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般若“即色义”的内涵及相关问题

魏晋佛学名家支遁提出的般若“即色义”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但因为直接史料的匮乏,其含义一直众说纷纭。全面分析支遁的存世文献,发现般若“即色义”具有三层含义:色由于因缘无常、不能自有,有事用却是空(“色即为空”);色毕竟有事用,并非断灭虚空(“色复异空”);证悟般若要求以“凝神”状态打破“色”“心”二执,既超脱于色的事用,也不执迷于般若本身。“即色义”中色、心二分的思维结构不仅构成了支遁诠释“逍遥新义”的理论基础,还深刻地影响了其弟子郗超的般若空观。支遁“即色义”已然十分接近僧肇的般若中观理论,“色即为空”便意味着“缘起性空”,但“色复异空”不同于“缘起假有”,只是强调了色的事用。

支遁初次游历建康时间考辨

支遁是魏晋玄学与玄释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其本人的生平却不甚清晰,如支遁初次游历建康的确切时间,目前学界尚未取得一致性意见。结合支遁与王濛、何充等名士的交往经历进行考证,可知支遁在出尘后游历建康,则其初入建康应在公元338—342年之间,而离开建康的时间则有公元342年、343年、345年三种可能性,从目前证据来看,支遁于345年以后离京的可能性较大。

《曹沫之阵》与传世军事文献合证两则

《曹沫之阵》中的两处字词释读,经合勘两种出土文献传本,与传世军事文献合证,得以解决。一是上博简本“■”是“■”的讹形。安大简本作“■”。所在简文可与《司马法·定爵》相关文句合证。旧读“敦”虽然合理,但要理解为“信”。二是上博简本“■”是一种带有“人”形饰笔的“鱼”字讹形,与“备”形近。安大简本作“■”。所在简文可与《左传》成公十六年相关文句合证。当读为“虏”。又据“鱼”“备”形体易混,可揭《玺汇》2562号印文当为“鱼(䰻/渔)玺”。

支遁与东晋士人交往初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世说新语》一书关涉佛迹之处甚多,其所记僧人与士人的交往尤其令人瞩目,这为考察佛教对东晋士人的影响提供了路径。支遁在以会稽郡为核心的区域与东晋前半期的名士交游宴集,其形式以人物品题和谈玄论理为主。士人对支遁谈玄的激赏和对所谓“支理”的追捧表明在东晋前半期,佛教对士人来说只是一种可资清谈释玄的全新资源,其义理对他们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生活尚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论支遁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东晋时期,大量佛经出现了汉译本,佛经对汉地本土文化的浸润加强。作为东晋高僧,支遁的诗文不仅在题材层面容摄了佛与菩萨之行事等,对佛经诸法空、禅定思想的容摄更已深入到核心的主题层面,其五言赞则容摄了汉译佛经赞的五言形式,显示出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初期阶段的特征。支遁诗文容摄佛经有力地开拓了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道路,确立了后世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格局。

论孙绰的“以玄对山水”

孙绰所提出的"以玄对山水"美学命题,在理论内涵上,既融贯玄释,又贯穿于山水创作之中,从而沟通了人生哲学、宗教情怀与文学创作。具体地说,一是吸收了郭象的"适性逍遥"的玄学思想,形成出处同归的人生哲学;二是接受了支遁的"即色游玄"的佛学思想,表达离尘绝俗的宗教情怀;三是融合玄释,模写山水,构建了"山水—悟理—化情"的结构模式。

论支遁“小顿悟义”对晋人审美人格境界建构之影响

自先秦以来,儒、道两家均非常重视对“成人之道”这一实践方法、途径与过程的探讨,并分别都将“圣人”人格境界化、审美化了。但最终没有明确说明“凡人”成“圣”的现实可能性和必然性,更没有自觉地对审美人格“修为”过程进行“渐修”和“顿悟”的深入理论分析与区别。而自支遁首倡“小顿悟”之说,再发展到道生的“大顿悟”之后,便最终以宗教哲学的话语形式统一了中国哲学和美学自先秦以来儒道两家审美人格培养之实践中原有的“渐修”和“顿悟”两种倾向,并将其系统化和理论化,且“顿悟成圣(佛)”的理论对晋人建构审美人格境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支遁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交融中的学术史意义

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相互交涉和激扬的思想背景中,在与名士公卿交游清谈的学术环境下,具有名僧与名士双重特征的支遁在般若学上立即色义,在庄学上创逍遥义,在魏晋学术发展史进程中表现出过渡性的特征并成为关键性的一环。支遁即色义的理论水平介于僧肇不真空论和道安本无义之间,在玄学的影响下部分的掌握了般若学的原理;其逍遥义则是在般若学的影响下对庄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原来意义上庄子逍遥游,又不同于向、郭"援道入儒"所创建的具有儒学底色的庄子注中的逍遥义。支遁二重性的精神人格和知识结构使其成为在学术界引领时代潮流的旗帜。

支遁生平事迹及影响

东晋名僧支遁以对佛道理论研究精深,长于清谈而闻名一时。他与谢安、王羲之、孙绰、许询等名士,寄情山水,论道谈玄,极为相得,相关轶事广为流传。支遁的生平事迹及其高深的玄学思想、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对后人影响很大,这在他们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佛教对中古论说文的沾溉与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佛学经论对中古论说文的辐射与影响,以支遁、僧肇、刘勰的作品为分析对象,揭示了佛教影响论说文体的途径与方法,三人作品代表了中古论说文的最高成就,分别以"支理"、"肇论"、"文心"来指代。佛教对论说文的影响,在"支理"体现为:标新立异的耸听效果,论注参体的形式选择和条分缕析的论说方式;在"肇论"表现为:论序共纪的形式创新,"假致疑难"的论证方式以及华实相扶的语言追求;而"文心"则集中表现为"以兼为主"的论文观。具体来说,《文心雕龙》做到了辨体上论与说的统一、形式上理与辞的统一、创作上"弥纶群言"与"研精一理"的统一。

支遁集成书及版本考论

现存支遁集属明人据《高僧传》等辑出支遁诗文的重编本。明嘉靖间杨氏七桧山房抄本和皇甫涍刻本是存世较早的两种版本。两本在篇目、卷第和正文文字等均存在差异,遂形成支遁集的两种版本系统。冯氏抄本和刘喜海味经书屋抄本总体而言不具备杨氏抄本之外的版本校勘及文献价值。明末吴家騆刻本据刻自皇甫涍本,又经校订而存在底本不误而误订之例,不宜作为底本使用。校勘整理支遁集,应以皇甫涍本为底本,以杨氏七桧山房抄本为参校本,似不必考虑现存支遁集的其他版本。

雪芹脂叔去晶姑妄言

《姑妄言》写天启、弘光朝阮大铖、马士英、姚泽民等统治者家庭的奇淫极秽兽行,是祸从“天启”、归恶于上。是以明骂清的谤书,诛伐雍王朝。作者署三韩曹去晶、评者署古营州林钝翁。三韩、营州实乃一地,即今辽宁朝阳。从字法讲曹本字二东下日,东中日加下曰,是晶。去晶,惟余曹端之林。曹林共体与《红》体仁院相同体/本一人,仁/二人。《姑》《红》观点不是偶合,而是谋而后合。令人疑去晶或是雪芹族叔脂砚斋?相关资料奇缺,只是大胆假设,尚待小心求证。

也论《世说新语·文学》之文学观——附论支遁在《世说·文学》中的形象

《世说新语》之"文学"门,可明显地分为两部分,即学与文。"学"是指博学经典子史,"文"则更多地与现代概念的文学相一致,表现出"纯文学"的特征。而从"学"与"文"所涉及到的一些审美概念来看,此二者又有一定的交叉性,这或许能解释"文学"门中"文学"的含义。支遁在"文学"门并不涉及纯文学形象的范畴,而这种形象很可能会影响到后人对他文学成就的评价。

对徐志摩的再认识——试论茅盾的《徐志摩论》

文章结合徐志摩的诗文和个人生活经历,对茅盾的《徐志摩论》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深刻剖析了徐志摩思想、行为,进而得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认为其为爱国的纯情诗人。

审美观照下的“红楼悟”——论白盾先生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

自20世纪50年代起,白盾先生就开始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至今已50余年,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和研究体系。以白盾先生的研究著作《红楼梦新评》、《红楼梦研究史论》、《名家解读红楼梦——悟红论稿》、《红楼争鸣二百年》及其相关论文为研究资料和对象,从审美系列主题、原作家与续作家的评价、人物品评、就脂论脂与就程论程等四个方面解读白盾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审美体系以及所体现的独特意义。

支遁五言诗赞之维摩诘形象论析

《维摩诘经》《般若经》从宗教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将佛教由出世转为入世。藉助玄学、玄谈,二经在中土相辅而行,为两晋僧侣所弘传,为两晋士人所接受。支遁不仅大力宣讲《维摩诘经》,而且革新传统赞体,首次以五言诗赞维摩诘及诸菩萨,用诗歌展现维摩诘辩才无碍、亦玄亦佛的人格,为士大夫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内圣外王的人生范式。在支遁笔下,维摩诘以智巧方便自由往来于世间、出世间,既享有人世荣华富贵,又远离三界诸种烦恼,恬愉适性,栖神不二入之境,呈现出截然不同于苦修僧侣的自由开放的魅力人生。基于此浓郁的情怀,支遁宪章维摩诘,视处世间为出世间,活跃于其时清谈场上,以达成其构建士大夫佛教之弘法目的。

文物视域下的西晋洛阳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

一、文化遗迹与西晋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1.三临辟雍碑20世纪30年代初,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内的东大郊村,发现了西晋咸宁四年(278)所立的"辟雍碑"。这是我国晋代文物中具有国家政治意义的重大发现,具有无比珍贵的文化史价值。该碑碑首、碑身两个部分由一件整体的石灰岩凿成,高332厘米,宽110厘米,厚30厘米。其中碑顶魑首,碑额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碑"二十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