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历年间岑参诗歌创作的转变与价值

岑参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诗人,大历入蜀后诗风从壮丽豪迈转向切实平淡,情绪从激昂高亢转向忧郁低迷,在描写对象的选取和对现实的关注上也有了新的拓展。岑参大历年间诗风的鲜明转变,与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及自身仕隐矛盾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岑参晚年的行迹、思想,更可见其创作成熟后的审美转变,并对后来大历诗人群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会昌一品集》的编订与宣宗朝初年政治格局之关系

李德裕在唐宣宗大中元年编成《会昌一品集》,除了深具史识的因素以外,最直接的编集动机,是他对唐宣宗君臣“务反会昌之政”的不满。李德裕之所以对《会昌一品集》十分重视,并非出于文学艺术层面的考量,其实质是对文集中所收大量制诰的看重。制诰文体最能满足李德裕“润色鸿业”的创作期待心理。加之会昌制诰是李德裕以宰相身份创作的,可视为他本人相业的直接记录。因此,李德裕通过编订文集的方式来保存会昌政绩,彰显自己的相业,从而在唐宣宗初年“务反会昌之政”的氛围下,委婉地达成对唐宣宗君臣的“反抗”。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川渝石窟寺中所见唐宋建筑史料及其历史意义

通过梳理川渝地区石窟寺中所见唐宋建筑史料,建立了川渝地区唐五代时期斗栱、建筑形态和组群关系的形制分期,并就石窟中所见部分大木作形制与现存建筑遗存进行对比,补充论证了部分建筑形制的发展历程。研究揭示了川渝石窟寺仿木构建筑史料的主要历史价值: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川渝唐宋木构建筑遗存的缺失,二是见证了唐宋时期北方与川渝地区之间建筑形制的源流演变关系。

中西传统服饰图案比较研究——以唐代与巴洛克时期卷草纹饰为例

服饰图案作为服装重要修饰部分,其承载着人们源于生活而形成于观念中的事物,因为基于不同文化而发展,服饰图案也呈现出不同的视觉特征。卷草纹作为中西方服饰图案中最典型的存在,可以基于此进行中西服饰图案对比研究。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两个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与巴洛克时期的卷草纹在服装上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横向对比形式与内容上的差异与共性。研究目的在于从比较中找寻新的设计思路,为跨文化的创新创造条件与可能。

试析唐五代时期的报灾备灾机制

唐五代时期,司天台(太史局)通过变异天象预报自然灾害,具有国家灾情预报机构的性质。在接到灾情奏报后,唐五代政府通常会采取一系列传统的祈禳措施进行弭灾。会昌元年十一月,武宗就彗星天象下诏弭灾,在传统的祈禳弭灾措施外,还采取了劝种植、备仓储、令近江州县筑堤防等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积极防灾备灾举措。此后以至五代以降,帝王下令就司天监占得之灾害天象进行积极备灾的记载逐渐增多。但整个唐五代时期,就灾害天象而采用更多的依然是传统的祈禳弭灾措施。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的确在增长,但增长状况并不平衡,节度使行使权力受到中央的有力约束。唐中央通过频繁调动和限制兼统,有效防止绝大多数节度使专擅一方。安禄山的权力状况属于特例,其形成过程及发动叛乱有复杂的原因,不宜简单归结为当时节度使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

坚实的奠基:初唐河北诗人在唐诗发轫期的重要贡献

初唐阶段,河北诗人在唐诗发轫期的重要贡献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文质并重”诗美理想的确立,风骨的提倡和律诗的定型。这些贡献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晚唐五代时期金河黑河水系变迁与环境演变

汉代黑河(删丹河,或名张掖河,又名弱水)与北大河(金河,又名呼蚕水)交汇入注居延海,汉代以后直到唐代之前都没有记载。《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两水分流,金河流注白亭海,张掖河流注居延海。敦煌文献记载晚唐时金河与张掖河交汇流注居延海,使居延海湖面出现一个恢复期。此外,金河和黑河流域地区居民结构变化、农业人口和用水量减少、黑河径流量增加也是居延海湖面增加的原因。

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相对开明的时代 ,但是也摆脱不了封建专制的阴影。在唐代开明专制之下 ,有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 ,即在参与朝政中受到贬谪的官员。他们的进退出处及心路历程揭示了这种开明专制的本质。他们的诗文创作 ,成为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对民族文化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本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以及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等6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才成为热点问题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

中唐敦煌壁画之“异象”探析

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由盛转衰,中唐时期的艺术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变化。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一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唐敦煌壁画产生了诸多"异象"。这种异象既体现为盛唐未完成壁画的"补完",也体现在题材内容、色彩的转变以及"反弹琵琶"舞姿的出现等几个方面。

唐五代佛典音义音系中的舌音声母

梵汉对音材料证明从玄应音系到慧苑音系、慧琳音系、可洪音系和希麟音汞,舌音声母走过了由大体分立而完全分立的过程;泥、娘二纽到了可洪音系又变得几乎不分,由分立趋于合流。

环塔里木墓葬文化及对汉唐国家认同的趋势分析

环塔里木地区的古代墓葬遗存直接反映本地区古代居民的日常信仰、经济生活、价值追求,直至对族群、国家的认同。从出土的汉唐墓葬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分析,汉晋时期对中原物质文化认同性较为明显,唐代时环塔里木墓葬文化不仅体现了对物质文化的认同,社会文化、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也莫不如此。这种趋同性是由环塔里木地区绿洲社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从历史的发展看,环塔里木绿洲社会或附属于中亚或附属于中原内地,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圈。尽管这一认同趋势在环塔里木各地并非一致,部分地区绿洲国家还多有反复,但汉唐时期整体上体现出环塔里木地区对中原文化和国家认同趋势的逐步增强。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

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

李唐王朝建立后 ,吸取隋炀帝施政失败的教训 ,尊重当时的城村各居的事实 ,推行了村坊制 ,即村自村、坊自坊的以土断之的管理方法 ,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乡村户”与“坊郭户”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国家财政对货币的大量需求 ,随着国家财政对货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 ,政府逐步放宽商业政策 ,提升工商业者地位 ,刺激了城市的发展 ,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形成 ,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城乡差别的出现并进一步拉大 ,宋代出现的“城乡交相生养”则是其具体反映。

“空白”的疑惑与解读——宋代以前福建漆艺的发展状况

对宋代以前的福建漆艺研究,因实物难觅踪迹、直接的相关资料残缺,素来乏人问津。梳理战国至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地漆艺发展概况,并对闽地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器遗迹的来源、战国秦汉时期闽地漆艺概况的成因、唐代"纻胎漆像"兴盛的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福建漆艺在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和海外遗存漆器的综合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