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论朱子对“格物”工夫的分说与会通——以“穷理”“择善”“致知”为考察中心

在不同的情境下,朱子对“格物”工夫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当立足于形下世界时,他认为“格物”便是“穷理”,其目的在于明事物“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当立足于形上本体时,他认为“格物”便是“择善”,其目的在于明自身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当立足于本体之发用时,他认为“格物”便是“致知”,其目的在于确立“应接事物”的光明“主宰”之心。在朱子看来,“致知格物,便是择善”。因此,“穷理”“择善”“致知”三者之间名异而实同,皆可会通于“格物”。由此可以澄清朱子的“格物”工夫,既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修养论的意义。

殷纣“炮烙之刑”释疑

殷商“炮烙之刑”重点在“炮”,原意为烧杀,它与辽的“炮烙之刑”重点在“烙”,即灼伤,是不同的。殷纣的“炮格之法”是殷商“炮烙之刑”的一种具体执行办法,即在用薪或焦炭烧死人前,加入了罪犯在圜木(而非铜格、铜柱)上行走的娱乐成分。殷纣的“炮格之法”,惩罚的并不是自由民,它对外惩罚诸侯反叛者,对内惩罚有怨望的百姓。

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物”的中介性:朱熹“格物致知”思想新探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以强调“物”的中介性以及“格物”作为一种中介活动为其根本特征。天理作为万物的普遍本体,必须要通过“物”作为中介才能被主体加以把握。“物”关涉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实践,“物”与“心”基于“理”的普遍贯通而具有内在的关联与一致性,从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格物致知”作为“心”与“物”之间循环往复、交织过渡的实践活动,最终指向对于“物”在“理”之“所当然”的整体性秩序中的生成。

从《苗药质征歌》看苗族传统医药文化的特点

苗族传统医药文化是一座内涵丰富、价值巨大的资源宝库。以简短的《苗药质征歌》为例,可以总结出苗族传统医药文化具有“病因毒起”“药以味分”“技用歌传”等特点。苗族医药歌诀不仅是苗族传统医药文化的主要载体,还是苗医治疗规程中的重要仪式工具。基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歌诀参与的仪式治疗对病患康复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苗族传统医药文化面临发展困境,需要更多有识之士参与传承和保护,其蕴含的文化精髓值得更多研究者来共同发掘。

“德性之知”的认知思想研究

"德性之知"是张载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内涵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张载试图用德性之知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别用格物致知和涵养本心的修养工夫来实现德性之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程朱与陆王的工夫论,可知其内在机制与宗教信仰相似。它通过强化人们对天理的信念,最终达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德性之知具有如下认知特点:首先,它是一种为理学思想服务的认知,其次,其内在机制与宗教心理相类似,最后,它的实现需要体和悟两个过程。

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延展与活化——朱熹格物补传意义的再诠释

朱熹以其理学思想为旧本《大学》补“格物致知”传,延展与活化了自孔子开创、荀子接续,但却又为后世儒家所忽视了的知识论传统,使得宋代理学作为“新儒学”,在内容和形式(方法)上都区别于传统儒学,从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朱熹格物补传意义进行再诠释,无疑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再发掘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完善。

清末国人科学观的演化:从“格致”到“科学”的词义考辨

随着西方科学的广泛传播,晚清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从清末国人使用的"格致"、"格物"、"科学"词语演变及词义差异中,即可看出当时国人"科学"观的变化过程。

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

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涉及到用格致之学包含的科学精神实现天人合一;用纲纪学说包含的人文精神解决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用修养学说包含的宗教精神解决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按照儒家这三种精神来解决三个方面的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

浅析《荷马史诗》与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的英雄形象

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同属于世界民族史诗之英雄史诗的范畴。本文拟从英雄人物形象分析这一层面入手,着重以《荷马史诗》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阿喀琉斯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的英雄人物——支格阿鲁为例,分析中西史诗的英雄人物形象。

贵州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研究

流传于贵州地区的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以长篇叙事诗体叙述和描写了天地初开后、远古大英雄支嘎阿鲁测天量地、治理天地、制定历法、射日射月、移山填水战胜强大的敌人、降妖伏魔、统一彝族地区等许多伟大业绩。史诗结构宏伟,情节曲折而神奇。内容包括远古彝族先民的文学、哲学、人类学、民族学、天文学、历算学、医药学及政治、经济、地理、美术、音乐、舞蹈、军事等非常丰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彝族古典文学。

夏的礼乐文明

夏对完善中华礼乐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禹即位之初,致力于完善了舜的礼乐制度,禘、郊、祖、宗四种祭祀历代先王的制度,实现了道统与血统的统一。禹在舜朝即主持了《韶》乐的制作,即位后,命皋陶制作《大夏》,以弘扬先王功德,巩固执政地位。禹统治稳固后,命皋陶增修《大夏》,扩充至九个乐章,也称《九夏》,宣扬禹治水的功绩实施礼乐教化,启也参与了此项工作,并因此最终继位。夏制作了《夏颂》,多佚,仅存《赓歌》。夏启当政前期弘扬禹乐,后期为追求享乐制作《万》舞,导致政权衰败。太康失去统治权,其昆弟作《五子之歌》,追思夏禹的训诫。夏乐在商并未断绝,并被周乐所吸收。周封夏族宗孙于杞。杞灭后,夏族南迁,成为南方少数民族。元结、皮日休曾补作夏歌诗,但大部分都不符合夏代音乐的实际情况。夏乐尽管文献资料很少,考古发掘不多,遗佚很严重,但对中华礼乐文明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地震学知识

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68～1654）和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1566～1610）都是明末西方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群中的两位，前者的《地震解》和后者的《空际格致》曾将当时欧洲的地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其内容包括地震的起因、地震的等级、发生地震的季节和时辰、地震之前兆、地震后的状况（灾情）、发生地震之地点、地震持续时间等等。文章将一一加以叙述，并加以评论，可见用“气成说”解释地震之成因并不正确．但是所言火山爆发、地下岩浆沿着地壳裂隙涌出地面，确为地震成因之一．至于所言地震之预兆和地震后之破坏情形（灾情）等，与令人所见大致相同，仍然值得令人参考．

探析《支格阿龙》中“鹰”“龙”的文化寓意

毋庸讳言,从生命科学角度讲,因为染色体的原因,"神人"支格阿龙不可能由"鹰或神鹰或神龙鹰"感孕而生;人也不可能由"龙"抚育成长。目前,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在翻译成汉语时或彝族后代在传承过程中,都把文本中的"dit氐"翻译或解释为"雕或鹰",这种解读有些偏差。史诗中让濮莫妮依感孕的"鹰"和哺育支格阿龙成长的"龙"分别象征什么?它要向后人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寓意?本文从生命科学角度窥探《支格阿龙》,提出"鹰"是男根的象征,"龙"与汉文化相通,是男人的图腾物之观点。以求文献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解读。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与明代政府藏书目之编纂

杨士奇等编纂《文渊阁书目》是以文渊阁藏书的收贮位置与顺序为书目著录顺序,而非以文渊阁所藏之书的书籍形态为准,其目的是"永远备照",以便于对文渊阁藏书的查阅,而非目录学视域下的部类划分。故而,《文渊阁书目》不可避免地要恪守文渊阁以"国朝"为尊与维护政权统治作用为搜访、收贮图书的原则,这也是对明初钳制异端维护政权统治的直接反映。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 ,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 ;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 ;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 ,削抑东宫势力 ;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 ,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 ,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 ,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 ,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齐己《风骚旨格》的诗学理论架构初探

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的《风骚旨格》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 ,他对诗的形式问题的关注 ,实质上是关注诗歌的文学性问题。齐己架构了一个关涉诗歌类型学、风格学、结构动力学、主题学、诗歌修辞学等诸多方面的诗学理论框架体系。其理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禅宗的影响。“诗有十势” ,是齐己的诗学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富于理论创新的部分 ,分析、归纳与探索了诗歌结构所构成的诗歌意脉 。

论沈曾植之词学思想——以王国维为参照对象

沈曾植虽著有以论词为主的专著《菌阁琐谈》及其他若干论词文字,但在现代词学史上,仍属于波澜不惊甚至被尘封的人物。在厘清《菌阁琐谈》一书原貌及重编情况的基础上,对其推崇晚唐五代的香弱词风,追求"险丽"奇诡的审美趣味做了细致的分析;对其注重词体声情搭配并从音乐的角度探索词曲演变的规律的相关论说也做了充分肯定;梳理了其与常州派代表人物周济、刘熙载等人的词学渊源。鉴于沈曾植晚年与王国维的密切交往,分析沈曾植之词学思想,时以王国维为参照对象,由此反映出新旧词学交替之际,词学思想的汇合与分途之轨迹。