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梳理分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文献是践行“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的重要思路。运用文献分析软件Cite Space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1985—2023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的477篇文献进行计量统计研究。研究发现:学者在理论拓展、政策解读、方法实践、路径探讨并辅以案例分析等方面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聚焦遗址保护、阐释与展示、国家公园、文旅融合等专题。但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体现活化利用、社区参与、公众共享、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略显薄弱,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还需加强。未来需从突出国家属性、促进全民共享等视角提升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研究水平,加强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本研究为整体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目标定位与发展态势,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视域下的遗址阐释与展示研究--以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文化内涵和价值阐释的创新展示利用方式,也是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展示的不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输,也是双向的价值选择呈现过程。在大型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化工作向公众共享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坚持专业深度、延伸公共属性,既是促进考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创新遗产活力的重要方面。文章以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研究对象,从考古遗址历史文化内涵出发,梳理考古遗址价值阐释与展示主题,进而探讨考古遗址阐释与展示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大遗址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转化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遗址保护开发的重要方式,在全国尺度下分析不同地区大遗址的数量和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转化的比率,有助于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合理布局。以文化地理分区、社会经济规模、遗址(公园)与城市的距离等作为影响因素,讨论全国大遗址数量和转化率的空间分布差异性。结果表明: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最近邻距离指数都小于1,呈聚集型分布,但转化率存在空间不平衡的情况。在文化地理分区中,中国东部农业文化区大遗址的转化率更高。在经济区域尺度上,大遗址转化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协同共进、经济进取、遗址关注和消极滞后四种类型。除西北地区外,城市近郊的大遗址更容易转化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中外“遗址公园”管理模式对比研究

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遗址公园”管理模式各具特色,但同时也存在共性。各国中央政府均通过高层次的立法对遗址公园提供有力的法律保护,并通过中央财政拨款进行基础建设,政府在公园管理中拥有最大的主导权。我国须从行政体制和遗址所在地实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模式。在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考古遗址公园的地位,重点解决用地保障、保护补偿等难点问题,提升依法保护水平;要因地制宜,一园一策,按遗址所在区位分类进行建设;要持续加大和深化考古研究和阐释工作,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力争推出更多成果;要以考古遗址公园为抓手,通过考古实地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增加公众对考古的认识,以考古过程带动考古遗址公园的活态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基于SWOT分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研究--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够兼顾遗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已成为当前大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主流模式。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运用SWOT理论,系统分析了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的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结合遗址区周边环境特征,提出相应的开发策略,探索科学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津宝墩考古遗址公园景观规划理念的探讨

以新津宝墩遗址为例,研究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景观规划理念.应用分析归纳法总结出新津宝墩遗址核心价值主要是:具有四川古文化渊源可能的历史地位,与成都平原其它关联古城址形成区域性的群体价值以及出土文物表达的特定属性.基于这些核心价值特性,探索了建设新津宝墩考古遗址公园的景观规划理念,即充分展示它的原始性、统筹区域旅游开发优势、合理运用园林艺术手法和有教育意义的体验景观模式.

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发与保护的生态背景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汇融的重要地区,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北庭故城遗址是北疆现存最大的故城遗址,正在建设新疆第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古代新疆交通史、军事史、民族文化史、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对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初步探讨,为深入挖掘该遗址公园的文化内涵,开展可持续的保护与开发提供科学的依据,也为进一步探讨该区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奠定基础。

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敞空间利用研究

为摸清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敞空间使用现状,我们以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观察、问卷调查与访谈结合,分析游客使用开敞空间的状况.数据显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敞空间主要使用对象不同于普通城市公园,其主要群体是老年人和小孩.记录的行为模式主要包括看护、小孩玩耍及交谈等,符合此类人群特质,但也与寻常公园游客行为模式有差异.研究表明,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敞空间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重要活动场所,而对于外地参观的游客吸引力较低;另外,滞留的使用者主要行为模式以老年人看护小孩为主.

老司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未来建设的几点思考

就老司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未来建设中如何做到遗址保护管理与价值阐释的高度统一、文物保护与民生问题的高度和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协调等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美国国家历史公园建设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美国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的代表,国家历史公园致力于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利用。依托承载美国历史发展中重大事件、关键人物和重要地点之文化遗产,美国自1933年以来已建成50个国家历史公园,并且有4个正在建设之中。国家公园管理局依据文化遗产和国家公园两个领域的法律法规对之进行管理,并通过伙伴关系、特许经营、捐赠、志愿者等途径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经过80余年的实践,美国国家历史公园的保护功能得到巩固,研究、展示、教育、休闲等功能也不断强化,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协同。借鉴美国国家历史公园建设的经验,中国应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纳入到正在创建的国家公园体系,在建设与管理中强化公园立法、完善功能体系、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加强网络平台建设。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研究——以鲁国故城遗址为例

以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运营为例,分析如何发挥考古遗址公园的科研、教育和游憩功能。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考古遗址公园,如何解决建设运营资金短缺,且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等问题,最终使考古遗址公园自身形成“造血”机制,达到遗址公园经营反哺遗址保护状态。从基本定位与优惠政策,遗址公园运营模式,公共考古与公众参与,区域资源整合,文旅产业与创意产业开发,搭建平台引入社会资金等六个方面,提出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运营的具体策略,以期为其它考古遗址公园提供参考。

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

"考古遗址公园"是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提出的全新概念,而新疆地区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具有巨大的潜力。"考古遗址公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规划要有目的性、前瞻性、公益性,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北庭故城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建设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积极推进对遗址开展可持续的考古与保护研究,准确把握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有计划、有步骤的稳步实施遗址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遗址公园建设要惠及民生,注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阐释与展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众感知度提升策略的思考

阐释与展示是合理引导公众感知、欣赏并保护大遗址的重要技术手段,促进了大遗址这一珍贵资源在当代的“传承”与“共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和利用领域日趋成熟的一种模式,已从探索实践1.0阶段到丰富理念2.0阶段走入创新活化3.0阶段。对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表明,阐释与展示虽然有效建立了公众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间的联系,使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一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上升为有意味的“遗产地场所”,但从公众感知视角上的阐释与展示效果并不理想。基于此,宜以情感评价、具象认知等理论为依据,通过挖掘文物IP,构建阐释与展示系统、设置多维游憩体系、塑造友好型公共文化空间、制定负责任的推广与营销计划等策略,促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持续创新活化及高质量发展。

唐大明宫遗址保护方式探析

唐代大明宫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竣工于高宗龙朔三年。是唐代著名的大三宫殿之一,是唐代政治中枢,不仅改变了隋唐长安城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而且对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中期以来,大明宫宫城规模、形态、布局、空间结构等在考古、建筑、历史等学界的共同研究中日渐清晰。21世纪初以来,大明宫遗址成为中外遗产保护专家关注的焦点。2010年10月1日,大明宫国家遗址考古公园对外开放。然而几年过去了,笔者经过多次问卷调查,发现大明宫遗址保护与旅游存在着社区旅游文化敏感性不高、景点可视度不够、游客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实质上就是大众对大明宫遗址的历史文化遗产内涵价值和保护价值认识不足所致的对遗址本体的不理解。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系统梳理了唐大明宫及大明宫遗址文化内涵、特征及其在中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探索大明宫遗址等古都类遗址的具体保护方式。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以青海省喇家遗址为例

文章选取青海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案例地,依据ASEB栅格分析法构建旅游产品开发ASEB战略矩阵图,提出旅游产品开发的8项原则,按照旅游产品的存在形式,划分了现实旅游产品和虚拟旅游产品两个大类。在此基础上,基于旅游产品的功能属性,构建了由观光、康体、文化、购物4个亚类和14个基本类型构成的虚拟与现实相互补充的旅游产品开发体系,最后提出了青海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和废墟性、未知性和学术性等基本特征,国家所有、国家管理和全民共享应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基本属性。当前考古遗址公园的种种问题反映了其运营管理仍然有待理论的指导,尚待构建起符合考古遗址公园自身特性及需求的理论方法体系。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以唐桥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阐释与展示贯穿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整个过程,是人与遗产之间的交流桥梁。本文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研究考古遗址公园特性入手,总结国内外大遗址保护利用和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的经验,结合唐桥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设计,着重探讨遗址的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旨在促进遗产保护的同时,创建具有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魅力场所。

社区居民旅游开发影响感知与态度测评研究——以青海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是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本文以青海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案例地,采用均值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开展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影响感知与态度测评研究,并对旅游地生命周期同属参与阶段的社区居民旅游开发影响感知与态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为促进地区全域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十年回顾与实践思考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大遗址保护的有效手段和方式,已走过了十年的探索与发展历程。本文通过不同种类公园的差异比较,解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功能定位;通过梳理103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含立项),分析其价值代表性、遗产完整性和国家示范性等3个基本特点;其后,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与建设实践中存在的建设时序、遗址复建、景观塑造、居民搬迁,以及价值阐释与展示中的阐释与展示关系、遗址博物馆展示等6方面问题展开讨论;最后,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发展趋势中的几个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分别是重手段,轻研究;重建设,轻体验;重迎合,轻引导。

基于弹性适应力提升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大遗址是我国核心文物资源,合理保护与利用大遗址是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但随着城市扩张,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城乡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以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分析了现阶段遗址公园面临的问题,将弹性规划理论应用于遗址保护,并提出了3个层面的保护策略:①宏观层面整合场地现有资源划定分区,明确各分区主导功能,并给出了开发策略;②中观层面结合遗址与景观,从道路规划、建筑规划与遗址保护思路,打造遗址的多元展示平台;③微观层面,通过改变遗址周围植被覆盖类型与结构,调节场地微气候,综合实现遗址保护的可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