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正史《五行志》的演变——以“序”为中心的考察

《五行志》是中国古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五行志》的“序”概括了史家修撰的旨趣和意图,是我们认识《五行志》演变脉络的一条很好的途径。从班固开创《五行志》到宋初,历代《五行志》都记载了大量灾异和事应,并作出解释,以此劝诫帝王。宋以后的《五行志》成为灾害物异的汇编,不再记录事应,对灾异的感应要靠帝王自己去领悟了。

宋金《礼志》比较研究

本文对宋金《礼志》进行比对,考证出《金史·礼志》脱漏亡佚礼目数十条。《宋史·礼志》、《政和五礼新仪》之礼仪,金朝大致都实施过,未见《金史·礼志》载录者,实为脱漏或元人修史时未修入内。金朝主动模仿或说移植汉制礼仪,始于熙宗;主动实施汉制礼仪且有一定规模者,当是海陵王;世宗、章宗两朝则集其大成,并尽可能按照唐宋礼典实施。《金史·礼志》缺漏有关农业的礼目,或与女真族起于渔猎有关。然金朝入主中原后,也逐渐重视农业生产。一些应该具有的皇朝礼仪,金朝阙而不载,当是史料缺佚所致。宋朝特有礼仪,金朝并未施行,其情可以理解。金朝未设某些礼仪,还可能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因此,金朝实行的是汉制五礼制度体系。

《夷坚志》的编撰及洪迈对志怪小说的看法——从《夷坚志》的多篇序言谈起

《夷坚志》一书,卷帙浩繁,内容驳杂,后人对其褒贬不一。若对作者遗留下来的多篇序言仔细地进行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洪迈的撰书动因、材料来源,领会他的小说理论,同时也有助于对这部作品的阅读和理解。

论“志”的语素化

"志"从古至今经历了语素化演变,即由自由成词语素演变为黏着的构词语素。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句法层面,单音词"志"的自由度从南北朝开始逐渐下降,到清代完全黏着化;词法层面,"志"作为构词语素构词力逐渐发达。是双音化推动了"志"的语素化进程。

从《夷坚志》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阙失

洪迈所撰的《夷坚志》中保存着大量的宋代词语,这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该书中大量的语料足资补正《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在条目和义项漏收、释义不确以及例证迟后等方面的阙失。

列维-斯特劳斯与意识形态批评——以《聊斋志异·乐仲》为案例的分析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一条通往意识形态批评的路径。这条路径的开辟需要将结构主义分析中的逻辑张力解读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从而把结构无意识转化为意识形态斗争所造成的压抑的结果。运用这一方法解读《聊斋志异·乐仲》,可以看到,在该文本的深层结构中包含着肯定欲望与否定欲望、肯定母子血亲与肯定父子血亲两组矛盾,这两组矛盾之间存在着既是矛盾的又是可置换的关系。小说从佛教禁欲思想出发对欲望的否定在这里表现为对母子血亲关系的削弱和对父子血亲关系之权威性的巩固,它可以解读为是作者对封建伦理矛盾的一种无意识的和想象性的调和。

明末清初汉籍东传背景下的《武备志》入日考

书籍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日之间持续了上千年,汉籍东传日本则是和汉书籍交流的主体。《武备志》成书于1621年,是明末清初东传日本的一部重要的兵学著作,通过和汉史料的记载,特别是通过《西湖二集》中一条新史料的发掘,笔者认为,考证《武备志》东传日本的时间当在1628—1631年间,由江浙海商通过私人海上贸易的方式,经由琉球传入日本。本文的最后考察了和刻本《武备志》,并注意到清末和刻本《武备志》回流中国这一史实。

清代方志舆图的海防描绘——以《嘉兴府志·海防图》为例

一前言 方志与舆图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地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地图,它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1）。两宋时期,方志体例逐渐定型,舆图由图经的主体变为志书的附录，之后文字内容成为方志最为重要的呈现面，沿袭传抄前志舆图的现象渐渐增多，甚至有些方志开始不附舆图。

《铁冶志》与明代遵化铁厂钢铁冶炼技术

明代傅浚将遵化冶铁厂冶铁、炼钢和经营等活动编成《铁冶志》(1513—1514)。该书是世界首部钢铁业专著,可惜原书在国内未见流传。近年有学者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发现《铁冶志》清代抄本。将《铁冶志》的文字记载与田野考察、实验室分析相结合,发现遵化铁厂冶铁竖炉的水平截面接近长方形,继承了燕山地带辽金时期竖炉技术;使用反射炉脱碳,发展了灌钢技术,接近于近代苏钢工艺。遵化铁厂的钢铁技术、大规模冶金活动的管理和运营能力在15—16世纪仍然保持世界领先。遵化铁厂大量消耗木炭引发燃料危机,限制了钢铁技术和产量的进一步发展;钢铁生产囿于传统的知识体系、社会生产体系和市场体系,未能形成突破性发展,带动社会生产力全面进步。这是明清时期传统技术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

孟子的话语理解观——“以意逆志”新解

本文认为,《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反映了孟子的话语理解观。其中“文”指文字,“辞”是话语,“志”是符合道德的思想意图。整句话的意思是不能因为文字的局限而妨碍对话语的理解,也不能因为话语的局限而妨碍对君子意志的理解。“以意逆志”中,“意”和“志”都具有道德含义,“以意逆志”作为一种话语理解方法,要求听话人以符合良心义理的思想认识去理解、揣度他人的语用行为,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和伦理学意义上的类推法则在话语理解方法上运用的必然结果。

潮州方志之发展与创新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演至唐宋元明,体例渐趋完备,自后历代承先而创新有之。潮州为中国一定之区域,故其《志》亦随风而有所发展,惟因世变时移及战乱所扰而佚而毁没,所传世至今者不多,致世多不知潮州方志究有多少?最古者如何?笔者乃试就残存文献予以初步探索,终得隋《潮州记》至民国《潮州志》共二十八种之发展史辙,并略试探其发展与创新之略焉。

《汉志》杂家“入兵法”初探

班固于《汉志》杂家类下注:“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兵书略》与杂家密切相关,也是正确理解杂家书“入兵法”的重要切点。周秦以来战争和军事日渐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子皆言兵的客观实际下兵书与诸子的界限日趋含混,这就导致了兵书与诸子书的划分也愈加模糊。部分兵书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取决于撰者的主观意识和态度,即诸子可入兵家,兵法亦可入诸子。古之兵书虽人人皆可省览,但若某兵书仍有益于“当代”,或颇合于“当代”编制号令之法及其时行军之理,故朝廷既需著录藏书之盛之余,又欲秘而不宣禁人窥探,盖以其兵法入之于“杂家”注明“入兵法”,录之于诸子而废弃其军事属性,使其湮没泯然于众。

“伪造”天象与《隋书·天文志》的执笔意图——袁充相关史事辨析

在《隋书·袁充传》的记事中,太史令袁充上奏炀帝的诸条天象为“假托天文”、“变动星占”,即伪造。当时及后世均对袁充多有批评。但根据现代天文学手段计算,袁充上奏中可考的部分均基本符合史实,并非随意捏造。袁充上奏的天象为实,只是他避重就轻,粉饰占辞,以谄媚炀帝。其性质并非天象上的造伪,而是解释上的附会。同一天象,《天文志》与《袁充传》的占辞完全相反,这是由于《天文志》占辞为撰者李淳风根据占书推算的结果,而非当时太史监的解释。李淳风的执笔意图有两个方面:一是后见之明的不自觉解释,二是证明隋亡的天意及李唐的正统。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著录失误考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著录小说63部,其中错讹有误的33部。以按语的形式对王仁裕《金华子杂编》等33部小说依次进行考辨,再以列表的形式总结其小说著录失误情况。通过考察可知,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著录的错讹,主要体现为:误收、重出、作者有误、书名有误、卷数有误、人书不符、作者不实、作者残阙、著录模糊等。此外,五代著作断代,上限以后梁建立(907)为界,下限则根据作者实际情况,以其所处割据政权归宋的时间为限。

新见《宋天文书》本《步天歌》考

新见上海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宋天文志》十五卷,书后均附有一未见披露过的佚名撰《步天歌》。经考订,《宋天文志》实为北宋王安礼所撰《宋天文书》,而《步天歌》非原书所有,乃明人附录于后。校订考核《宋天文书》本《步天歌》,知其文本内容与通行《丹元子步天歌》迥异而自成体系,所记星官数符合陈卓定纪之二百八十三官,保留了较多三家星内容,其撰作时代当晚于隋唐之际《丹元子步天歌》,约在宋明之间。新见《宋天文书》本《步天歌》为理解《丹元子步天歌》的流传与影响,考察从三家星系统到三垣二十八宿体系的星官体系转型,都提供了重要材料。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鸟兽名实疏证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一书不仅能作为人文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而且亦可为考探古代自然博物知识提供丰富资料。通过图文互考、因声求义、志录佐证等方法,结合观察实践,文章考释了《志禽》、《志兽》二章中记载的“白鹦鹉”、“乌凤”、“翻毛鸡”、“水雀”、“猿”、“土麝”、“火狸”、“懒妇”、“石鼠”、“香鼠”、“山獭”11则与鸟兽名称有关的俗语词。

《汉志·诗赋略》分类问题之研讨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是现存最早的文学目录学文献,影响深远。但因其未有类序,分类标准不明,遂使后世学者歧见纷纭,言人人殊。要言之,古贤时彦有关《诗赋略》分类问题的讨论,不外乎文学、目录学及学术史三大视角。考察刘向、刘歆父子学术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更能深刻理解《诗赋略》所具有的文学、文献学以及学术史性质。

《隋书·经籍志》标点考校二则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经籍志·序》中的谢灵运、王亮、谢朏、任昉、殷钧等之"《四部目录》"、王俭之"《目录》",包括梁有之"《五部目录》",其书名号均当去除。《隋志序》相关叙述重在交代目录著作的部类变化,"四部目录"、"五部目录"意指将书籍分为四部或五部的目录,而非目录著作的称名。加上书名号,掩盖了《隋志序》原本叙述目录部类划分的主观意图,使其目录学史料价值大打折扣。该版《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的最后"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中的"《史记》",其书名号亦当以去除为是。

从吕留良与黄宗羲的《高旦中墓志铭》之争透视清初江南儒者习医

宋以后儒与医相通的现象增多,明清时期儒医的发展更是蔚为可观。儒士吕留良与黄宗羲也兼习医学,并且造诣渊深,对医学源流、治法治则,都有各自独到见解。他们与江南名医高斗魁(字旦中)皆为好友,但也因高斗魁产生分歧和争论,加速了友谊的决裂。故梳理吕留良与黄宗羲两人的《高旦中墓志铭》之争探究清初儒者习医、隐医、行医而带来的士风变化与医学发展。

中国古代的箭伤疗救及其文学书写--从《三国志演义》“拔矢啖睛”“刮骨疗毒”说起

箭伤是古代军将必须直面的创痛。古籍中关于军将箭伤的记载与中国外科医术以及中医药疗法密切相关。"刮骨疗毒"是较早有确切文字记载,治疗箭伤的骨科病灶清除术和扩创术的应用案例,在后世流传甚广。小说《三国志演义》以"刮骨疗毒""拔矢啖睛"等情节,成为箭伤文学书写的经典之作。通过对《三国志演义》中箭伤叙事有关箭伤的历史记载进行细致分析,进一步梳理古代箭伤疗救的医药文化与文学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