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经验与当代启示——以贞观之治为例

唐朝是我国古代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初便开展一系列廉政建设,如从官吏的选拔任用到考核管理都制定较为详细的法律法规;贯彻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思想,抓住关键典型;加强考察监督,整治各种腐败现象;广泛传播廉政文化,使得官吏们廉洁奉公,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环境。这促使贞观年间创造出空前的成绩,为唐朝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深入思考和系统回答,提出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以史鉴今,将贞观之治廉政建设的制度建设、制度实施、监管监察以及廉政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世民抑佛教政策演变及其渊源

武德四年平洛后,李世民奏请二百洛阳大德配住同、华两州,这些大德因此得以免于还俗。他还将“五大德”安置在胜光寺,并以胜光寺、弘义宫为中心,在武德中后期,与李建成、李元吉积极争夺长安僧团及其信众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后,他下令停李渊武德九年所下废省敕,赢得僧团“佛日重朗于唐世”之誉。即位后,李世民一方面下诏在七个战场各立一寺,一方面沙汰伪滥与严处私度。贞观九年、十年长孙皇后重病期间,他还在全国范围内修复三百多所废寺与部分废观,为之祈福。此后废寺重修未能持续,并于贞观十一年下诏强令道前佛后。这种从护持趋于抑制的过程,与李渊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他的抑佛政策相对平实、温和。

翻译与治理:贞观时期的国家翻译实践

国家翻译实践古已有之,其表现形态、实施模式和治理之用在不同政治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唐代的译史、译述、译论表明,贞观时期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对内、对外翻译事件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特征,国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通过翻译机构国家化、资源配备集约化、翻译流程协同化、译者身份制度化、翻译产品经典化五种手段,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发挥其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国家形象的治理功能。贞观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这一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特征和功能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制度化翻译与翻译治理的形态和模式,可为当今国家实施翻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案。

《贞观政要》中的廉政思想及其时代转换

《贞观政要》中的廉政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廉政建设的典型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官德修养为主体规范,以民本思想为价值导向,以监察监督等制度为践行保障。根植于传统社会的廉政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要想充分发挥《贞观政要》中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时代转换,即在官德修养上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在价值导向上要从“民惟邦本”走向“人民至上”,在制度建设上要从传统“法制”走向现代“法治”,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文人征诗题咏深层意蕴解读——以惠山“竹炉题咏”为例

无锡惠山“竹炉题咏”自明初发轫,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这些题咏充分反映了江南文教兴盛、文人热衷结社雅集的特征。若将其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同时充分考虑士人心态、地方文化等要素,“竹炉题咏”亦具有反映参与者内心世界的作用,具有丰富的意蕴。秦夔访求竹炉一事具有梁溪秦氏家族介入地方艺文风雅的滥觞意义,顾贞观仿制竹炉凸显了明清易代之际遗民家族的挣扎和努力,乾隆帝南巡有关题咏则主要体现了维护清廷统治的需要。

四川剑阁老君庙石窟及题记时代考辩

老君庙石窟位于四川省剑阁县,现存15个道教造像龛和1方造像题记。学术界将题刻的年代释读为东晋大兴年间,从而将老君庙道教石窟的时代也判定为东晋时期。作者通过实地考察,从龛窟形制、造像风格以及题刻本身等方面可以确认老君庙石窟和题刻的真实年代应为唐朝贞观年间。

论《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

《贞观政要》不仅是一本"帝王学"著作,而且含有丰富的官德思想,其官德思想可以概括为"正己修德,修身治国"、"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等方面,这些官德在贞观时期成为唐太宗君臣的为官之德,并被实践于贞观年间的治国理民之中,是"贞观之治"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继承了前代官德的优良传统,更对后世官箴的书写及官吏道德规范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电鍉针罐治疗股外侧皮神经炎的临床观察

目的:通过对比电鍉针罐与针刺治疗股外侧皮神经炎的疗效,为临床应用电鍉针罐治疗股外侧皮神经炎提供依据,并阐述电鍉针罐治疗本病的机理。方法:将60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股外侧皮神经炎患者随机分成电鍉针罐组和针刺组,两组均选取阿是穴、肾俞(双)、大肠俞(双)、髀关、伏兔、阴市、风市、中渎、血海治疗。每日1次,每周6次,共治疗2周。电鍉针罐组、针刺组在治疗前、治疗1周后、治疗2周后均进行视觉模拟评分法(VAS)量表评分,并分别进行组内、组间比较后分析。结果:电鍉针罐组总有效率90.0%,针刺组总有效率73.3%;治疗1周后、治疗2周后视觉模拟评分法(VAS)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治疗1周后两组组内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2周后两组组内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组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电鍉针罐较针刺治疗股外侧皮神经炎效果明显,且这种治疗效果具有累积效应,而于2周后更为明显,临床值得推广应用。

方氏诗论与桐城诗学的发展

虽然论桐城派的诗学,多以姚鼐为职志,但桐城诗学的旗帜却是由身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方世举、方贞观从兄弟打出的,两人论诗主张和艺术趣味相去甚远,但都在某些方面体现了桐城派诗学的专业水准以及重传承和教授的特点,从侄方观承相与商讨,亦收教学相长之效。三人的诗论不仅奠定了桐城诗学的基础,更对姚鼐以后的桐城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初唐贞观时期的奏议文体类目及其风格特征

贞观奏议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此时期奏议的文体类目,与前代相较无大的差别。在文体风格方面,具有创作大多数为骈体文,讲究偶俪,但夹杂以字数不等的句子变化,较有文采;文章条理清晰,说理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语言明白流畅,气势充沛,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多方位恰当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具有典雅美等特点,通过分析此时期的奏议文体风格,对于推动初唐文学研究以及奏议文体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陇集团与贞观时期文学的条件预设——一个观念史角度的考察

自西魏至隋,关陇文化的发展,历经了朝代和制度的变迁。时至贞观时期,留下了颇为丰赡的文学遗产,这自是贞观时期文学不可逾越的先决条件。从观念史角度做历时性考察,能够发现文学发展的走向深受关陇集团重事功、积极进取观念的影响。观念的延续性与渗透性也都在关陇集团自身的作为中找到例证。也正是观念的潜在影响,为贞观时期的文学预设了条件,规定了贞观时期文学的起点。

试析《晋祠铭并序》的儒家思想渊源

唐太宗《晋祠铭并序》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其中所蕴含的主要思想均来源于儒家传统,如宗周、德治、亲亲、诚信等,且在艺术手法上遵从儒家诗教传统。对这种渊源关系的探讨不仅为《晋祠铭并序》的研究拓展了视野,而且印证了儒学在唐初贞观年间政治文化领域的核心地位。

一日心期千劫在──纳兰早逝与一个词派之夭折

清初词史有一段久被忽略的词人群体活动史实：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结成生死情谊，二人主张词应张扬性灵，以载情为本，他们追求真、善、美相兼相济的理想词境，于“花间草堂”中酝酿着一个词派，形成了“四方名士，鳞集一时，埙 迭唱，公为总持”的格局。纳兰倘非早逝，“花间草堂”词群足以构成别具特色的流派。然而，纳兰生于清开国初盛之世，其“感怀凄怆”之“秋思”心性不合乎“与时为盛衰”的事理，所以“花间草堂”词群即使聚而不散，其际遇也不客乐观。

论李承乾从聪慧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理动因

唐太宗太子李承乾的个人命运是与其时代背景相联系的。由于初唐时人普遍具有的危机感,和太宗自身因"玄武门之变"的心理阴影,使得国运长久成为贞观君臣共同关注的重点,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贞观君臣谏言议政的核心主题。在这种压力与责任共存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太子承乾,承担着太宗国运长久的沉重愿望,承受着东宫师傅犀利尖刻的批评,再加上自身身体缺陷带来的心理障碍,以及青春期的孤独与叛逆,在此种种压力之下,心理日益扭曲,直至最后崩溃。

谁主沉浮：敦煌莫高窟《维摩变》的图式与语境

敦煌壁画《维摩变》在唐宋时期出现了"贞观样”"吐蕃样”"归义军样"三种图式,这三种图式分别与敦煌唐、吐蕃、归义军三个时期独特的历史语境相对应。本文通过三类壁画图式构成要素的比较,结合敦煌文书和历史文献,对《维摩变》图式的变化原因和语义进行了分析,在还原《维摩变》壁画图式所包含的图像要素和历史语境方面提供了明确的意见。

由《弹指词》管窥顾贞观的科举情结

顾贞观的《弹指词》中收有一些与科举相关的词作,通过该类词可以看出他对科举功名的向往之情以及遇挫后的失落之感。其科举情仇在那个时代,在清初社会,在他所属的人群中极富代表性。在"三不朽"理想的牢笼下,顾贞观早年在场屋打拼,在官场折冲。在科举不畅、仕途坎坷时他顺天委命、向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纵观其一生,虽说顾氏对科举的态度是依违的,但沿着生命的曲线,其大体走势则甚为明显:从向往走向纠结,由纠结走向背离。置之于士子群中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在"京华词苑三绝"中却是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可以反观三者心态的差异,这是走进其心灵世界,走进其词作的一个绝佳通道。

从《贞观政要》的广泛流传看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

《贞观政要》是一部集历史叙事与历史研究为一体的史学著作,其书不同于《太宗实录》之处,不只是它的化繁为简,还在于它融入了作者对贞观政治的认识,寄寓了当时朝野士庶的致治追求,并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治国理政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贞观政要》得到后世求治的君臣和学人的普遍赞誉,进而使它得到持久而广泛的流传。从中晚唐到清末的千余年间,《贞观政要》拥有非一般史书可比的稳定的读者群体,尤以君主和士人为主。值得重视的是,关于《贞观政要》的评论,不仅引发了仿效其立意及体例的政治史著述的不断面世,诸如《三朝宝训》《三朝圣政录》《洪武圣政记》等,更有传递古代政治文化之功,各代君主和文臣潜心研读,传扬唐太宗嘉言善行、良法美政的同时,往往给予现实政治以启发和指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政治观念和施政实践。

以史为鉴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深谙以史为鉴的著名君主之一。由于他在贞观年间采取了设立史馆、大力修史等诸多措施,发展史学,遂使史学功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也使他成了历史上以史为鉴的光辉典范,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而且也在我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贞观之治”难道是任由人打扮的女孩子——评82集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

82集大型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经央视黄金时段隆重推出,制作方自称是历史正剧,但实际上是戏说历史的商业片,离历史正剧的要求相差甚远。该剧刻意打造的几个女主角大都是虚构,真实见证了"贞观之治"的老太婆隋炀帝遗孀萧后却未见踪影,不合史实的剧情比比皆是,把历史当成任由人打扮的女孩子,没有反映真实的大唐气象。在古装大片走红的当今影坛,编剧如何正视历史又提高市场收视率,如何把握戏说与正说的关系,笔者认为胡编乱造迎合低俗并不可取,还是应尊重历史,从真实的历史史实中发掘题材。唐朝贞观史事中许多真实的人物故事,其实比《贞观长歌》剧的刻意编造更加生动感人,更能吸引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