剂学发展的三个问题

中医史研究应当为当今中医学发展服务,方剂学史研究者应当思考当今方剂学发展问题。作者提出当前中医方剂学发展的3个问题:第一是方剂学的学术分野问题,如治法与剂型的学科归属;第二是方剂分类与中医理、法一致的问题;第三是《药典》对方剂的局限问题,现行《药典》关于中药炮制方法、使用剂量的规定不能满足中医临床的实际需要,提出除了《药典》之外,中医应当制订一部《方典》。

《证类本草》“墨盖”下引“唐本”“唐本注”讨论

《证类本草》“墨盖”下所引“唐本”、“唐本注”文 ,不见于《新修本草》目录及残卷中 ,而见于掌禹锡所引“蜀本注”中。从而证实《证类》“墨盖”下引“唐本”、“唐本注”文 ,实出于《蜀本草》。《蜀本草》原名《重广英公本草》 ,所谓英公即奉修《唐本草》的李责力。李责力在唐高宗时封为英国公 ,故称英公。《重广英公本草》也是重修的《唐本草》之义。唐慎微在《证类本草》中 ,将《蜀本草》迳称为《唐本草》 ,盖原于此。

《大全本草》版本研究

《证类本草》在流传过程中形成多种版本系统，其中有《大全本草》版本系统。《大全本草》始刻于金代。其后，元、明、清皆有刊刻，形成了金·贞祜二年刊本、元·大德壬寅宗文书院刊本、明·王秋尚义堂刻本、明·籍山书院刻本、明·彭端吾重印本、清·杨必达补刻本、清·柯逢时刻本等一系列版本。其中以王秋尚义堂《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为代表。王氏刻本以元宗文书院刻本为底本，药图则承袭自《政和本草》。

吴普所引神农药性与《证类》“本经药”所引神农药性同异考

通过《吴普本草》、《证类本草》所载“神农药性”勘比分析，揭示出中国本草文献上几个问题。一、《证类本草》“本经药”的药性是不全的，缺少“有毒、无毒”内容。二、古代《本草经》不是一种本子，而是多种本子。其载药数不仅有３６５种，还有５９５、４４１、３１９种。三、所谓“本经药”、“别录药”也不是固定的，有些药在某些《本草经》中，定为“本经药”，但在《证类本草》类中又定为“别录药”。

本草三书小考

考证现存重要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本草纲目》三书之著者、成书年代、版本及内容所及等问题。可知《神农本草经》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最终成编疑在后汉末期；蒙古定宗钦淑皇后元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刊印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一书，为今存宋本草中之最佳本；明万历年间金陵版《本草纲目》，较好地保存了李时珍著本的原貌，当为诸刊本之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